梵蒂岡宗座圖書館于十五世紀中葉正式成立前，中國明朝于北京修造的紫禁城已落成多時，大抵奠定皇家藏書的規(guī)模。宮中插架雖富，卻屢遭劫難而大量佚失。滿人入主中國之后，不僅留心古今逸籍之搜羅，更踵其事而增華，無論專就歷代舊籍善本的鑒藏，前朝遺存文獻資源的重整，乃至各類御制欽定圖書的編修刊行，都不斷開展令人耳目一新的格局。
“梵蒂岡宗座圖書館珍藏”暨“明清宮廷藏書”特展正在臺北故宮博物院展出。展覽首度同時展陳西方與華夏歷史文化脈絡中的珍稀古籍。據悉，展出的重要古籍包括明嘉靖隆慶間內府朱絲欄重寫本《永樂大典》、清乾隆間武英殿朱絲欄寫本《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等國寶級文物。展覽將持續(xù)至7月16日。
永樂大典 明 解縉等編 明嘉靖隆慶間（1562- 1567）內府朱絲欄重寫本 國寶
全書正文約四億字，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及目錄六十卷，裝成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采“用韻以統(tǒng)字，用字以系事”的體例，輯錄中國十四世紀以前重要典籍，不僅是規(guī)?？涨暗念悤拗?，亦堪稱以“聲音”網羅一切資訊、知識的歷史文獻資料庫；降至清代，更成為乾隆皇帝發(fā)動纂修《四庫全書》文化工程的肇端?！洞蟮洹氛臼?，重寫于嘉靖、隆慶年間的副本迭經火災、兵燹而嚴重毀損散落，至今幸存于世者僅四百余冊，藏家莫不視為至寶。
明帝后像 絹本設色
“明清宮廷藏書”特展包含四個單元，展陳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明清皇家藏書中最富代表性的珍品：“稽古右文”先從朝廷對于主流學術的建構，帶出明清兩代最重要的文化大業(yè)；“嫏嬛蕓香”羅列遞經兩代內府珍藏的宋元精槧，再聚焦清帝對于古籍維護與收藏的態(tài)度及貢獻；“冊府千華”遍觀明清皇家修撰制作各類圖書的豐碩成果，并說明書籍如何成為宮廷禮制的一環(huán)；“清凈修持”反映皇城內外多元熱絡的宗教信仰氛圍，因緣具足，為后人留下制作嚴謹、氣象莊嚴的寶典。
清乾隆間武英殿朱絲欄寫本《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是舉世最大的叢書，收錄中國古代各領域圖籍菁華，并納入多種西洋傳教士參與撰述的科學著作，全面清理甚至建構含括傳統(tǒng)與當代特色的學術體系，集歷史意義、學術內涵、文物價值與毀譽聚訟于一身。
亞略巴古的丟尼修神學文集盎博羅削拉丁文譯本（局部） 十五世紀中葉 意大利 動物皮紙 原件展示 ? 梵蒂岡宗座圖書館
稽古右文
探究學術資源，推動文教建設，是古代盛世帝王的治國重點與政績標志。明成祖永樂年間敕修五經、四書“大全”等重要典籍頒行天下，程、朱理學不僅作為國家考試的標準，也牽動東亞鄰國的儒學發(fā)展。清初為鞏固政權，一則猶尊朱學為正學，一則逐漸展開對傳統(tǒng)知識與文獻的重新整理。圖書既是統(tǒng)治者的工具，也各自開創(chuàng)出重要的學術工程、文化遺產：《永樂大典》以音韻為線索，建構一座網羅天下事物的歷史資料庫；《四庫全書》則是依循傳統(tǒng)圖書分類模式，樹立中國古代知識體系與學術批評的新典范。
帝制時期，由官方主導的圖書搜訪、典藏或纂修，往往被賦予文化、知識、學術以外的角色，成為統(tǒng)治者鞏固政權合理（法）性和讀書人借以交換權力資源的工具。
