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婭·葛林菲爾德：二十世紀初以來的社會科學

莉婭·葛林菲爾德

莉婭·葛林菲爾德（LiahGreenfeld），美國波士頓大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教授，民族主義研究領域最杰出的知名學者之一。為中國讀者所知的其主要著作有：《民族主義：通往現代性的五條道路》《資本主義的精神：民族主義與經濟增長》《民族主義與心智：現代文化論文集》等。其三卷本力作《心智、現代性和瘋癲：文化對人類經驗的影響》的中文版將于今年在國內面世。

一、科學和社會科學

不先理解什么是一般意義上的科學，就很難理解什么是社會科學，更無法對它進行評判?！翱茖W”這個詞本身并不能表達什么。遲至十八世紀，科學一直被當作是藝術的近義詞，兩者用于指代任何種類的知識；用來區(qū)分科學各學科和藝術各學科的標準或許是科學對現實的高度抽象。以此標準，藝術指的是如何做某事的實用知識，例如“愛之藝術”“政治的藝術”等等。而科學則指的是同一事物的理論知識，例如“愛的科學”和“政治的科學”。

然而，十七世紀現代物理學興起之后，科學的內涵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英語世界尤甚。今天，在知識的連續(xù)體（the knowledge continuum）中，科學占據了與藝術相對的另一極；藝術被認為是主觀的，在自身創(chuàng)造的世界中自成一體；而科學則被認為是經驗世界的知識體系，能夠準確地反映經驗世界。人們普遍認為科學是唯一可靠的，客觀而權威。該術語含義的變化反映了科學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出現了，它是特定的生活領域中某種既定的知行方式，它的組織方式令自己能夠持續(xù)產生這種類型的知識。為了與過去那些從經驗現實中產生客觀知識的零星嘗試相區(qū)別，今天的科學也被稱為“現代科學”，這種科學制度的方向是理解經驗現實。這一制度存在的前提預設是：經驗世界是有序的，其秩序是可以了解的、且本身值得被了解。歐洲中世紀時，上帝被認為是唯一值得被了解的現實，自然就沒人費心思去了解經驗世界。因此，科學制度出現的前提條件是重新評價了世俗與超驗的關系。十五世紀英格蘭的玫瑰戰(zhàn)爭之后，以世俗為本質的民族意識取代了封建社會的宗教意識，經驗世界驀然變得重要了。之后的一個世紀里，英格蘭將自身重新定義為了一個民族，將對經驗現實的系統審視隱蔽于皇室恩惠與社會名望的合力背后，從而使科學體制變成了吸引知識精英的磁石。

科學的目的是如實地理解經驗世界，這一目標為科學的逐步實現規(guī)定了一種方法，即最終被稱為猜想和辯駁的方法，又被稱為科學的方法（the scientific method）。它包括假設推論、邏輯組織、實證證明以及搜尋證據?？茖W的方法成為了科學規(guī)范架構的基礎。在科學方法的系統化應用中，自相矛盾、易于駁倒的假說不斷地被更好的假說所取代；這些更好的假說與相應的證據（即假說的真理內容）更加和諧一致，所產生的知識也更加深刻而可靠。盡管偶爾會有偏差，但與所有其他智力領域相比，科學知識的增長和進步從未停歇。這種進步不僅僅是一種愿望，而是科學實實在在、與眾不同的特征。

在十七世紀之前，關于經驗現實客觀知識的漸進進步是不存在的。換言之，科學并不存在，知識實際上根本沒有發(fā)展。對于那些在十七世紀以后會用科學來解決的問題（例如事物為何或怎樣如此的問題），人們的興趣轉瞬即逝；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也多采用與現有的現實信仰相契合的假想方式，而不是依靠實證證據。當科學制度形成，社會認可其目標為系統地理解經驗世界，它的規(guī)范框架是猜測與辯駁；如此一來，科學制度成為了逐步積累關于經驗現實的客觀可靠知識的首個必要條件。科學的制度化更是物質科學（即物理學）成立的充分條件。

