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的建設與蒙古人的審美偏好

在漢語中，忽必烈汗的中式巨邑稱作大都（意為“偉大的城邑”），蒙古語中稱其為Daidu（源自漢語音譯），突厥語中則稱作Khanbalikh，意為“大汗之城”。像馬可·波羅這樣的歐洲人將其稱作汗八里（Cambaluc）。今天，它被稱為北京，意為北方的都城。

由于忽必烈位尊蒙古可汗（即“可汗的可汗”或“大汗”），所以自1274年起，北京也成了蒙古帝國在歐亞大陸名義上的首都。不過，蒙古帝國在13世紀中葉就分崩離析了，當時只有一個政權承認忽必烈的大汗地位，并同時遵奉元朝為最大的汗國，這個政權就是波斯的伊兒汗國（“從屬汗國”），其統(tǒng)治者是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及其后人。中亞的察合臺汗國和俄羅斯的金帳/欽察汗國幾近獨立狀態(tài)，不過就算如此，大都仍是中世紀后期世界上壯觀的城市之一。

矛盾存在

大都位于一片盆地之中，其北部環(huán)繞著山脈和長城，這重屏障使華北平原與北亞大草原截然區(qū)隔，草原上遍布著蒙古人的游牧部落聯盟。一幅1555年的明代地圖清楚地顯示了這種分界，此圖參照的底本是元代杰出制圖學家朱思本（1273-約1335）富有開創(chuàng)性的成果。在蒙古人的支持下，朱思本極大地提升了輿圖的精確度：他改進了原有的“計里畫方”系統(tǒng)，并將較小尺幅的區(qū)域地圖拼合成一幅大型地圖，這些成果都得益于他的廣泛游歷和實地調研，對區(qū)域信息的采集以及地方官府的支持。他曾繪制過兩幅地圖，分別是一幅中國地圖和一幅“中外地圖”（《華夷圖》）。雖然此二圖皆已佚失，但人們多認為1555年刊印的那幅明代地圖，就是依據朱思本的地圖而繪制的，它就誕生于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及其耶穌會同伴將歐洲制圖學傳入中國的前夕?，F存的地圖呈寬大的方形網格狀，清楚地顯示出中國的概貌，而在距離尺度的判定上，作者顯然是參校了各個地區(qū)的輿圖，并依據比例尺進行了換算。各地區(qū)的尺度之所以能表現得如此精準，一項原因就在于忽必烈對郵驛系統(tǒng)的投入，而兵部下轄的各路機構則專門負責進行管理。

這幅明代地圖中缺席了一座對元朝至關重要的城市，這就是蒙古人在夏季遷居的都城——上都（或夏都），該城位于大都西北約350公里處，這里自1359年被毀后長期是一片荒蕪的廢墟。從上都再向西北進發(fā)，就能到達貝加爾湖南部草原上的哈拉和林（其在14世紀時已基本廢棄，這里如今是一座小鎮(zhèn)），這是一座位于草原上的都城，也是忽里勒臺（蒙古部落聯盟的諸王大會）的默定地點，蒙古人將依據血統(tǒng)在此推舉出他們的大汗。今天，這三座都城中只有北京是一座全球性的大都市，這一事實突顯了大都的戰(zhàn)略重要性。

元大都坐落于華北平原，這里是大陸交通和貿易網絡的主要樞紐，蒙古帝國建立并維系著這一商業(yè)系統(tǒng)，其貿易部門由斡脫或商會進行管理，成員皆為西亞和中亞人（主要是穆斯林），他們與蒙古王室和貴族都構成了利益關系。這些商貿路線在歐亞大陸上縱橫交錯，有的順著絲綢之路進發(fā)，有的則選取其他路徑，而海上航線還將貿易延伸到了東亞和東南亞、印度洋沿岸以及非洲。外交禮物也沿著其中的路線翻山越嶺，豐山瓶（Fonthill vase）便是其中的代表，這是一只江西省景德鎮(zhèn)出產的青白瓷，約制作于1300年：它和大都出土的瓷器屬于同一類型，也是最早到達歐洲的瓷器之一，此瓶一到歐洲便廣受追捧并長期由貴族珍藏，最終它尋到了現今的歸宿——愛爾蘭國家博物館。

