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只是一種法律紙面上的許諾，讓人們?nèi)テ疵分鹱约旱膲粝?；但夢想則像彩票一樣，只在想象它的時候覺得甜美，兌現(xiàn)不了則只是令人失望
陳寅恪先生早年曾自稱“為不古不今之學”，他“不欲所為之學關乎今日之事”的緣由在于，今日之事切己太甚，作為一個歷史學家，往往不能壓制自己強烈的私人情感，因而至于總是會在研究中間附己意，最終難以取信于歷史。
陳先生初出此言時絕沒有料到，幾十年后，他所寫的《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突破了早年汲汲嚴守的樊籬 ，更有甚者，他著意撰著了與近代中國歷史關系甚大的家史——《寒柳堂記夢》；陳先生沒有料到的另一件事是，如果說早年 所為“不古不今之學”造就了他作為歷史學家享有的盛名，他晚年的著作就使他進入了思想家的行列，尤其在那一個“萬馬齊喑究可哀”、“更無一個是男兒”的時代，相形之下，他憑借這些帶有強烈主觀色彩的著作，陡然成為一個踽踽獨行的巨人！
與陳寅恪先生不同的是，對于“今日之事”，托克維爾卻一直持有一種“一以貫之”的立場，他從來沒有把他自己和歷史分開過，既不認為自己可以獨立于那曾在的歷史，也不懼怕飽含著激情走進自己正在經(jīng)歷的歷史。
早年的《論美國的民主》和晚年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所述都是與他自己，與那個時代的人，不，與所有我們處于這個近代以來的社會歷史中的人息息相關的事情。它對于那遼遠的，“煙波浩渺信難求”而又似乎不能對我們每個人的生命產(chǎn)生切膚之痛的過去沒有什么興趣，那樣的過去決不可能映入他的眼簾。在這個意義上，他的歷史著作其實都是歷史哲學或者說政治—實踐哲學的著作，他所關注的毋寧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的生存樣態(tài)。他總是能夠走到風起云涌、洶涌澎湃的歷史偉大事件背后，去翻查它所展現(xiàn)出來的人性的各種善好與暴虐的方面，并殫精竭慮地尋求人類的自由和人性的完滿。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的《回憶錄》就并不只是廣博見聞、臧否人物之書，也不僅僅是對一次波瀾壯闊的偉大歷史 事件——1848 年革命——作一個總結(jié)。在《回憶錄》中，他既是兼有評判意味的觀眾，又是參與了全部事件的演員，正因為如此，他有時候放棄了歷史學家的職責，他沒有全面而完整地搜集材料以使事情原委更加明確，更有曲致，他甚至采取了近代以來第一人稱小說的敘述方式，一切論述以“我”的親身經(jīng)歷為經(jīng)，以“我個人”的內(nèi)心思考為緯，這非但沒有使這部回憶錄變得很狹窄，正相反，這恰恰提升了他的思想深度，從而使這段歷史的記述超越了作為“純粹歷史”的品格，而躍升為對于 普遍的人類歷史和人性的思考。
偉大的個人的心靈史是歷史上紛然雜陳的歷史事實的內(nèi)在精神與本質(zhì)，同樣，也是使處于歷史當中的人超出歷史得以可能的前提。
托克維爾（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近代法國重要的歷史學家、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他出身貴族世家，經(jīng)歷過五個“朝代”（法蘭西第一帝國、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法蘭西第二帝國）。前期熱心于政治，后來主要從事歷史研究，主要代表作有《論美國的民主》、《舊制度與大革命》。
革命時代的一個孤獨的漫步者
偉大的歷史人物遭遇一個偉大的歷史事件是他的幸運。但是，不幸的是，所有偉大的歷史人物在歷史上都是寂寞的。 托克維爾的寂寞與盧梭的寂寞有些相似，我們甚至可以說，托克維爾的《回憶錄》就是革命時代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思錄。