然而，那些與現實的其他方面相關聯的學科，尤其是與生命和人類相關聯的學科在西方卻一直為公元前五世紀以來的哲學信仰所阻礙，未能順利發(fā)展；該信仰認為現實具有二元性，一部分是物質的，另一部分是精神的。在這段漫長的歲月之中，現實的心理或精神維度其實更為重要，但是在實證上難以觸及。其結果就是，十七世紀出現的現代物理學將物質定義為實證的和科學的，隨后又定義為客觀真實的。這就使得一切非物質的東西都被定義為理想的、超出科學探究范圍的，它們是主觀的，最終必是不真實的。盡管對生命的、特別是對人類的研究，其主題都是不可否認的真實，但是它們當中確實明顯包含非物質的層面，而上述對非物質的誤解就使得相關研究處于兩難的境地。要么這些現實中極其重要的方面根本無法用科學的方法考察，要么就只能研究它們的物質維度，但是只研究物質維度在邏輯上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生命研究和人類研究這兩個領域要么只能收集編排無法用科學解釋的信息（例如生命研究領域中的“自然史”這個任務），要么編撰形成完全無法被實證證明的推想猜測（例如人類研究領域中的“理論”）。與這些領域相關的經驗現實客觀知識的漸進進步，即這些領域的科學，是遙不可及的。

1859年，隨著達爾文《物種起源》的出版，生物學擺脫了這種本體論的陷阱。一切生命都通過自然選擇而進化，受到所有物理學定律的制約并在這些定律的前提下運行，因此在邏輯上與它們一致。這一理論使得生命被描述為自主現實，突破了精神物質二元論的障眼法，在現實中增加了至少一個巨大的維度：有機體。對于其主題自主性的認知使得針對生命的研究成為一個獨立的科學探索領域，即研究有機現實的科學。從那時起，生物學一直在飛速發(fā)展，各項成就薪火相傳、青出于藍，能夠經受得起越來越多實證的考驗。

二、研究型大學里的社會科學

二元對立的精神物質本體論造成了認知障礙，阻礙了一切不關注物質現實/物理學的科學的發(fā)展；然而，生物學創(chuàng)造出方法來規(guī)避了這種二元本體論，令與非物質經驗現實相關的科學活動和知識成為可能，針對人類的研究就包含在其中。發(fā)展與人類有關的科學已然具備了充要條件，然而不幸的是，隨后并沒有關于人類的可靠客觀知識接踵而來。失敗的原因是：二十世紀初，美國把社會科學納入了新成立的研究型大學的學科，并對其進行了制度化。

南北戰(zhàn)爭（1861-1865）后的半個世紀里，美國迅速成為西方世界人口最多和最繁榮的社會。在美國新成立的大學里，這種繁榮為許多名利雙收的學術職業(yè)創(chuàng)造了機會；大學迅速建立起了強大的官僚機構和專事培訓的研究生院，很快成為其他國家效仿的榜樣。研究型大學內部的官僚化和部門化并不會影響到精確的自然科學學科的進步，這些學科已經站穩(wěn)腳跟、快速發(fā)展了；但官僚化和部門化有效地阻止了與人類有關的科學的形成，它們非但沒有促進這種科學的發(fā)展（比如保護執(zhí)業(yè)科學家，令他們免受公眾輿論的壓力），反而在追求處于經驗現實核心位置的客觀知識之路上設置了重重障礙。

美國的研究型大學一般由兩個群體創(chuàng)建：一個群體是內戰(zhàn)后的商業(yè)巨頭，他們欣賞物理學和生物學的進步能夠帶來的潛在工業(yè)革命，渴望向科學進步投資；另一個群體是東海岸的貴族分子，他們是一些古老家族的后代，這些家族構成了早期殖民地和內戰(zhàn)前的傳統文化精英。后者在智力上并不成熟，對科學本身或科學史也沒什么興趣。他們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美國社會傳統結構的變化，這種變化是由越來越多的移民帶來的，尤其是因為其中那些來自非傳統上流階層的新商業(yè)精英（“新貴”）崛起了；文化精英們通常嘲弄地稱呼這些新貴為“斂財大亨”（robber barons）。傳統精英擔心這些變化會威脅到自己的社會地位；內戰(zhàn)前的生活方式令他們的社會地位變得合法，而新貴累積的巨大財富與這種生活方式毫無干系，他們認為這會造成許多社會問題，對社會整體是有害的。