大明會典 明 張居正、申時行等纂 明萬歷間（1573-1620）內府朱絲欄寫本
明代開國之初，確立尊崇程朱理學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永樂年間（1403-1424），禮部奉旨纂修刊印《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頒賜天下，讀書人必須遵循一定的方式說話、作文、思考；宋儒朱熹（1130-1200）和眾門生為《資治通鑒》編撰的《綱目》，因強調正統(tǒng)意識與綱常名教，成為君臣士子必讀之書，也是國家考選人才的圭臬。知識的邊界愈益狹隘，思想的活力也就逐漸衰退了。
資治通鑒綱目 宋 朱熹撰 明內府朱絲欄精鈔本
《大明會典》與《資治通鑒綱目》，皆采用“臺閣體”端楷濃墨精寫，包背裝，杏黃色暗花緞質書衣，書中鈐有“廣運之寶”朱璽，保留典型的明代宮廷陳設書籍樣貌。
康熙皇帝在順治承襲朱元璋（1328-1398）“圣諭六言”的基礎上，發(fā)展出圣諭十六條，旨在覺世牖民、教化百姓。雍正二年（1724）再逐條演繹闡釋，形成一萬余字的《圣諭廣訓》，并建立一套民間定期宣講的制度，直到清末。
圣諭廣訓 清 圣祖玄燁頒訓 清 世宗胤禛推繹 清雍正二年（1724）內府刊滿漢合璧本
淵鑒齋御纂朱子全書 宋 朱熹撰 清 熊賜履、李光地等奉敕編 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武英殿刊本
康熙圣諭其中一條為“黜異端以崇正學”。所謂“正學”，強調上接圣賢心傳、下續(xù)宋儒道脈；雍正則是將佛教、道教乃至西洋宗教皆視為異端?？滴跻环矫嫱谱鹬鞂W為正學，卻也展現(xiàn)自己對于朱子學術的新體認：在重新編校的《朱子全書》中翻轉前人每以太極、陰陽等門目優(yōu)先的模式，而是首重論學，其次四書、六經，接著才是性理、道統(tǒng)各類。另一方面，康熙朝編纂了許多有關漢族文化傳統(tǒng)的大書，也對文字、音韻作出里程碑式的建設?！犊滴踝值洹肥侵袊糯鷿h語辭書編纂史上，第一部以“字典”為名的字書，收錄近五萬字，規(guī)?？涨?。
清代內府刻印圖書，白紙印本量少，多用于宮廷陳設；黃紙印本較多，備供賞賜內外群臣。《朱子全書》與《康熙字典》皆為康熙朝內府雕版制作，采用潔白連四紙初印的陳設本。工藝精湛，觸手如新，品相上佳。
十六、十七世紀，也就是中國的明、清時期，東、西文化展開頻繁而廣泛的交流，傳統(tǒng)的知識、信仰體系也在一波波激蕩與會通之中，逐漸產生變化。
十八世紀纂修的《四庫全書》，共收錄六十二種西學著作（全書鈔錄三十八種，只存條目二十四種），其中包括康熙皇帝下令編訂的樂律學專著《律呂正義》。這部書最后一卷《續(xù)編》，是葡萄牙籍天主教耶穌會士兼宮廷樂師徐日升（1645-1708）用漢語介紹西洋音樂理論的著作，本名《律呂纂要》；后來由意大利籍羅馬天主教遣使會士德里格（1671-1746）編輯附入《律呂正義》。
《律呂正義續(xù)編》詳細介紹西方五線譜的編制方式，以及音高、音階、音符、音調、節(jié)拍等相關知識，最后用11則五線譜圖例，解說前面的樂理知識。五線譜傳入中國宮廷時，活躍于歐洲樂壇的，正是“音樂之父”巴赫（1685-1750）和“神劇之父”韓德爾（1685-1759）等巴洛克時期重要音樂家。
嫏嬛蕓香
