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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鐘山洞到紫霞洞:南京的三十一小洞天

第三十一小洞天“鐘山洞”是一處長期隱而不顯的洞天。自唐代被納入洞天福地體系后,鐘山洞在唐宋時期穩(wěn)定地處于道教知識圖譜中。

導言

第三十一小洞天“鐘山洞”是一處長期隱而不顯的洞天。自唐代被納入洞天福地體系后,鐘山洞在唐宋時期穩(wěn)定地處于道教知識圖譜中。但彼時鐘山籠罩著濃厚的佛教氛圍,鐘山洞并未受到足夠重視。鐘山洞真正開始揚名與明初南京城市政治地位的轉變密切相關。明初傳奇人物“紫霞真人”周顛、開國功臣劉基、高道劉淵然等人在紫霞洞及周邊居留、活動的傳說與事跡,使得紫霞洞從名稱到敘事都被深深嵌入了明代政治話語。及至清代,紫霞洞之名逐漸取代源自洞天福地傳統(tǒng)的“朱湖洞”,清中后期紫霞道院的建立加速了這一進程。此后以紫霞道院為核心的紫霞洞景觀建設逐步展開,晚清紫霞道院道士劉一谷等已躋身南京文士和道壇交游圈的核心。鐘山洞的新變基于民國年間中山陵修筑過程中所進行的改造,加之紫霞湖的建設,湖洞相依的地理結構使之成為消暑勝地。在南京現代城市旅游景觀中,鐘山洞一度占據了一席之地。

一、鐘山仙洞

鐘山位于南京城東側,東西長約七公里,南北寬約三公里,山勢略呈弧形,弧口朝南,是一座巖層向南傾斜,傾角較大的單面山。面積約二十平方千米。鐘山的三座山峰并列似筆架,主峰北高峰海拔約448.2米,東有小茅山(約350米),西有天堡山(約250米)。無論在寧鎮(zhèn)山脈還是相鄰的茅山山脈中,鐘山主峰的海拔都較高。鐘山北坡的坡度很陡,是由硬巖層構成的傾角較大的單斜構造地貌,限制了景觀開發(fā)。對近代鐘山景觀的分析發(fā)現,鐘山南坡是歷史景觀資源較為集中的區(qū)域。[1]目前可知的主要洞窟也集中于南坡,名列三十六小洞天之一的鐘山洞(又名朱湖洞、紫霞洞等)即在其中。

圖1:民國年間地圖所示紫霞洞、說法洞及明孝陵、中山陵相對位置[2]


鐘山洞在唐代已成為洞天福地的一員。在標志著洞天福地體系基本定型的《天地宮府圖》當中,司馬承禎(647-735)將鐘山洞記為第三十一小洞天?!暗谌荤娚蕉?,周回一百里,名曰朱日太生天,在潤州上元縣,屬龔真人治之?!盵3]此后,道教典籍關于鐘山洞的記載雖然在名稱、排序等方面略有差異,但大體保持穩(wěn)定。唐末五代杜光庭(850-933)的《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將鐘山列為第三十二小洞天:“鐘山,朱湖太生洞天,一百里,在潤州上元縣?!盵4]北宋李思聰編撰的《洞淵集》記為:“第三十一,鐘山,周回一百里,名朱湖太生之天,即馬明生所治,在昇州上元縣。”[5]宋潘自牧輯《記纂淵?!肪硪话侔耸呦傻啦慷卜Q“馬明先生所理,……云笈云龔真人治之”,宋陳元靚編《事林廣記》前集卷六亦稱“馬明生所理”,與《天地宮府圖》的記錄出現治者的差異。這或許同道教內部的記載有關,如《元始上真眾仙記》《上清眾經諸真圣秘》均稱“馬明生今在鐘山”[6]。對該洞天神靈的記錄亦出現于其他宋代道書當中。例如,南宋蔣叔輿編《無上黃箓大齋立成儀》卷三十五《神位門》里,開列了三千多位道教神仙的名單,“鐘山朱湖太生洞天仙官”列在左三班,遜于一、二班的神仙。[7]林靈真編《靈寶領教濟度金書》也有類似的排序,稱:“四百單五鐘山朱湖大生”[8]。總體而言,唐宋時期對鐘山洞道教內涵的闡釋愈加豐富,洞天意涵與鐘山所處的具象地理環(huán)境也愈發(fā)固著,形象的“朱湖洞”之名此后成為清代以前對鐘山洞最常見的稱呼,顯示了這一時期洞天福地知識系統(tǒng)的有序傳承與新變。