1865年，傳統精英群體中的一些重要成員在波士頓成立了美國社會科學促進會（AAPSS）。根據該組織的章程，它的目標是幫助社會科學的發(fā)展，并且以最實用的手段引導公眾意見，以便推動法案的修正、預防和遏止犯罪、改造罪犯、提高公共道德水平、實施衛(wèi)生條例，以及傳播與經濟、貿易和金融問題相關的各種合理原則。章程進一步宣布，AAPSS將重點關注貧困及與之相關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富足而成功的、聰明而受過教育的、誠實和受人尊敬的人需要對那些沒能像他們一樣的人負怎樣的責任。促進會的目標是把對這些議題感興趣的團體和個人聚攏在一起，通過討論獲得事實的真相，消除疑慮、協調爭端，為妥善處理當今重大社會問題提供共識的基礎。

該章程在修辭上重申了傳統精英的權威地位，這種地位已經被獨立商業(yè)精英的崛起侵蝕了。聰明才智和教育程度被等同于誠實守信，章程故而暗示，聰明而受過教育的AAPSS成員早已掌握了社會科學。也就是說，在進行任何研究之前，這些成員早已知曉了與經濟、貿易、金融以及商業(yè)階層所持的社會責任相關的所有正確原則。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科學”指的并不是通過邏輯猜想和實證反駁來累積經驗事實中客觀知識的開放進程。相反，它指的是一種政治宣傳形式，由那些認為自己見解獨到、能夠“通過討論獲得事實的真相”的人來實施并支持。換言之，AAPSS意圖培養(yǎng)的“科學”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

AAPSS章程指出，社會科學所關注的問題從“作為食品的豬肉”到精神病院的管理不等。然而從一開始，就有兩個領域占據了主導地位：一個是經濟貿易和金融，包括國債、勞資關系及相關主題，反映了鄉(xiāng)紳階層社會批判對經濟的關注；另一個是教育，包括“大中小學里古典及科學教學的相對價值”。這里的“科學教學”指的是物理學科（生物學科仍方興未艾）的教學，此時物理學科還算新鮮事物；而古典教學，則指的是這些傳統精英們自己在大中小學里接受過的教導。當沒上過幾天學的商業(yè)巨頭們不斷取得成功，這種古典教育的形式業(yè)已喪失了一部分威望。因此，精英們堅持聲稱這些“非科學的”教育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無非出于保護自身地位的需要。