與托克維爾的孤獨相比，波德萊爾在《巴黎的憂郁·人群》中所描述的置身于人群之中的詩人的孤獨，多了一份清閑 、狂熱與自得、迷醉，但卻少了對于道義和更高人性的探尋的焦灼；相反，盧梭的孤獨多了一份刻意、畏縮與對人群的恐懼， 而少了一份進入到一個偉大歷史事件當中的沉著與堅毅。但是職責與生活當中充塞的各種忙碌都驅(qū)趕不了托克維爾的這種孤獨感。
在與那些上至總統(tǒng)、議員，下至士兵、市民與鄉(xiāng)親的交往過程當中，無論是自己一次次侃侃而談地發(fā)表演講的時候， 還是聆聽議員的議論的時候，無論是在和同事聚餐、共商國是的時候，還是深更半夜獨自躺在自己的臥室中，無論是在槍林彈 雨、唇槍舌劍中，還是在踽踽獨行、長夜一空之時，托克維爾都是孤獨的。
一方面，他的孤獨是他對于眼前發(fā)生的一幕幕有了更為沉痛、剴切的思考；另一方面，他的孤獨又并沒有使他與時代 、與歷史限隔開來，倒是孤獨推動他躍入歷史的情境，深味處在“我們時代的撲朔迷離的局面呈現(xiàn)的混亂容貌”背后的深刻的人性內(nèi)容。
西方古典文明的現(xiàn)代繼承人
由于貴族出身帶來的各種信念，托克維爾不可能是 1848 年革命的參與者，但他也絕不是 1848 年革命的破壞者 。革命之后他由于一個更高的原則而真誠地擁護共和制政府，在之后的歲月中，他一直為維護共和制而鞠躬盡瘁、全力以赴。 他也不是這次革命的旁觀者，他自始至終以一個算得上非常重要的角色經(jīng)歷(erleben)了這次革命，經(jīng)歷(Erlebenis) 使他有可能對這次革命有更為深入的思考。
山雨欲來風滿樓，革命尚未來臨的時候，他在好幾次議會演講中已經(jīng)有非常真切的預感。盡管他對于革命的真實緣由 ——“不久，將是有權者和無權者之間的政治斗爭。大戰(zhàn)場將是所有權，而各種主要的政治問題將圍繞以多大的深刻程度改變 財產(chǎn)所有權展開爭論”——的認識入木三分，深刻無比，但他顯然對于因為這個理由而出現(xiàn)一場革命感到非常遺憾。他認為，有些不負責任的理論家想方設法叫窮人相信，人的貧困不是天意使然，而是法律造成的結(jié)果，只有通過階級斗爭，奪取政權， 依照窮人自己的意志重新制定法律，才能消除貧窮。這是革命的直接動力。
有不少批評者因此而批評托克維爾，認為他不公正地對待了那些窮苦的階級成員。這些批評者固然有其并非完全不成 立的理由，但是我們注意到，托克維爾區(qū)分開了兩個概念：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在他看來，自由、人的尊嚴、人的德行、個 人的自我完成，這些評價標準是人類存在的最高標準。階級斗爭是人從對于財富的欲望以及對于自己可憐的現(xiàn)狀的痛恨中升起 來的野蠻的烈火，而只有通過政治斗爭才能完成確保人的自由這個神圣的任務。
這種自古希臘以來就賦予個人的人性完成的觀念在托克維爾身上可謂是根深蒂固，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 ，托克維爾是西方古典文明的現(xiàn)代繼承人。
時間并沒有使我們更聰明
帶著西方人古老的人性夢想，托克維爾觀察了幾次革命的過程。越是深味革命的本質(zhì)，越是接觸革命事件中更多的細節(jié)，他就越是失望。他沉痛地寫道，他本來以為這次革命是 1789 年革命的繼續(xù)，但他最終發(fā)現(xiàn)，它們是同一場革命。
時間并沒有使我們更聰明。革命固然有其深刻的原因，但這也促成了一些使人驚奇而恐懼的即興發(fā)揮。國王的逃遁， 議會里的吵吵嚷嚷、議而不決、各據(jù)山頭、黨同伐異，革命者的義憤填膺、不能自制，只有充滿仇恨的激情，而毫無有活力的 激情，諸如此類。一切那么生動活潑，又是那么依稀相識。這一切都是法國人慣會表演的“把文學精神移入政治”所產(chǎn)生的后果，政府和革命者雙方都像文人那般對政治進行判斷，而沒有一個人是真正的政治家。
托克維爾的矛頭不僅指向別人，他也常常調(diào)轉(zhuǎn)矛頭指向自己，對自己做了大量深刻而尖銳的反思。當然，托克維爾也并不全是失望、震愕。在很多人身上，包括博蒙夫人、奧爾良公爵夫人、拉莫西里埃將軍、喬治·桑、士兵以及從全法國趕來 支援巴黎的人身上感受到了真正的革命活力與人性的善良。托克維爾的反思不僅針對其他人或者他自己，事實上，他已經(jīng)在反 思法國人的民族精神，而一個民族的民族精神常常最赫然醒目而又巨細無遺地表現(xiàn)在革命這樣的事件中。