唐宋間鐘山洞在道教典籍中的地位雖已穩(wěn)定,但是“南朝四百八十寺”的傳統(tǒng)持續(xù)未衰,鐘山的景觀以佛教為主,對這一小洞天的關注基本未出道教內部。這一時期圍繞鐘山洞的景觀敘事似乎并未意識到鐘山的“洞天”意涵。此前文物工作者在鐘山南麓紫霞洞定林寺遺址附近的懸?guī)r上輯得宋人題名石刻五方。五方石刻如下:一為陸游題“乾道乙酉七月四日,笠澤陸務觀,冒大雨獨游定林”;一為韓無咎題“乾道丁亥八月十日,叔渙、伯玉、中父、子云、無咎、伯山、方叔來游鐘山,攜八功德水,過定林烹茶乃還”;一為南宋名臣趙方題詩“曉來秋色挾秋聲,萬慮經心事又新,慷慨長哦洗兵馬,大功元屬小心人”;一為宋宗室趙希翳與李渭道于淳祐己酉年(1249)同游定林寺時的題名;一為淳祐己酉刻工題記。[9]其中四方涉及記游,但多以定林寺為游玩目的地,左近的紫霞洞并未出現在相關記錄中,此后一度成為紫霞洞標志性景觀的泉水也遠遜“八功德水”的聲名。通過這些零散的資料,或可推測此一時期在鐘山佛教環(huán)境中紫霞洞的真實境況。

朱湖洞最晚在元代已經進入地方知識系統(tǒng)?!吨琳鹆晷轮尽肪硪粚︾娚斤L物的介紹中曾提及朱湖洞,稱:“道家八洞天之外有三十六洞天,其一朱湖洞天在鐘山?!盵10]作為道教洞天的朱湖洞與鐘山的太子巖、茱萸塢、靜壇、道士塢等并列,成為六朝以來鐘山道教空間構成的一部分[11]。但除此之外,對這一洞天的世俗化描寫在元代以前并未顯著增加。

二、皇都記憶與仙洞更名

鐘山仙洞得名紫霞洞被認為與明初南京城市政治的變遷有關。近代相傳因隱居洞中的道士周顛曾被明太祖朱元璋封為“紫霞真人”而得名。這一記錄應多是據紫霞洞后壁上戴師鐸所撰碑刻回溯。1936年《大美晚報》刊載的一篇游記中收錄了這方碑文:

鐘山之陽,說法洞左,靈境天成,飛瀑雨注,其下有洞,錫名紫霞,相傳自六朝以來,紫霞籠罩,元代羽士周典修真于此,嘗為劉誠意伯師。洪武定鼎,錫封紫霞,真人建立寺觀,供奉迄今,惟志乘闕焉未載,師鐸既為之比專屬聯(lián),昭茲來許矣。茲并次崖略,附洞額后,禮失求野,或不見誚于通人云。

乙丑季秋月,江寧戴師鐸敬撰,益陽湯成陰敬書,江寧楊萬源鐫。[12]

碑文中提到的周典(周顛)是曾為明太祖朱元璋出謀劃策的異人?!睹魇贰し郊總鳌分休d周顛仙事跡甚詳:“周顛,建昌人,無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語言無恒,皆呼之曰顛?!媲彩雇鶑]山求之,不得,疑其仙去。洪武中,帝親撰《周顛仙傳》紀其事。”[13]署名朱元璋的《周顛仙傳》,立碑于廬山,記錄了王朝初創(chuàng)時期周顛等僧道的異能、預言、療疾等事跡。[14]明初周顛之類政治異人的大量出現是值得注意的現象,《明史·方伎傳》曾概述:“明初,周顛、張三豐之屬,蹤跡秘幻,莫可測識,而震動天子,要非妄誕取寵者所可幾?!盵15]成化至正德年間傳奇道士尹蓬頭在南都的活動或許是這一風潮的尾聲。萬歷間葛寅亮在修復尹蓬頭曾駐的南都官方道觀朝天宮時,便建立過一條由周顛到尹蓬頭的國朝高道脈絡。[16]這些政治異人未必具有合法的道士身份,卻通過異行與朱明王朝達成合作,兼具傳奇和正統(tǒng)性,為明清南京城市道教的發(fā)展提供了政治和宗教資源。