一年后，AAPSS與同樣成立于1865年的美國社會科學協會（ASSA，馬薩諸塞州慈善委員會的附屬機構）合并。ASSA的主要管理者、也是貴族改革者包括三位未來研究型大學的校長，他們將在這些新機構的創(chuàng)建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社會科學家們利用沒文化的商人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將其運用于解決自身對于地位的關注，即：雙方合作成立機構以推動科學的發(fā)展，而究竟什么能算作科學則由這些自詡的權威來決定。1876年，第一所研究型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成立，完全符合這些自詡社會科學家的利益；他們已經跟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一起，被視作科學界的成員。生物學領域的達爾文革命之后，科學在受教育階層中的聲望急劇上升，很快就趕上了宗教所獲得的尊重，并且確實將宗教甩在了后面?？茖W正日漸成為美國社會中最顯著的知識權威甚至道德權威，社會科學家自然樂于分享這種身份帶來的權威，他們中的許多人恰恰正是神職人員。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剛剛成立就實施了兩項舉措，充分體現了社會科學家的愿望：首先，將“社會科學”劃分為“學科”；接著，以物理學的學科為模板來建設這些學科。尤其后者幫助確立了幾乎不容置疑的雙重信念：一、令科學客觀的基本科學方法是量化；二、某個學科的科學性須與該學科產生的量化文本數量相適應（即學科出版物中使用量化符號的程度）。研究型大學中第一門被制度化為學術學科的社會科學是歷史學，具體地說，是經濟史。許多來自美國貴族家庭的社會科學家都曾在德國的大學里待過，在德國的文科院系里，歷史早已是值得尊敬的職業(yè)；因此，第一批美國大學教授十分樂意將自己視為歷史學家。反過來講，這些新歷史學家對經濟的關注依舊反映了他們社會批判的舊目標。1884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成立僅八年后，美國歷史學家舉行了第一次年度會議，并在年會上成立了一個專業(yè)組織，即美國歷史協會（AHA）。1885年AHA年會期間，一些歷史學家脫離了這個組織，成立了美國經濟協會（AEA）。幾年之后，一批美國最早的經濟學家又脫離了AEA，轉而成立了美國政治科學協會（APSA）。到了1905年，有些先前被認作經濟學家、更早時候被認作是歷史學家的人現在被當作了政治學家，其中一些人又退出了APSA，成立了美國社會學會（ASS），現稱為美國社會學協會（ASA）。綜上所述，二十世紀剛剛開始的時候，一群隸屬于慈善組織的鄉(xiāng)紳活動家和社會批評家已經催生了四門學術學科，將社會科學分成了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四類。

社會科學相對自發(fā)的裂變在性質上不同于物理學和生物學的專業(yè)化。對所研究主題理解的不斷深化促成了科學的專業(yè)化——早期研究中理論可能會與證據相矛盾，新的問題會接連提出，之前未知的因果關系會被發(fā)現?？茖W的專業(yè)化是伴隨著經驗現實客觀知識的進步而來的，并促進其進一步發(fā)展。與之相反，將“社會科學”分解成獨立學科的做法卻并不是出于科學的需要，而是因為社會科學家和研究型大學的管理者希望為自己和同事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機會。因此，整件事情本末倒置了。

在這個倒著走的科學過程中，第一步便是建立專業(yè)協會。專業(yè)協會的存在表面上證明了在大學開設院系的合理性；在這些院系當中，人們從事著被命名卻未被定義的專業(yè)，培訓著一代代的專業(yè)人員。然而，這些協會大多有助于官僚化，為既得利益者服務，對于促進對人類的真正理解毫無幫助。人類學和心理學這兩個專業(yè)歷史悠久些，它們獨立于社會批評，也并不關心沒文化的新貴對傳統精英地位的威脅。這兩個專業(yè)在研究型大學的形成期就被納入社會科學的學術圈，這種納入并沒有準確地反映兩者業(yè)已發(fā)展起來的專業(yè)身份，但是與它們各自的知識章程并不干涉，于是就被接受了。

從歷史學衍生出的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這三個學科，其身份和章程本應也在這個新生的體制環(huán)境中發(fā)展起來；這個制度環(huán)境與三門新學科一樣，都是由傳統精英重建自身政治和文化權威的強烈愿望造就的。對于新的社會科學人，這種環(huán)境能夠給他們造成吸引力，源于三個各自獨立的動機，這三個動機也是這些學科總是搞混自己的身份和章程的根本原因。首先，美國最早的這批社會科學家堅信自己比別人更了解社會是如何組織的，他們作為公序良俗和社會公平問題的專家，也是道德權威的掌控者，應當成為決策者的天然顧問，即使在社會科學分裂為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之后，這種信念依然存在。渴望被視為權威的擁有者和社會的天然領袖，這是第一個動機。