大都不僅是陸地商貿網絡的要道，也是蒙古帝國郵驛系統(tǒng)的樞紐，該系統(tǒng)被稱為yam或jam（漢語音譯為“站”，現代漢語中驛站一詞中的“站”即來源于此），并由忽必烈在中國大力推廣。它分布廣泛且效率極高，其中包括固定距離的中轉驛站，允許信使換乘坐騎，使每日行程可超過100英里。當旅人拿到一種稱作“牌子”（paiza或gerege）的通行證后，他們便有權使用這些站點了，依據持證人的身份等級，牌子可分為木、銅、銀或金等不同種類。這些路線上的旅行者不僅有貴族和官員，而且還有像馬可·波羅和他家人這樣的使節(jié)和商賈。在15世紀初于巴黎制作的《世界奇觀錄》（Livre des Merveilles du Monde）一書中，有一幅題為“忽必烈汗在他的新都汗八里賜予波羅家族金印”［Kublai Khan（1214-1294）giving his golden seal to the Polos at his new capital Cambaluc］的場景，這是描繪馬可·波羅旅行的首批插圖之一。在波斯繪畫中，我們也能發(fā)現這些通行證，在拉施特（Rashid al-Din, 1247-1318）的《史集》（Jami’al-Tawarikh）中，一幅插圖描繪了一位旅者和他的數名仆從，其中一名仆從的手中便持有一塊牌子。目前約有十幾塊這種牌子留存于世。書中所示的這塊牌子上刻有標準的八思巴文，這種文字的發(fā)明者是忽必烈尊奉的“國師”——藏僧八思巴（1235-1280），八思巴文以藏文為基礎，可以用來書寫蒙古語，而此前的蒙古語都是用畏兀兒文記錄的；此外，八思巴文還能用來轉寫漢語。盡管八思巴文在元朝滅亡后便被棄絕，但有證據表明，它在蒙古時期的流行程度遠超人們的一般認識：在歐洲中世紀晚期的織物上也能發(fā)現它的身影。

銘文大意為：借助長生天的力量，大汗之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尊敬服從的人將被定罪致死

定于大都并非一項孤立的政治舉措，它從屬于一系列協(xié)調有致的規(guī)劃方案，其中也包括由藏僧八思巴創(chuàng)制新文，并將其定為“國字”。有鑒于此，我們便可知定于大都是一項多么重要的決策。值得注意的是，在蒙古人入侵和圍困金都燕京（1215年陷落）期間，華北的大部分地區(qū)都遭到了破壞。1272年大都建立，這座城市擁有約50萬人口，是中國北方唯一的通衢大邑，當地的通信和交通網絡也隨著大都的營建而逐步改善，這一切都體現了忽必烈的主要施政方略。在建設大都的同時，另一些必要的公共工程也在逐步推進，例如治理和管控中國的水利資源，以保證交通往來和農業(yè)灌溉的順利開展。1280年，忽必烈派遣專員到青海尋找黃河的源頭，人們第一次找到了河源的具體所在。為了使南方的谷物充盈大都的糧倉，忽必烈不僅命人修葺了大運河，而且還將其引流至大都的城門之內，這是一項保障物資運輸的必要之舉。因此，大都的建立是帝國政策根本轉向的外在顯現，標志著元政權由軍事擴張轉變?yōu)槌鞘徐柟毯偷蹏ㄔO：根據漢人顧問劉秉忠（1216-1274）的建議，忽必烈采用了“大元”這一中原王朝名稱，它源自中國的儒家經典《易經》，帝國名稱的改變標志著一個全新的開始。

和中國其他主要中古城邑一樣，大都的規(guī)劃也遵循了中國的經緯網系統(tǒng)，這套理想的城市布局模式源自公元前3世紀的典籍《周禮》。在大都的設計和營建者中，既有來自元朝的成員，也有來自帝國其他疆域的人士，穆斯林建筑師亦黑迭兒丁（又作也黑迭兒，Yeheitie’er，活躍于13世紀中后期）就位居其列。大都的南城墻緊鄰中都（也稱燕京）的北城墻而建。契丹人建立的遼和女真人建立的金（1115-1234）都曾定都燕京，這里也是忽必烈統(tǒng)治初期的夏都。（短途的北遷解決了供水問題，但糧食短缺并未得到解決，這些糧食都來自中國南方的糧倉，它們得靠水路才能運至北方。）1368年，漢人政權明朝擊敗了元朝，雖然當時大都并未被即刻摧毀，但不久之后便被明軍夷為平地。14世紀中葉的學者陶宗儀（1316-1403后）詳細記錄了元朝宮室及廟堂的裝飾，這些內容皆載于他在1366年左右付梓的《輟耕錄》之中。幾十年之后，永樂皇帝篡位當權，他決意將明朝的首都從南京遷回北方。1407至1420年，北京在大都的廢墟上逐步生成，除了短暫的中斷之外，這里一直都是中國的首都。