托克維爾反復申說：“我并不想寫 1848 年革命的歷史，只是努力追述我在這一革命當中的行動與想法，以及我對這一革命的印象?！眰€人處境和視域的有限性使他的視野很狹窄，妨礙他公正地評價這一事件，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這種 狀況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托克維爾能夠在某些方面深入思考下去，而且是在某些最為重要的方面。
政治家的德行
托克維爾在《回憶錄》中是以政治家的身份登場的，在那些歲月中與他朝夕相對的是政治家。那些政治家，包括國王 、梯也爾、路易·勃朗、布朗基、路易·波拿巴、迪福爾，在他回憶錄中無不有栩栩如生的記載，但托克維爾的目的不是簡單 地頌揚與諷刺他們，而是直指政治家這一職業(yè)的神圣性要求。
自馬基雅弗利以來，政治家的個人德行問題被棄置一邊，從此，政治問題與倫理問題似乎是兩個毫不相干的問題，而 在政治學鼻祖亞里士多德那兒政治學恰恰是倫理學的一門應用科學。
韋伯較早地反思了這個問題，提出了政治家的個人德行問題。二十世紀的大多數(shù)政治哲學家無一不把這個問題當作政 治學的主要問題——甚至當作核心問題——來討論。事實上，托克維爾的回憶錄已奪韋伯之先聲，以大量的篇幅和隨意點染的 方式指出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政治家的德行不是指制造理論的能力，蠱惑、鼓舞民眾的能力，結(jié)黨營私、爭權奪利的能力， 甚至也不是息事寧人的能力，而是對人性的洞悉，對自由的愛好，對人的尊嚴的崇敬，對于真正的政治目標與政治責任的把握 。政治家的德性不僅僅在革命期間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更重要的是在和平時期培育一種公民精神，使政治的激情不至于為其他激 情所取代。
在兩次革命之間，“像法國人在政治激情方面要有理論家為他們的非理性行為找理由一樣，各俱樂部也不斷地在內(nèi)部 忙于召開民眾集會，以制造可以配合他們今后的暴力行動的原則”。這種所謂的政治是對真正的政治的褻瀆與拋棄。托克維爾 甚至因此而痛斥布朗基、索布里等為瘋子。
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開篇說：“在這次戰(zhàn)爭剛剛爆發(fā)的時候，我就開始寫我的歷史著作，相信這次戰(zhàn)爭 是一個偉大的戰(zhàn)爭，比過去曾經(jīng)發(fā)生過的任何戰(zhàn)爭更有敘述的價值?！币苍S 1848 年革命遠不如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有價值，所 以托克維爾等到革命全部結(jié)束之后才動手寫作以反思其全部過程。但是，托克維爾的反思所得出的很多結(jié)論或者開啟出來的思 考方向并不比修昔底德稍遜風騷。
他們都看到了一點：在人類或者民族內(nèi)部發(fā)生過的各種暴行，過去就發(fā)生過，而且，只要人類的本性沒有發(fā)生根本的 改變，它將來就還會繼續(xù)反復發(fā)生；只要人類存在，人的天性就會一次又一次戰(zhàn)勝正義和法律的脆弱約束，讓我們陷入對人類 本性深深的悲觀之中。同時，也在考驗我們作為個人在面對人性的卑劣時，是準備去修繕、完善，還是聽任與放縱？！
尼采說，他把修昔底德看得比柏拉圖更高，因為前者并不歧視人或者事物當中一切獨特的東西，相信他們每一個都能 夠給人無限的感覺和無偏見的快樂，而他的目的就在于發(fā)現(xiàn)這些獨特而引人入勝的東西。我們同樣可以把這樣的贊美放在托克維爾的《回憶錄》上。（文/王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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