“嫏嬛”相傳為天帝珍藏奇書之處，而古人或用蕓草辟蠹護書，故以蕓香雅稱書香。明、清兩代皇宮御苑典藏大量珍貴圖書，外界幾乎無緣親睹。盡管宮廷藏書多遭天災人禍而毀損散佚，世人猶能借由當時編制的目錄與鮮明的印記特征，想像昔日規(guī)模和傳世脈絡。這一單元除了展陳明、清皇室遞藏的善本秘笈，彰顯其珍稀性與學術價值，特別著重呈現(xiàn)書籍作為古物甚至如藝術品般賞鑒收藏的面相。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乾隆皇帝創(chuàng)建的“天祿琳瑯”善本特藏，造就中國古代宮廷藏書史上最輝煌的篇章。
明代宮廷藏書的概況與變化，可從二部書目略窺一二。十五世紀中期編訂的《文淵閣書目》，乃明初遷都北京之后，清查秘閣圖籍的總帳；共登載七千余部、四萬余冊。明代北京文淵閣屢遭火劫，中葉以降君臣或不重視藏書，管理亦漸失章法，“腐敗者十二，盜竊者十五”。十七世紀初，萬歷朝整編《內閣藏書目錄》時，僅得書二千余種、近一萬九千冊。
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 宋 晁公武撰 宋淳祐九年（1249）黎安朝袁州刊宋元遞修本
梅亭先生四六標準 宋 李劉撰 宋刊本
清宮藏書的來源之一，即是接收前朝遺存；惟于易代之際，書籍檔案多因殿閣被焚而嚴重毀損。少數(shù)傳世珍本，猶存兩代宮廷遞藏線索，難能可貴。例如宋版孤帙《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內鈐“東宮書府”九疊篆印，原屬明代皇太子所藏；另一部宋刻初印《梅亭先生四六標準》，還可見明“文淵閣印”，清宮重新裝潢后加蓋“避暑山莊”朱璽，化身為精雅的御苑陳設善本。
在中國古代宮廷藏書脈絡中，乾隆皇帝首創(chuàng)將“古書”納入“古物”的鑒藏范圍，“天祿琳瑯”也是他全面開展整理宮廷文物大業(yè)的第一塊拼圖。從乾隆元年到四十年（1736-1775），從御花園絳雪軒到乾清宮昭仁殿，幸獲入藏的善本，多被視為歷代古籍中的藝術品，同時賦予鮮明的皇家鑒藏特征。
欽定天祿琳瑯書目 清 于敏中等奉敕編 清乾隆間內府寫本
大學衍義 宋 真德秀撰 明初刊修補本
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存世數(shù)量最多的“天祿琳瑯”相關古籍。明初刊《大學衍義》是康熙皇帝首次南巡途中所得，乾隆年間重新覆以緞質書衣，首末葉鈐蓋“天祿琳瑯”小印與“乾隆御覽之寶”朱璽，保留乾隆朝善本特藏的裝潢樣貌。后來可能因為此書并非真正的宋版書而遭到撤出，移置其他殿閣。
孔氏六帖 宋 孔傳撰 宋干道二年（1166）韓仲通泉州刊本
嘉慶二年（1797），所有昭仁殿藏書因乾清宮火盡毀；迅速重建并續(xù)輯的“天祿琳瑯”特藏中，亦不乏精品。宋槧孤本《孔氏六帖》，紙墨勻潔、字體古樸、初印精好，歷來官私書目罕聞著錄，直到明初重現(xiàn)于內府，載入《文淵閣書目》之“盈字號第二廚書目”，可見在當時便已是珍稀秘籍。
宋版古書保存不易、流傳稀少，藏家往往秘不示人。明末江南藏書、刻書巨擘毛晉（1599-1659）“汲古閣”既富于搜藏宋、元珍罕善本，也發(fā)展出借重善書者影寫勾摹以保留版刻原貌的方式，形成所謂“毛鈔”、“影宋鈔”這一推進古籍傳播甚或鑒藏風氣的新品種。
算經七種 漢 趙嬰等注 清康熙間毛氏汲古閣景鈔宋嘉定六年（1213）鮑澣之汀州重刊元豐七年（1084） 秘書省本
乾隆、嘉慶兩朝征集的“天祿琳瑯”善本暨所編書目，秉持影宋鈔本“猶昔人論法書以唐臨晉帖為貴”、“精好實有遠過雕本者”，皆為之設置專屬門類，典藏陳設位階僅次于宋版、金版圖書，乃是從書法、紙墨等技藝層面彰顯影鈔本獨特的學術內涵和鑒賞價值。