用馬克思的著名論斷來形容，所有這三個學科都持續(xù)吸引著那些對理解現實而不是對改變現實感興趣的人。然而，當科學在與宗教競爭成為特定知識和終極意義來源的比賽中獲勝，這種權威不再以上流社會生活方式為要求，現在這些人需要的是被承認為科學家。因此，社會科學的重點從“社會”轉向了“科學”，而且如前所述，“科學”被理解為“像物理學和生物學那樣”，而不是“任何類型的知識”。渴望獲得科學家的地位，這是吸引人們從事社會科學的第二個獨立動機。這一動機也是經濟學學科崛起的主要原因。經濟學明確地以物理學為榜樣，主要體現在它以量化方式來表達想法，充分體現了未來的經濟學家普遍想在社會領域與物理學家和生物學家在自然領域占據同等的地位。然而，社會科學家對自然科學和科學的性質知之甚少，只知道物理學和生物學正在產生與其主題相關的權威性知識，卻并不清楚這種知識權威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像其他外行一樣，他們從外行的角度發(fā)現科學實踐的一大特點是使用數字和算法，這是一種深奧的表達語言。他們于是得出結論：正在興起的科學哲學人文學科側重于調查與推論的科學方法，科學知識與其截然不同，應當使用數字和算法來表達。雖然盡可能地量化研究對象是這三個新生社會學科的主要特點，但經濟學走得最遠，大力發(fā)展量化體系，用構建思想的外在模式來替代研究的真正方法。在建立學科專業(yè)地位方面，這一做法行之有效——這一量化體系最終使經濟學成為排他領域，一個講著旁人不懂的語言的秘密社團，并使其成為社會科學之王，具有相應的政治影響力。政治學和社會學也非常關注自己的科學地位，它們采用的定量方法和表達方式在維護其科學地位方面也頗具價值，但是這兩門學科都沒有達到經濟學所享有的權威水平。

新學科對其科學地位的培養(yǎng)令它們將自己的學科史視為科學史的一部分，即：對現實客觀知識的逐步漸進累積，以及對知識各構成要素間因果關系的更加準確而完整的理解。接著，人們相信社會科學就像物理學和生物學一樣，是建立在非系統（因其非科學）的悠久傳統之上不斷演進和飛速發(fā)展的。盡管有海量證據可以反駁，這種說法仍然持續(xù)存在；它吸引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從業(yè)者的原因是他們的第三個動機——對理解人類經驗現實抱持的濃厚興趣。這幾個學科的學生對社會科學的說辭堅信不疑，熱切地全盤接受導師推薦的方法論訓練，同時將導師身上的意識形態(tài)觀念和激進傾向視作個人偏好而排除。在社會科學誕生以來的一百五十年間，這些社會科學的理想主義者為該領域大多數重要學術成果做出了貢獻。與此同時，由于心理學向來堅稱自己關注個人、與其他社會學科截然不同，它回到了它在自然科學中的本源，致力于研究動物的大腦，將人類心靈的謎題留給了哲學家。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關注點都與心理學不同，例如：歷史學幾乎從一開始就被該學科內部專注于自我提升的創(chuàng)始成員拋棄了，早早就退出了社會科學，進入了人文科學的領域，其學術主旨就是單純研究學術，而不是獲得任何社會權威。在人類學中，專業(yè)的權威性以及它是否應當被認作科學的問題也遠不如在社會科學的上述三個核心學科中那樣重要。人類學家在那些深刻影響他們的實地調查中已獲得了足夠的滿足，盡管這些研究對于他們本人社會地位的提升毫無助益。正如生物學興起之前的自然史一樣，歷史學和人類學這兩個學科和杰出的社會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個體一起，無疑為與人類有關的共同知識庫增添了寶貴的信息。但是這些信息并不是按照科學的邏輯組織的，其本身不能刺激知識的發(fā)展，故而也不會導致理解上的進步。科學本質上是一項齊心戮力、持之以恒的事業(yè)，沒有具體思維和行為方式等制度的幫助是難以實現的，這些制度條件與現今研究大學里的那一套截然不同，至少在與人性相關的主題方面。那些社會科學學科和學者們的貢獻類似于杰出人才的個人洞察，在物理學和生物學出現之前間或捕捉到了物質或有機現實的某個方面，但是他們沒能建構起來任何東西。當他們研究的東西恰巧迎合了公眾的興趣，這樣的文化歷史時刻便是他們的最大意義之所在了。