實際上,在周顛活動前后朱湖洞依然是鐘山洞更為常用的名稱。在周顛的傳記中,也沒有寄居紫霞洞的記錄,僅提及他曾寄居蔣山寺,同處紫霞洞所在的鐘山。這一集合了明初皇家儀式、喪葬等功能的區(qū)域,也是明代政治傳說富集的所在。劉基(1311-1375)等重要的政治人物也出現在紫霞洞歷史記憶的構建過程中。劉基字伯溫,以字行,浙江省青田縣(今文成縣)人,元末明初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及詩人,通經史、曉天文、精兵法。他以輔佐明太祖開創(chuàng)明朝而馳名天下。在民間傳說中,劉基被附會為周顛的弟子。[17]又有傳說稱劉基曾在紫霞洞前得僧人指點,望見王氣,后填燕雀湖筑城,建造新宮等。[18]明初政事和他們的宗教身份交融,蒙上了一層隱晦的奇幻色彩[19]。陳作霖(1837-1920)撰《可園詩存》中有《紫霞道院謁劉誠意伯像》。[20]1929年出版的《新都勝跡考》也提及紫霞道院祭祀劉基一事:“山腰有紫霞洞,原名朱湖洞,道書第三十一洞天也。僅一小廟,祀老君、呂祖、劉基、觀音?!盵21]可知直到清末民初,這段明初的政治傳說依然留在紫霞洞的宗教景觀中。

明初高道劉淵然也曾于紫霞洞附近活動。清人甘熙(1797-1852)《白下瑣言》曾記錄劉淵然奉敕告行的情況:“鐘山告天石刻文,乃前明朝天宮道士劉淵然于鐘山朱湖洞天告行,為追薦、設醮、祈茀之文。埋石山頂,凡二通:一書洪武三十五年(1402),一書永樂四年(1406),乾隆四十二年(1777)為樵者掘得報官,飭送朝天宮收藏?!盵22]朱偰(1907-1968)的《金陵古跡圖考》也曾回溯這段歷史:“山陽正中為朱湖洞,一名紫霞洞,道書第三十一洞天也。今存說法、紫霞二洞,小院紅墻,掩映于松林叢翠中,景至幽窅。紫霞洞可容數十人,旁有懸瀑,淙淙不竭,洵勝境也。其上曰茅草凹,有道士劉淵然告天石刻,今藏朝天宮?!?[23]這些記載將朱湖洞和左近的道教遺跡勾連在一起。劉淵然(1351-1432)是明代最重要的道官之一,對于明初道教有著重要影響。[24]已有學者解析告天石刻與明成祖兩次下令建醮活動的關系。[25]劉淵然選擇朱湖洞天,可能既與鐘山的政治背景有關,也與它的道教小洞天身份相關。這一行為進一步凸顯了朱湖洞天的道教屬性,也為它環(huán)繞了政治色彩。

洪武年間孝陵的建設,對紫霞洞周圍的建筑、地理環(huán)境也有重塑的作用。原本占據洞穴附近景觀核心的佛寺、僧墓等建筑多有遷移。如洪武九年春,先徙蔣山寺于鐘山朱湖洞南。因傳說其地湫隘,非京剎所宜,后擇地獨龍岡東麓,西踞朱湖洞五里。[26]前述宋人頗為重視的八功德水也因明孝陵的建設而部分干涸?!度f歷應天府志》卷十五載:“洪武間,遷寺東麓。舊池就涸,(新泉)從寺東馬鞍山下通出?!盵27]但另一方面,服務于王朝政治的鐘山景觀的重構,并沒有使紫霞洞獲得進入世俗觀覽視野的機會。由于孝陵管理對鐘山區(qū)域的控制,整個明代相關記游的活動極少,且多存在于明初孝陵建設之前。

