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為什么要研究中國史

近期由中西書局出版的《日本學者明清賦役制度史研究》（[日]鶴見尚弘、吳滔、陳永福主編）收錄了日本明清賦役史領域最重要、最具影響力的研究成果共27篇，包括山根幸夫、巖見宏、小山正明、鶴見尚弘、谷口規(guī)矩雄、濱島敦俊、山本英史、岸本美緒等人的相關研究成果，涉及明清賦役制度改革等內容。對于夯實并推動國內明清賦役史研究，這本書具有重要意義。書中收入了一篇訪談，受訪人是山本英史，采訪人是佐藤仁史。二人在訪談中回顧了20世紀中葉以來日本的明清賦役史研究，也談及中國學者的探索，以及明清史研究中的史料問題，等等。在這篇訪談最后，兩位學者談到了另一個問題：對于日本人來說，中國史研究是什么，為什么要研究中國史？以及，如何思考全球史流行之下的“地方”。這是一個挺有意思的話題，從“他者”的問題和對話中審視自身，于中國讀者和研究者而言，也是具有啟發(fā)的思考。

中國史研究的出發(fā)點

佐藤：最近，我經(jīng)常思考的是，對于日本人來說，中國史研究是什么，有著怎樣的意義？

中國史研究的出發(fā)點是從日本的殖民統(tǒng)治開始的，與政治緊密關聯(lián)，如華北農(nóng)村慣行調查所代表的那樣，是從占領地、殖民地統(tǒng)治的現(xiàn)實必要性出發(fā)的。而且支撐這些的理論是停滯論，就像剛才提到的那樣，日本學校制度中的東洋史就是為了支撐這個政策而建立起來的學科。戰(zhàn)后，中國史研究則是從對侵略以及殖民統(tǒng)治的贖罪意識出發(fā)的。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這個世代對于中國史研究的動機應該怎樣概括呢？您覺得呢？老師當然不是從贖罪意識以及馬克思主義史學出發(fā)的。老師您是帶著怎樣的問題關心來研究中國史的呢？對于日本來說，中國史研究又有著怎樣的意義呢？

山本：哪一個學術領域都存在被稱作“〇〇史”的東西，其主要目的是去分析過去而確認研究對象的發(fā)展過程。這些對通過時間先后順序去理解現(xiàn)在的研究對象非常有效。從某種意義上講，目的意識明確，不需要為“為什么研究”這個問題去煩惱。但是，這與本來的歷史學研究還是多少有所不同。

所謂歷史學，跟我們應該如何去看現(xiàn)實世界，如何通過歷史去理解這些有著非常大的意義。但是，“〇〇史”的話，往往是已經(jīng)對自己生活的世界有一個定論，然后追溯過去去確認定位的。

典型的就是依據(jù)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經(jīng)濟史。它不是依據(jù)中國歷史進程而追求理論，而是馬克思主義這個不動的理論已經(jīng)存在，然后如何把這個理論套用定位到中國歷史的進程中去。但是，這和我們本來的歷史學還是不同的，從贖罪意識出發(fā)也是如此，先有了“中國社會不是停滯的社會”這樣的結論。

因為研究目的非常明確，反過來說也很有做的價值，實證去證明這個事情本身也很有意義。但是，這是本來歷史該有的樣子嗎？我覺得不是?！艾F(xiàn)狀認識規(guī)定歷史”，也就是說歷史是從屬于“現(xiàn)狀認識”的。年輕的時候我也在不自覺中做了很多“目的意識明確的”研究。但是，內心卻感覺無趣。

我認為，歷史學從這種桎梏中解放的今天，不以這些框架為前提，通過對現(xiàn)實存在的理解，可以看見很多東西。不被意識形態(tài)所束縛的歷史研究，某種意義上講不聚焦，不知道自己為什么要做這件事。但是，不是說把焦點放到我為什么要做這個研究上就一定能夠正確地理解歷史。這種認知困難是切實存在的。關于為什么要研究歷史學這個問題，如果設定一個“為什么要研究”作為前提就無法研究歷史學的話，“為什么要研究”這個問題提起本身就變得沒有意義了。

佐藤：比如，日本人研究日本史的動機非常好理解，與自己的民族意識、自己本身形成這個問題是直接關聯(lián)的。并且，可以通過歐美歷史中也有值得學習的地方作為前提來把握。到現(xiàn)在為止，日本人還有著很強的“脫亞入歐”的精神影響。但是，對中國，政策需要、現(xiàn)實需要、贖罪意識等動機更多被提起。對這些動機抽絲剝繭去剖析時，中國史學習的意義又是什么呢？當然，有很多備選的答案。在人員流動和文化交往中，中國非常重要，是離日本最近的大國，對日本有著直接影響等地緣政治學觀點的答案能夠被想到。迄今為止，文化等廣義的范疇中，也有日本同在這個文明圈中的理由。但是，每一個說明都有些力不從心。至少無法勾起現(xiàn)代日本年輕人的興趣。

如果脫離中國去思考這個問題，比如，為什么對阿拉伯世界感興趣，為什么對非洲感興趣等問題，因為感興趣這樣的動機已經(jīng)足夠且重要。如果沒興趣根本不想去知道。

山本：這是一個非常難的問題。研究外國史這個問題是一個永遠的課題。另一方面，因為你是日本人所以要研究日本史這種想當然的想法，也有著進一步商量的余地。

佐藤：至少日本學生，抱著這樣的動機選擇日本史專業(yè)的人很多。

山本：我也知道是這樣。那么，為什么要研究西洋史這一個問題，不但從明治時代開始，其實現(xiàn)在也都還沒有弄明白。西洋史的研究者對研究西洋史的意義是怎樣回答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佐藤：研究法國地方歷史和想要研究中國江南史，我認為大致相同。如果說到和日本史之間的關系，感覺是很遙遠的世界。