公眾的興趣隨著歷史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化，導致社會科學不斷轉換方向；時髦的學科和理論突然失寵，新學科和新理論則猝然進入，這使得任何累積性的進步都不可能產生。例如，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和冷戰(zhàn)使極權主義成為政治學的主要焦點，并激發(fā)了政治學中蘇聯學這一分支學科的產生。1991年，蘇聯解體了，無論是蘇聯學還是政治學研究都不再與政策制定者有什么干系，數以百計的政治學家被迫選擇新的研究主題，從而產生了民族主義研究、轉型研究、民主化研究和全球研究等新領域。與此同時，許多知識分子對西方社會本來不滿，種族滅絕的大屠殺讓他們的不滿情緒顯得合情合理，這就使得社會正義的意識形態(tài)從對經濟結構（如社會經濟階層）的關注轉向了對身份（如種族、宗教、性別和性取向）的關注，這種轉變尤其影響了社會學。美國社會學及后來的全球社會學隨即成為研究“本質主義”不平等的學科，也就是說，研究的是建立在被賦予的身份之上的不平等；這取代了社會學長期的主要研究對象——社會分層。作為一門學科，社會學聲稱自己擁有辨別這些不平等的權威，并能夠引領大家消除這些不平等。同樣，女性主義、酷兒和其他次生（從屬）理論視角也經常被列入社會學理論課的教學大綱，規(guī)定了人類現實應該如何被解釋。這些理論反過來又激發(fā)了與非裔美國人、拉美裔（Latinx，以前叫作拉丁裔美國人）、婦女、性別和性相關的一系列新項目和新院系的產生，這些新的項目和院系在全美國都被認為從屬于社會科學學科。在學術界之外的文化精英看來，種族和性的多樣性是政治章程上最重要的議題，他們相信相關研究能在不同身份的族群之中實現平等；正因如此，大學在政治上變得依賴于社會科學，以此來維持文化精英的青睞。這反過來又保護了社會科學在大學中的地位，在STEM學科（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難以大量吸引女性和少數族裔（猶太人、東亞和南亞人除外）從事的情況下，社會科學仍能獲取到大多數外部資金。相比之下，既無經濟效益又無政治效益的人文學科則缺乏這種保護。

從一開始，在經濟學科自創(chuàng)的權威領域里，該學科就在兩種理論和預設立場之間搖擺不定；兩者都繼承了十八到十九世紀的政策和哲學論爭。一個是古典主義（或曰自由主義）的立場，常常被誤認為是由亞當·斯密確立的，該立場主張自由貿易和競爭以及市場的自我調節(jié)。與之相對的另一個立場是由弗里德里?！だ固卦凇秶艺谓洕鷮W體系》（1841年）一書中提出的，鼓吹國家干預和監(jiān)管，通常是以保護性關稅的形式。到了二十世紀，干預主義的方法被稱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以英國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名字命名。冷戰(zhàn)結束后，古典主義理論以“經濟全球化”的名義來推廣，而與之相反的干預主義方法則被稱為“經濟民族主義”——這一事實頗具諷刺意味，因為從歷史上看，經濟全球化正是那些最具競爭力的國家表現其經濟民族主義的方式。經濟學在兩種理論之間的搖擺廣泛地反映了世界主要經濟大國地位的上上下下：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初，美國崛起了，成為保護主義最堅定的代表，可是在二戰(zhàn)之后卻立即轉而成為自由貿易的主要倡導者；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中，中國也經歷了類似的發(fā)展，經濟實力幾乎上升到世界的主導地位。