明初帝王和官員的詩作中朱湖洞所代表的道教傳統(tǒng)曾零星出現。朱元璋(1328-1398)詩《又賡戴安韻》中有“朱湖洞中仙,蟠桃徑一尺”之句[28]。宋濂(1310-1381)《望鐘山作簡周先輩》詩前小序中曾提及:“春旭載和,鐘山在望。道光泉之嫩碧宜嚥,朱湖洞之飛丹可尋。”[29]又其《題方方壺〈鐘山隱居圖〉》中寫道:“飄飄方壺子,本是神仙倫。固多幻化術,筆下生白云。白云縹緲間,拔起青嶙峋。似是朱湖洞,笙鶴遙空聞?!盵30]創(chuàng)作者顯然頗為清晰朱湖洞所代表的道教傳統(tǒng),并將其和修仙、隱居思想密切地聯(lián)系起來。明中后期的詩文中即使提及朱湖洞,也多是對明初歷史的追溯,如朱應昌《孝陵行》言:“朱湖洞移寶公塔,實錄大書筆如椽。”[31]此句講述因修筑孝陵遷移寶公塔的舊事,至于作者是否到訪朱湖洞則存疑。

總體而言,明初的政治記憶始終纏繞著鐘山此后的道教景觀塑造,這與此前南京城市史、佛教史研究中觀察到的現象高度雷同[32]。由于鐘山區(qū)域在明代作為皇家墓園的特殊背景,對洞窟的開發(fā)和探訪活動頗為有限。但鐘山作為洞天福地的知識在晚明小說等世俗作品中已普遍存在。例如,羅懋登著《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卷十六云:“第三十一是鐘山,名為朱日太生之天,在升州上元縣?!盵33]至于親自探訪紫霞洞和其側的泉水的記錄大量增加,還需等到清中后期道士入駐紫霞洞后才逐漸出現。

三、清代紫霞洞的道士活動

入清以后,雖然鐘山的佛教氛圍依然濃厚,但代表道教的朱湖洞亦逐漸融入對城市史的詮釋。陳文述(1771-1843)曾將朱湖洞與句曲、林屋、良常并稱為江南四洞天,并強調其六朝意蘊。所謂“江南兩金陵,鐘山實福地。中有古仙人,能話六朝事?!盵34]陳氏不僅勾畫了紫霞洞的洞天福地屬性,也反映了他對南京城市歷史的認知。這與清代建于此的紫霞道院題壁“六朝勝境”是一致的。

紫霞道院建立的具體時間暫不可考。但至遲在清晚期,已有相關游覽的記錄。[35]紫霞道院的建立或助推了紫霞洞之名的傳播。馬士圖(1766-?)輯錄的《金陵莫愁湖志》稱鐘山“又名金陵山,道書所謂‘朱湖大生洞天’也?!盵36]朱湖洞天之名尚是鐘山道教背景的來源。不過,至遲在同治年間,紫霞洞已作為朱湖洞的常用代稱,被等同于道教的第三十一洞天?!锻紊辖瓋煽h志》卷三云:“朱湖洞,一名紫霞洞,道書第三十一洞天也,其上曰茅草凹,有劉淵然告天石刻名、投龍簡記?!盵37]距離紫霞洞不遠的茅草凹除了劉淵然事跡外,亦與道教有關。《上江兩縣志》載:“苻堅南寇至壽春,孝武帝禱神祈助處?!盵38]《京滬寶鑒》稱:“內供三茅祖師,春日朝山進香者甚盛?!盵39]晚清以來鐘山道教的發(fā)展或是以紫霞道院的建立為契機,而旁及鄰近的山谷。

圖2:南京紫霞道院[40]


圖3:民國年間茅草凹與紫霞洞漸有混同之意[41]


光緒年間,紫霞洞所附道院曾留駐了一些文人色彩強烈的修行者。張士珩(1857-1917)《金陵三羽士錄》中收錄了紫霞洞道士劉一谷(約1829-1906)傳記,以其為晚清南京文人化道壇交游圈的核心人物。劉一谷是安徽和州人,早年從軍,四十余歲入道。曾從蜀客學丹訣,對《呂祖百字碑》、陳摶睡功、《道德經》等均抱有興趣。傳記感嘆劉一谷在紫霞洞的活動對洞窟歷史的重要意義:“或謂紫霞洞乏此勝,因后之志蔣山者將無少一段故事,譚二氏者將無少一重公案。”[42]陳作霖記游詩《春日出朝陽門登鐘山憩三茅宮下尋紫霞洞飯上清道院過明孝陵歸道訪半山寺陟謝公墩得四首》中也提到了這位劉道士,并以優(yōu)雅的筆觸描繪了劉道士的生活環(huán)境,紫霞洞及洞外的瀑布、春花均出現在詩文的描摹里:

上山身入云,下山足踐土。林深不見人,日色已亭午。山腰露樓閣,借問誰構宇。踰澗登峻坡,開山謁初祖。道士迎門揖,仙袂風為舉。導觀紫霞洞,曲曲穿房戶。峭壁天削成,中空覆巨釡,懸崖掛水簾。晴天飛猛雨,噴薄眩耳目。清冷沁肺腑,顧茲岑寂境。山意自太古,春風點綴之。桃花增媚嫵。落英隨水流,潺湲歸何所。莫引俗人來,胡麻飯剛煮。(劉一谷道士留午餐)[43]

陳作霖花費了大量筆墨描寫山間洞穴和泉水的景致,并記錄了與劉一谷共進午餐的場景。與其詩作《悼劉一谷、楊霦如兩道士》中表達的深厚感情是一致的。除了陳作霖,劉一谷也與清末南京城的好道士人張士珩、秦際唐等交往甚密,可謂是晚清南京文人化道士的代表人物。這一文人化道士群體還包括三臺洞陳永壽、二臺洞楊理寬、硃砂洞劉永松等人,多集中在南京城北一線的山地中,呈現出與城南應付道士截然有異的道教傳統(tǒng)。[44]

晚清湯濂(1822-1882后)曾游鐘山紫霞洞,發(fā)現其中依然有“道士”活動?!霸偕隙破鸸葢?,仰見紫霞洞居中,其外盤石上,羽士編錢為劍,洞中一羽士觀書。天然半間屋,中供呂祖像,座上有醫(yī)方數紙,叩其由,蓋知醫(yī)而不知道者?!盵45]這位醫(yī)者很可能在民國初年尚居于此。日本作家村松梢風(1889-1961)在民國年間訪問紫霞洞時,曾記錄了一位居住于此的老道士,此時已經九十七歲了。村松梢風記道:“一位年約八九十歲的老人獨自居住著。老人戴著頭巾,白髯飄拂,穿著破舊的道服。桌上放著兩三本書?!边@位作道裝打扮的游醫(yī)自述曾四方云游,在北京、上海棲居三十年左右,又在紫霞洞生活了二十余年,從醫(yī)是其生活來源之一。[46]

紫霞洞附近的說法洞(又稱觀音洞)在清代也逐步得到發(fā)展?!犊偫砹陥@小志》稱:“紫霞洞在明孝陵東北一里許,車馬直達,有紫霞、說法二洞?!盵47]《京鎮(zhèn)蘇錫游覽指南》一書介紹紫云洞(少數資料稱紫霞洞為紫云洞)、說法洞云:“紫云洞在陵墓之西,明孝陵之東,明孝陵路之北,即道書所稱之‘第三十一洞天朱湖大生之天?!獣r道士周典隱修洞中。相傳周典嘗為劉基之師,劉佐朱元璋建明帝業(yè)后,朱封周為紫霞真人。洞之左旁有泉清甘可引,洞外紫霞道院規(guī)制不廣,祀老子、呂純陽、劉基、觀音菩薩,無儒釋道之分。廟右有古說法洞,較紫霞洞寬敞,不及紫霞洞之著。其庵宇內祀觀音、文殊、普賢三菩薩。廟前松柏蔥郁,下有照墻,墻上題字,前曰‘六朝勝境’,后曰‘三教同源’?!盵48]說法洞因志公禪師曾在此說法而得名,在清代為僧人所據。兩洞相距不遠,但依附的宗教傳統(tǒng)各有偏重。

咸同年間的戰(zhàn)爭未曾波及紫霞洞一帶山林,南京城郭附近諸山森林惟靈谷寺、萬福寺、紫霞洞、明孝陵等處幸免于難。[49]紫霞洞的道院建筑因得以平穩(wěn)過渡到民國年間,逐漸成為現代城市景觀的組成部分。