清仁宗颙琰（1760-1820）為太上皇恢復“天祿琳瑯”舊觀后，也仿效其志，持續(xù)搜藏善本。凡有所得，除了重新裝潢，劃一題簽、函套規(guī)制，書葉亦改鈐“嘉慶御覽之寶”，以識區(qū)別。然而，嘉慶朝善本特藏未見完整書目傳世，已知有印記可證的書籍亦僅十余部；臺北故宮博物院典藏七部，大抵維持清宮裝潢原貌。
豫章先生遺文 宋 黃庭堅撰 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汪大本刊本
五經旁注 明 朱升撰 明刊本
五經旁注 明 朱升撰 明刊本
不僅藏書規(guī)模查無確數(shù)，此時入藏的書籍刻印質量與版本鑒別結果也難以和先前相提并論。廷臣審定為“宋版”的《豫章先生遺文》，其實是被刻意撤去跋文書葉的乾隆年間刊本；所謂“元版”《五經旁注》，僅就字體、紙張觀之，已明顯呈現(xiàn)明代中、后期出版品的特征。
光緒二十年（1894），適逢慈禧太后六旬壽慶，德宗載湉（1871-1908）在帝師翁同龢（1830-1904）提議下，全面清查宮中“天祿琳瑯”遺存書籍，進而延伸至整理其他殿閣藏書?！凹孜鐟?zhàn)爭”前、后，光緒皇帝諭令南書房翰林，將查出之宋、元珍本陸續(xù)移置景陽宮后殿御書房區(qū)，力圖重啟皇家善本特藏新局。
新刊唐昌黎先生論語筆解 唐 韓愈、李翱撰 宋蜀刊本
四書集義精要 元 劉因撰 元至順元年（1330）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刊本
光緒朝御書房特藏，不乏過往人間未見之本。例如《論語筆解》，乾隆年間纂修《四庫全書》時，館臣所見為明嘉靖間范氏天一閣刊本，而此際竟檢得一部南宋蜀刊初印本，精美之余，亦足資讐校。再如元版《四書集義精要》，四庫館繕校的殘本缺失十一卷；唯宮中另有舉世僅存的三十六卷完整本，早在康熙五十五年（1716）暢春園交下改裝后，便深藏大內近二百年。光緒皇帝一系列整理宮藏圖籍的舉措，固然已成皇家善本鑒藏之絕響，卻也為后人鑿開另一座學術礦藏。
冊府千華
明、清宮廷除了收藏歷代圖籍，用以推展文教建設，由官方主導的編輯出版活動，更是活躍。皇宮大內不乏專責纂輯刻印的單位，明代司禮監(jiān)與清代武英殿修書處，便猶如國家出版中心；其書品精美，裝幀雅麗，兼具歷史內涵與藝術特色，適足代表中國古代書籍制作技藝的巔峰。這一單元選陳明、清宮廷制作的重要典籍與帝王撰著，完整保留原有的裝潢規(guī)制；不僅可見將珍本影摹翻刻以廣流傳的實例，也包括個別作品反覆修訂成書的階段歷程，展現(xiàn)書籍的產制已被賦予更細致的意義，反映出皇家禮制運作的特殊面貌。
司禮監(jiān)原為掌理宮廷禮儀的內侍機構，自永樂七年（1409）起，奉旨承刻書籍，并保管內府書板。司禮監(jiān)所轄經廠刻書三百余種，多為維護文教治道所需，例如《古文真寶》乃明代皇室成員習詩作文的必備讀本，神宗朱翊鈞（1563-1620）尤其喜愛，嘗謂：“朕一切珎玩，悉屏勿御；而獨于是書，諷詠不忘?！?/p>
寰宇通志 明 陳循等纂 明景泰七年（1457）內府刊本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 明 黃堅編 明萬歷十一年（1583）司禮監(jiān)刊本
諸儒箋解古文真寶 明 黃堅編 明萬歷十一年（1583）司禮監(jiān)刊本
武英殿始建于明，原與書籍無涉；清康熙、雍正年間，始正式成為內府刻書專責單位，代表清代書籍制作工藝之集大成與最高水準?？滴鯐r宮中藏有“宋版”《四書集注》（實乃元末覆刊本），武英殿影摹翻刻，維妙維肖。據檔案記載，康熙五十六年（1717）四月十四日，“大太監(jiān)蘇牌勝交羅紋紙一萬四千張”，傳旨僅準用于印書；皇帝批示刷印“宋版四書”十部，儼然殿版精刻初印之限定本。