社會科學的各學科沒什么發(fā)展、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在自己的范疇內累積關于現實的客觀知識，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它們所關注的東西并不是它們自己的；如前所述，隨著更大社會范圍里外部利益的不斷變化，社會學科的關注點也隨之轉移。但是社會學科能夠通過創(chuàng)造表達這些利益的語言，以及通過在這些利益背后放置科學權威，將它們呈現為客觀而“真實”的，從而大大強化這些外部利益。一旦外部社會利益與社會科學專業(yè)的自身利益不斷呼應，就能夠讓社會科學發(fā)揮出了巨大的影響力，直接影響美國的立法、執(zhí)法、媒體、中小學教育和政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洲其他國家、歐洲和澳大利亞。在西方社會思想的悠久傳統中，“社會學科”作為最強大的社會力量脫穎而出，其威力幾乎全部來自于名稱。組成了社會學科的那些支離破碎的努力所蘊含的知識意義一直是相當有限的，全取決于美國社會的文化影響力。然而二十一世紀以來，東亞和南亞（如中國和印度）在世界文化、經濟和政治中的影響越來越大，這表明社會學科研究的那些大工程與西方之外的社會毫無干系。這些學科號稱自己具有權威性，卻因為排除了客觀性而永遠無法像精確的自然科學學科那樣成為人類的共同遺產。在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初的西方思想史上，社會學科盡管有些影響力，卻只會被當作一段插曲而銘記，最終完全失去在思想上的意義。

“社會科學”這個詞顯然來自歐洲，代表關于人類的科學。在歐洲，對有關人類的客觀知識進行系統性的探索，這一觀念從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甚至更早開始就有了。由于作為科學的生物學還不存在，這門科學必然是通過與物理學進行類比來構思的，它的確也被孔德稱為“社會物理學”，后來又改稱為“社會學”（sociology）并沿用下來，強調研究社會是出于管理當代情感的必要。與被制度化為醫(yī)學專業(yè)的精神分析學和心理學不同，這種新的綜合性人類科學關注的是超越個體之外的人類是什么，而將人類個體留給了終極生物科學，即孔德在自己的科學哲學中突出論述的“有機物理學”。產生這種妥協可以理解，但它卻危及了人性科學的未來，因為人們并沒有意識到事物的稱謂意義重大。

三、創(chuàng)建人性科學的早期嘗試：涂爾干和韋伯

二十世紀初年，法國的埃米爾·涂爾干和德國的馬克斯·韋伯這兩位歐洲思想家采用了“社會學”這一名稱，來稱呼他們都準備研究的這門關于人類的綜合科學。涂爾干認為，這門新科學的主題是自成一體的獨有現實，如同生命本身一樣自治而自洽，盡管存在于按照物理學或生物學規(guī)律運行的環(huán)境中，卻不受這些規(guī)律的制約。韋伯不如涂爾干那樣明晰，但他也清楚地認識到人類研究領域的自治性；若非如此，邏輯上就沒有理由讓一門關于人類的科學與物理學和生物學比肩獨立存在。涂爾干認為社會學本質上是關于制度的科學，他將其定義為人類生活各個領域中的集體思維和行動模式（包括集體心靈表征），例如在家庭、市場或立法機構中表現的那些模式。而在韋伯的構想中，社會學研究的是主觀上有意義的社會行為，即由行為人構思或者設想的行為。因此，對于二人來說，社會學都是有關象征性現實的科學，盡管涂爾干關注集體層面的象征現象（今天一般稱為“文化”）而韋伯則強調個人層面的象征現象，即人的心靈。出于歷史原因，涂爾干并沒有使用“文化”這個詞，但韋伯在決定選擇“社會學”這個詞之前曾打算把自己研究的項目稱為“文化史”。

社會學既是有關象征性現實的科學，又是有關人類各個領域的文化和心靈的科學，它必然與歷史交融、不可分割。無論是涂爾干還是韋伯都認為脫離了歷史的社會學就相當于脫離了數據的自然科學；因此，美國研究型大學及依其模式建立的所有學術機構的組織方式在二人看來都毫無意義。當然，機構的學科細分諸如政治、經濟、家庭、宗教、科學、法律等等是必要的，涂爾干也考慮過這個問題，他認為政治科學、法律史和人類學都是“社會學學科”（sociological sciences）或者社會學的子領域，就如同遺傳學和生態(tài)學是生物學的子領域、無機化學和力學是物理學的子領域一樣。韋伯則研究了政治、經濟和宗教中的意義建構，對他和涂爾干而言，將社會學視為多個獨立自足、各自為政的“社會學科”中的一個，無異于將生物學與其他生命科學分開對待。