山本：研究西洋史的人很少把歐洲全域作為對象，各自對比如英國史、法國史、德國史等根據(jù)個別地域對象進行區(qū)分。為什么以這個國家為對象呢，學生給我的反饋是：“我讀了那個國家的文學作品，或者去旅行時接觸到了古跡，對此產(chǎn)生了興趣。”這是比較單純又直接的表白。但是，作為專業(yè)的研究者，這樣說的話就沒有太大的說服力。

那么，我們?yōu)槭裁匆灾袊鵀檠芯繉ο竽?？像剛才所說的那樣，中、日兩國歷史上關系很深厚，距離很近，影響力很大，等等，可以列舉很多理由，但是如果僅僅是這些，那么其他的東亞國家都可以。所以中國還是具有其他國家所不具有的魅力。

為什么要研究中國這個問題，我個人觀點很單純，就是因為非常有趣。以前開始就是鄰居，相處很長時間，但到現(xiàn)在也不是很了解，身形龐大卻粗中有細，感覺他很放得開但卻很愛面子，在我看來簡直就是個“奇怪的人”。而且，又無法搬家，所以以后還必須要相處，所以沒辦法當作看不見。對于這個鄰居，會產(chǎn)生“為什么他會這樣做”諸如此類的興趣，這就產(chǎn)生了想要了解這個人的欲求。“秋深感哀悲，鄰人將何為” ，這首俳句就非常能代表這種心情。

另外，不該被忽視的還有，在我們覺得中國是“奇怪的人”的同時，中國也覺得我們很“奇怪”。如果我們以逆向思維去比較思考我們日本人為什么覺得中國人很“奇怪”，為什么覺得日本人不會采取像中國一樣的行動模式，中國某種程度上可以當作與自身作對比理解的“一種鏡子”。從這個層面來看，對于日本人，中國是再好不過的鄰居。

佐藤：因為我也有時會想到“鏡子”這個表現(xiàn)形式，聽到您和我有同樣的想法，我增加了不少勇氣。無論以哪個國家為對象，看到觀察中的自己，為什么我們要有這種目光這個問題本身非常重要。

“歷史綜合”科和中國史

佐藤：這幾年，全球史的呼聲很高，所以在高中也開始了一種叫作“歷史綜合”科的新課程。  通過“地方”“國家”“地域”“全球”的多層性、多角度的解釋方法備受重視。特別是從高中教育的現(xiàn)場去考慮的話，這里“地方”的前提是我們的周邊地區(qū)。我覺得把周邊地區(qū)作為前提是因為可以實際去田野調查或現(xiàn)場調查。但是，外國史研究中的“地方”，對于更多人來說是非常不熟悉的存在。所以，如何在“歷史綜合”科中去考慮這個“地方”呢？

山本：“歷史綜合”科是世界史和日本史一起教的意思嗎？

佐藤：是的。內容從18世紀開始。也就是說，用全球化的角度去把握和現(xiàn)在有直接聯(lián)系的近現(xiàn)代史。

山本：如果這樣的話，無論如何都是以日本的現(xiàn)代化為話題的中心。那么，像以前一樣的框架范疇中的西洋近代社會形成，明治以后日本的西洋文明開化肯定是要學的。在這里，亞洲的歷史基本上就被排除了。

佐藤：結果，就變?yōu)椤拔鞣經(jīng)_擊”。提起和亞洲的關聯(lián)，侵略、戰(zhàn)爭、殖民地統(tǒng)治還是會被作為焦點。當然這些知識的確有必要知道。但是，考慮中國史時，中國的近代是很晚才開始的。那是因為明清時代的制度、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等，在某種意義上已經(jīng)是一個完成的形態(tài)，因此中國異常艱辛地清算這些。對其完全不去了解就開始學習近代，結局就好像西方?jīng)_擊才帶來近代化一樣，變成一種隔世的認知狀態(tài)。中國如果不從長時段去進行把握是無法理解的。

山本：說從全球化去理解，但實際上，前近代中國對日本產(chǎn)生的影響將完全被舍棄。

佐藤：的確是這樣。就是要通過“世界史探尋”科學習的意思吧。

山本：不需要我們刻意強調，中國的律令制度以及儒家、佛教對日本文化有著無法估量的影響。“歷史綜合”科的話，這些將全部消失。

佐藤：只是用“歷史綜合”科的范疇，無法被說明的東西有很多?！暗胤健?，比如像以日本的多摩市和町田市為出發(fā)點的歷史還相對比較容易分析。但只是用近現(xiàn)代的范疇把江南的縣或城鎮(zhèn)、四川巴縣跟民族、地域結合起來，是非常困難的。

山本：只要是從對于中國的興趣關心，也就是“好奇心”出發(fā)的話，其實研究哪個地區(qū)都可以。但是，正因為想把它做到普遍化所以才難，而且也不知道普遍化到底有怎樣的意義，更不知道普遍化是正確還是錯誤。而且，做到哪個地步為止可以普遍化也是一個問題。再者，外國人去做要耗費大量精力。

我覺得正因為歷史研究的目的模糊不明確，反而可以從理論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也覺得自由地去研究、不被指責是最好的。而且，到這個年代，你研究這個問題有什么意義這樣的責難也減少了。就在這之前，研究的意義經(jīng)常被說起。我的前輩中有一個人，說中國史要是有封建制就好了，如果有封建制，就會有資本制，也會產(chǎn)生社會主義，所以主張一定要找到封建制。但是如果帶著這種心情去研究中國史就太枯燥了。歷史經(jīng)常被稱為科學，但我現(xiàn)在認為并不是這樣。我反而覺得歷史不應該被隸屬于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