清代宮廷編纂圖書，深受帝君權力或其個人意志支配；而書籍的制作、裝潢、進呈、陳設等階段各有規(guī)范，共同形成皇家禮制運行的重要環(huán)節(jié)。
明通鑒綱目 清 舒赫德等編 清乾隆間（1736-1795）內府朱絲欄寫高宗御批稿本
乾隆皇帝熱衷修史，意欲獨攬史筆褒貶大權。即位初期，諭令史館輯撰《明通鑒綱目》，尤重史體義例，常在館臣進呈的底本上朱批改訂，再發(fā)回仔細黏簽勘正；書成后定名《御撰資治通鑒綱目三編》，旨在接續(xù)康熙御批綱目史事止于元末的志業(yè)。數(shù)十年后，乾隆并未將此書寫入四庫，反而要求比照后出的《御批歷代通鑒輯覽》重編，頗有悔其少作之意。
御批歷代通鑒輯覽 清 傅恒等編 清乾隆間（1736-1795）內府烏絲欄朱墨寫本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武英殿刊朱墨套印本
相較于斷代的《綱目三編》，《通鑒輯覽》則是一部綱目體通史；耗時近十年，收錄二千余條乾隆對于古今治亂得失的史事評騭，塑造新的史籍典范。編纂工作結束后，曾繕寫一部定本進呈（后來陳設于寧壽宮），再依此樣式上版刻印。無論是寫本或刻本，皆是白紙濃墨，開本宏闊，制作精良，在清代殿版圖書中屬于少見的“大”部頭書籍。
清凈修持
明、清兩代不乏嚴密的宗教管制措施，帝王在宮廷內對宗教的態(tài)度卻不盡相同；此一特色，亦體現(xiàn)于宮廷制作或典藏的相關書籍。明初皇帝較親近佛教，從御旨雕印藏經到內府繕寫佛經，所在多有；最具代表性者，即明成祖分建漢經廠與番經廠，專門從事漢、藏文佛經刊印。世宗、神宗篤信道教，不僅宮中法事頻繁，更有不少欽定道經科儀的典藏。滿洲人受鄰近蒙古影響而親近藏傳佛教，紫禁城內各式佛堂便多達四十余處；宮廷編纂刊印之滿、漢、藏各語文藏經佛典，也成為本院極富特色的宗教圖書珍藏。
大寶積經 唐 菩提流志等譯 明宣德五年（1430）內府泥金寫本
大寶積經 唐 菩提流志等譯 明宣德五年（1430）內府泥金寫本
大寶積經 唐 菩提流志等譯 明宣德五年（1430）內府泥金寫本
明代宮廷與佛、道二教互動熱絡。宣宗朱瞻基（1399-1435）曾詔華嚴宗高僧慧進（1355-1436）入宮主持鈔寫華嚴、般若、寶積、涅槃四大部經，系以金字寫在宣德磁青紙?zhí)刂浦蚰X箋上，工藝精卓，書法端秀；今僅《大寶積經》與《大般涅槃經》完整傳世，皆為本院典藏。
太上洞玄靈寶高上玉皇本行集經 宋 梓童帝君校 明嘉靖十年（1531）刊本
太上洞玄靈寶高上玉皇本行集經 宋 梓童帝君校 明嘉靖十年（1531）刊本
宣德三年（1428），由宮廷畫師商喜彩繪、沈度（1357-1434）鈔寫的《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剛智經》，雜糅儒、釋、道三教思想，圖像畫風與云南阿咤力教有關，梵文字體則是西藏流行的“蘭查體”，反映當時漢藏交流密切的風氣，也帶有明顯的密教色彩，是一部獨特的修法儀軌經孤本。
明世宗朱厚熜（1507-1567）篤信道教，愛好神仙方術，甚至在宮中置辦齋醮（即道場、法事）。嘉靖十年（1531）重刻的《太上洞玄靈寶高上玉皇本行集經》，乃道士齋醮必誦的經典。此本卷首保留了誦念《玉皇經》經文之前的“啟闕”（請神）文字，是一部可實際運用于齋醮儀式的科儀完整本。
（本文據臺北故宮博物院相關展覽資料整理。）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