然而，無論是涂爾干還是韋伯都沒能為他們所設想的人性科學闡明一個邏輯上合理的研究方案。“社會學”這個稱謂誤導了他們。該稱謂將注意力導向社會，意味著人性本質上是社會現象，對人性的本體做出了假設卻沒有分析。然而稍加思索就能意識到：社會是眾多動物物種的共同屬性，它是生命的必然結果，顯然屬于生物學的范疇，社會學應分屬于生物學學科，所有不熟悉生物學的社會學家通常都沒有資格成為社會學家（社會科學其他學科同理）。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獨立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它假定研究的現實與有機物質現象的不可還原性。涂爾干的論文明白曉暢、有理有據，然而集體表征的存在并不能解釋社會學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誰能想象出一個比蜜蜂群落更加嚴格構建、更加明顯地受不可變更的共同集體表征支配的社會生活嗎？集體表征怎能為人類所獨有呢？韋伯所謂之主觀意義同樣也不是充分條件——并不是因為他找到了證據來證明，關涉他人行為的動物社會行動建立在主觀意義上，而是恰恰因為他找不到這樣的證據：主觀意義既然主觀，就使得它不能為他人所理解。我們需要的是將人從動物世界中分離出來的定性正面證據，能夠實質性影響所有人類生活的東西，生物學根本無從插手。上述兩位思想家的知識背景使他們遠離了這種證據。

盡管涂爾干明確闡述了他所關注的現實是自成一體的，他并沒有致力于研究這種現實的性質。他只關注人類的社會現實，但這種對社會的強調掩蓋了人類的獨特性，讓人搞不清楚為什么心理表征在他的思想中會如此重要。涂爾干對心理學的態(tài)度讓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導致他極力堅稱社會學只關注集體表征、不關注個人“想法”，并認為社會學與當時的心理學和精神病學毫無共同之處，后兩者主要從生物學出發(fā)，側重研究大腦這個器官。法國的涂爾干需要處理他與那些質疑社會學科學資質的科學家們之間的關系，而德國的韋伯面臨的困難則主要與哲學有關：為了推行他的研究計劃，他需要把自己置于唯物主義和理想主義的爭論之外。如前所述，唯物主義被認定為現實的領域，所研究的也都是經驗科學。盡管行動當然屬于現實，但韋伯的興趣主要在對動機和思想進行實證研究；而哲學家們會認為動機和思想都是理想的，能被直覺感知，卻很難用實證來研究。韋伯因此宣布行動是社會學的主旨議題，但他將“行動”定義為包括行動和不行動——既公開又隱蔽、既主動又被動，既包括決定行動（即通過行動公開表達思想）又包括決定不行動——所有這些對行動者都具有主觀意義。盡管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韋伯產出了大量作品，但這個策略實際上并不成功。韋伯的社會學研究通常被解讀為是對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理想化回應。與其說韋伯是位理想主義者，不如說他是位唯物主義者。他對非實體的思想和物質現象（如：人口、自然資源、死亡）都感興趣，但是興趣僅限于思想和現象對相關行為者的意義，即這些思想或現象與個人頭腦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它們是如何被反映和解釋的。而人的心靈隨時充滿著來自外部的思想，時時刻刻都與涂爾干所研究的集體意識相聯系。涂爾干所謂之集體表征與頭腦相互作用，就產生了韋伯社會學研究的核心對象——主觀意義。

社會學的這兩位創(chuàng)始思想家都認為社會學是一門專門研究人類精神現象的科學。不幸的是，“集體表征”和“社會行動”這些意義模糊的新術語對大家來說意味著很多東西，以至于兩位思想家都沒有意識到他們的研究其實有著密切的聯系。在他們各自國家主流思想趨勢的影響下，他們無法清晰地命名自己研究的主題，也不能確鑿恰當地分析該主題的性質，或是令人信服地論證為什么只有這個主題值得人們?yōu)樗⒁粋€與物理學和生物學并駕齊驅的獨立新學科。與此同時，美國強大的既得利益者業(yè)已阻礙了這一新學科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