四、民國年間的改造

民國初年對鐘山的行旅記錄中,曾對紫霞洞的歷史、宮觀狀況、宗教活動等有所記載。徐壽卿《金陵雜志續(xù)集》(1922,南京共和書局)稱紫霞洞“內可容十余人。相傳有紫霞籠罩洞口,故以是名。上有清泉從山澗下流,終日不絕?!盵50]。語言學家陸衣言編纂的《南京游覽指南》(1924,中華書局)中記錄了紫霞洞和鄰近的說法洞,依然呈現兩洞間佛道相依的景況。“紫霞洞,在明孝陵的東邊,鐘山的南麓。進山門約半里許,就是百子橋。過橋上石級,進觀音大殿。殿后有說法洞,洞中供志公像。洞旁有如意泉,及志公殿。出觀音殿,由殿后小道,到老君殿。殿后就是紫霞洞,洞中可容十數人。洞旁有泉水,源源不絕。雨后泉水涌出,成為瀑布,非常好看。出老君殿,下石級,經過龍門橋還原路出山門。又百子橋的西南,有小路可通明孝陵。東南小道,可通中山陵?!盵51]陸衣言很可能是根據自己游玩經歷記錄了這段行程,在民國年間對紫霞洞的記錄中顯得尤為詳盡。此后《新都游覽指南》(1928,上海大東書局)等書可能借鑒了陸衣言的記錄[52]。

圖4:《南京游覽指南》所附紫霞洞照片,可見洞前房舍[53]


圖5:紫霞洞前飛瀑、懸鐘照片[54]


圖6:南京紫霞洞瀑布[55]


紫霞道院在民國初年尚有道士居住。1916年《神州日報》曾提及道院中有一位倪道士,因罪遠遁[56]。質夫的游記亦有描繪紫霞道院中游人占卜問卦的情形。[57]民國女作家石評梅(1902-1928)也曾記錄自己在紫霞道院遇到的由四川峨眉山游行至此的瘋道人,并提及紫霞道院中深邃陰涼的紫云洞(即紫霞洞)。[58]

1925年3月孫中山于北平逝世后,國民政府遵照他的遺愿,在南京為其修建陵墓。中山陵1926年開始興建,1929年春建成祭堂等主要建筑,當年6月1日孫中山入葬,陵墓全部工程至1931年才告完成。1929年,紫霞洞被收歸中山陵園管理。當年五月的《園務報告》曾詳載此一過程:

接收紫霞洞

紫霞洞在明孝陵之東,紺宮碧樹,地勢隱秀,又有清泉,久旱常流。為京人士郊游停轡之地,舊有羽士在內主持,該處亦屬陵園范圍,一切田產樹木,早已發(fā)價收買,日前由本園派人前往接收,并常雇夫役二人,專司掃除及供給游客飲料之責,現已開放矣。[59]

1933年傅煥光編寫的《總理陵園小志》中詳細記錄了紫霞洞重修后的景觀:“紫霞洞旁有懸瀑,銀濤倒瀉,直注方池,舊為道院,今修葺為游人休息之所。紅墻顯露于松林叢翠中,恍若紫霞,今更于其地植楓樹、紫薇、紫荊、碧桃、梅花、杜鵑、石榴等,紅葩綠葉,掩映巖壑;又其地石頗嶙峋,于石隙多植適宜花木,作山石公園之布置,當為陵園中特著風景。雨后觀瀑,尤多奇趣?!盵60]脫離了道觀屬性的紫霞洞,在新的城市建設概念的規(guī)劃下,成為總理陵園的組成部分,變成了南京城市景觀的一份子。[61]但實際上,道觀的某些景觀還殘存在原洞窟建筑中。[62]紫霞洞在新舊觀念的交匯下經歷了對現代城市的適應化過程。

民國年間紫霞洞也曾短暫地被劃為官員居所或防空要地,但是多數時候對民眾開放。1930年還曾修筑入山的道路,以方便公眾游觀清泉懸瀑等景致。[63]湖洞相依的地理環(huán)境,使紫霞洞和鄰近的紫霞湖成為本地人的夏日納涼佳處。在《京滬路旅行指南》當中,紫霞洞被劃歸入中山陵路,與中山陵、明孝陵、靈谷寺等景觀組成了旅游線路[64]。倪錫英、石評梅等文學家均曾留下關于紫霞洞的游覽記錄。作家對山谷中繚繞的云煙和夕暉的描寫,[65]不禁令人遐想紫霞洞與道教洞府、仙境之間遙遠而模糊的聯(lián)系。

圖7:民國年間紫霞洞是城郊遠足的選項[66]


抗日戰(zhàn)爭期間,紫霞洞附近景觀遭到進一步破壞,已難維持作為自然景觀的風貌。目前可見的紫霞洞照片,多是抗戰(zhàn)前所攝,記錄了院墻、瀑布、古鐘和洞口等場景,蜿蜒的山路將游覽者引向道院院墻包圍的洞穴,洞穴前的巖壁上瀑布頗為壯觀,旁懸巨鐘,洞口巖壁上有紫霞洞三個大字。這些圖像為隱而不彰的小洞天留下了珍貴記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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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白雪鋒、許浩:《近代南京鐘山風景區(qū)歷史景觀資源時空分布與演變研究》,《中國園林》2022年第7期,第139-144頁。

[2] 底圖為20世紀 30年代《南京市市區(qū)一萬分一圖》。引自“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lián)合目錄》。http://catalog.digitalarchives.tw/item/00/82/a5/b6.html。

[3] (宋)張君房輯,李永昇點校:《云笈七簽》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第617頁。

[4] (唐)杜光庭編:《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冊,第58頁。

[5] (宋)李思聰編撰:《洞淵集》,《道藏》第23冊,第840頁。

[6] 《元始上真眾仙記》,《道藏》第3冊,第271頁;《上清眾經諸真圣秘》,《道藏》第6冊,第797頁。

[7] (宋)蔣叔輿:《無上黃箓大齋立成儀》,《道藏》第9冊,第693頁。

[8] (宋)寧全真授,林靈真編:《靈寶領教濟度金書》,《道藏》第8冊,第812頁。

[9] 南京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南京文物志編纂委員會編:《南京文物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第323頁。

[10] (元)張鉉修纂:《至正金陵新志》(一),南京:南京出版社,2010年,第157頁。

[11] 關于鐘山道觀的概述,參見王鵬善主編:《鐘山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240-241頁。

[12] 戴師鐸撰:《紫霞洞碑記》(注:碑文題名為作者所擬)。碑文見樹三:《紫霞洞散記》,《大美晚報》,1936年10月29日。

[13]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二百九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25冊,第7639頁。

[14] (明)朱元璋:《御制周顛仙人傳》,王卡主編:《三洞拾遺》第17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年,第1-6頁。

[15] 《明史》卷二百九十九,第25冊,第7633頁。

[16] 賀晏然:《重塑“全真”:明代南京朝天宮全真堂的興衰》,《宗教學研究》2022年第4期,第76-83頁。

[17] 樹三:《紫霞洞散記》,《大美晚報》1936年10月29日。

[18] 陳炳云主編:《劉伯溫傳說》,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2年,第108 -109頁。

[19] 張震麟曾搜集過《紫霞洞的傳說》,惜未尋得。沈洪元主編:《中國民間名人錄》上,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306頁。

[20] (清)陳作霖撰:《可園詩存》,《清代詩文集匯編》第736冊,第290頁。

[21] (民國)周念行、徐芳田編,鄧攀點校:《新都勝跡考》,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6頁。

[22] (清)甘熙撰:《白下瑣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7年,第124頁。

[23] 朱偰著:《金陵古跡圖考》,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4頁。該書最初由商務印書館于1936年印行。

[24] Richard G. Wang, Lineages Embedded in Temple Networks: Daoism and Local Society in Ming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22.

[25] 龔巨平:《南京明代鐘山告天文發(fā)覆》,《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4年第3期,第77-80頁。

[26] 何孝榮著:《明代南京寺院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3年,第315頁。

[27]。(明)王一化纂、程嗣功修:《萬歷應天府志》(二),南京:南京出版社,2011年,第303頁。

[28] 張德信、毛佩琦主編:《洪武御制全書》,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第334頁。

[29] (明)宋濂著:《宋濂全集》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6頁。

[30] (明)宋濂著:《宋濂全集》第5冊,第1808頁。

[31] 何毅群編著:《明孝陵 藝文卷》,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1-22頁。

[32] 羅曉翔著:《陪京首善:晩明南京的城市生活與都市性硏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年。

[33] (明)羅懋登著,陸樹侖等點校:《三寶太監(jiān)西洋記通俗演義》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95頁。

[34] (清)陳文述:《江南四洞天詩》,(清)陳文述撰:《頤道堂詩選》卷二十六,《清代詩文集匯編》第50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79頁。

[35] 根據《金陵三羽士錄》紫霞道院道士劉一谷的傳記,可以推測在同治以前紫霞道院已存。(清)張士珩:《金陵三羽士錄》,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刊本,不標頁。

[36] (清)馬士圖輯錄:《金陵莫愁湖志》,南京:瀚文書店,1933年,第16頁。

[37] (清)莫祥芝修、汪士鐸等纂:《(同治)上江兩縣志》卷三,《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④》,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0頁。

[38] 《(同治)上江兩縣志》卷三,《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④》,第80頁。

[39] 鄭毅生著:《京滬寶鑒》,上海:中國工商服務社,1949年,第12頁?!毒麑氳b》又名《京滬指南》。

[40] 《鐵路公報:滬寧滬杭甬線》,1928 年,第43期,第8頁。。

[41] 《鐵路公報:滬寧滬杭甬線》,1922 年,第64-66期,第8頁。

[42] (清)張士珩:《金陵三羽士錄》,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刊本,不標頁。

[43] 《金陵三羽士錄》,不標頁。另可見(清)陳作霖撰:《可園詩存》,《清代詩文集匯編》第736冊,第267頁。

[44] 賀晏然:《冶山竹居與清末南京城市道教》,《南京學研究》2022年第1期(總第五輯),第148-161頁。

[45] 王鵬善編著:《鐘山詩文集》,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67頁。

[46] (日)村松梢風著,徐靜波譯:《中國色彩》,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8年,第108-110頁。

[47] (民國)傅煥光編,任青點校:《總理陵園小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57頁。

[48] 陳日章編:《京鎮(zhèn)蘇錫游覽指南》,上海:上海禹域出版社,1932年,第50頁。

[49] 安開根主編:《南京農業(yè)通覽》,南京:南京出版社, 2005年,第215頁。

[50] (民國)徐壽卿撰,盧海鳴點校:《金陵雜志 金陵雜志續(xù)集》,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年,第198頁。

[51] (民國)陸衣言編:《南京游覽指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16-17頁。

[52] (民國)方繼之編:《新都游覽指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96頁。

[53] (民國)陸衣言編:《南京游覽指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17頁。

[54] 吳德廣編著:《老南京記憶:故都舊影》,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23頁。據說水流可以推動“木魚”撞鐘,參見叔簡:《紫霞洞》,《大公報(上海)》,1936 年9月13日。紫霞洞之水擊銅鐘的照片可見《風月畫報》,1936 年,第7卷第21期。

[55] 《圖畫時報》,1928 年,第521期。

[56] 《快信》,《神州日報》1916 年4月6日,第0003版。

[57] 質夫:《金陵漫游隨筆(三)》,北京《益世報》1927年10月28日,第5版。

[58] 董大中主編:《石評梅集》第2冊,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156頁。

[59] 園務報告(五月份):《接收紫霞洞》,《中山陵園工作月報》,1929 年,第8期,第17頁。

[60] (民國)傅煥光編,任青點校:《總理陵園小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4年,第57頁。

[61] 可參見《南京小志》對景觀的描述?!按颂幣f為道院,紅墻一角,顯露于松林叢翠中,天半朱霞,翛然有致?!?南京市文獻委員會編:《南京小志》,上海:中華書局,1949年1月,第109頁。

[62] 樹三:《紫霞洞散記》,《大美晚報》,1936年10月29日。

[63] (民國)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編,韓建國等點校:《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報告(上)》,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年,第322頁。

[64] 姚逸云編:《京滬路旅行指南》,上海:世界出版合作社,1933年,第2頁。

[65] 文學家們對紫霞洞的部分描寫,可見黃強編著:《消失的南京舊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59-60頁。

[66] 《江蘇(省立)第四師范學校校友會雜志》,1916年,第1期,第6頁。

[67] 根據《鐘山志》記載,“建國后,紫霞洞及附近地區(qū)被劃入軍事禁區(qū)。”王鵬善主編:《鐘山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20頁。

褚國鋒,四川大學哲學博士,研究興趣:明清道教史、寶卷文獻學、道教古籍整理與思想研究。


賀晏然,江蘇南京人。東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任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研究興趣:明清道教史、明清道教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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