我們能透過現代北京發(fā)現忽必烈時代大都的網格規(guī)劃，不過元代的建筑卻鮮有幸存；我們只能靠拼合已有的線索，來重構元大都的視覺特征和視覺印象。值得注意的是，元大都是一個矛盾的存在，這是座為了鞏固蒙古人在中國的統(tǒng)治而由草原游牧民族建造的都城。大都城內有中國式的太廟和社稷壇、市井和劇場、糧倉和駐軍、住宅和官府，乃至皇家宮殿，但其中卻還有忽必烈移植而來的蒙古草場，以供節(jié)慶和設帳之用。在城墻外圍的規(guī)劃中，既有用于牧馬的郊區(qū)草場，還有用于狩獵的保留林地。一些現存的、經建筑史家們研究過的遺跡，為我們想象這座城市提供了基礎，同時我們還會探討繪畫等其他視覺材料如何反映了這座城市的風貌。

審美偏好與文化關聯

雖然元大都的建筑所剩無幾，但通過遺存、發(fā)掘和文獻記載，我們就能想見這是一處紋理耀眼、金光璀璨之地。在大都的整體裝飾規(guī)劃中，絢爛豐富的紋理在各類媒材上都十分搶眼。至于黃金，則是一種在蒙古上層社會中普遍使用的材料。而且，忽必烈深愛的次子和指定的接班人，也由高僧立名為真金（1242-1286），意為真正的黃金。除中國的記載外，馬可·波羅還將大都（以及杭州等其他中國城市）描述為一處繁華美麗之地。同時，在20世紀的考古發(fā)掘中也出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物件，如石雕猛獸等建筑構建、色彩鮮艷的花瓶和香爐等各類禮器，此外人們還發(fā)現了景德鎮(zhèn)出產的瓷像等宗教物品。其他地區(qū)發(fā)現的物品也展現了當時的流行文化：景德鎮(zhèn)的瓷枕被塑造為一座戲臺，這進一步表明了元雜劇的活力，是研究元代社會史的重要資料。從根本上說，我們必須審慎地比對考古發(fā)現和各處遺存，此外還需參校借鑒文獻資料，這都是我們用以重構大都的基礎。

云臺是一座罕存的建筑實例，它位于大都以北60公里，坐落在長城居庸關一條狹窄的通路之內。它建于1342至1345年，原本是一座過街塔的基座，正好跨在通關街道的上方。云臺位于漢蒙交界之處，這里也是控制著物流與通信的咽喉要道，而臺底拱門的內壁裝飾則完美契合了這一地理特質。門內兩側各有一面石壁，每塊石壁上都刻有多種文字，其中一側是以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畏兀兒文、西夏文和漢文六體銘刻的《陀羅尼經咒》；另一側刻的是《建塔功德記》，其內容同樣以上述文字書寫，但唯獨不見梵文。這些銘文均題刻于四大天王的浮雕之間。元代藝術與文化中有大量受蒙古影響的特質：多語并存的場域、多元的觀者、軍國的強權、孔武的天王（勢必令人想起蒙古人的雄健體魄）、豐富的紋理、起伏的雕刻、繁縟的壁面、密宗式的趣旨，這些因素都充分展現出源自蒙古的風尚。

云臺，建于1342 至1345年，位于北京北部長城沿線上的居庸關，河北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區(qū)），圖示為拱門的北側

大都發(fā)現的石雕殘塊、紫禁城中遺存的漢白玉虹橋，以及刺繡等十分脆弱且易損的物品，都表明無論是永久固定的建筑構建，還是掛件等可移動之物，在裝飾上都具有顯著的一致性。我們應注意到當時鮮亮的色彩和廣泛使用的黃金。

元大都雙鳳紋石雕

團鳳花卉紋幃蓋

大都的巨型城墻內不僅有皇宮、眾多巨型糧倉、國庫和宗廟，而且還有主要的教育中心。由于歷史原因，這些城墻大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遭到拆除，但仍有部分殘跡和北京城墻的老照片得以保留。這些照片顯示了東城墻上的觀象臺。今天，我們仍可在原地看到元大都城墻上的天文儀器（這些儀器已經更換，現以早期現代替代品的形式呈現）。波斯天文學家扎馬魯?。ㄓ肿髟R剌丁，Jamal al-Din，約活躍于1255-1291年）從阿塞拜疆（Azerbaijan）的天文臺帶來了這些天文裝置的圖樣，并將它們進獻給中國的忽必烈宮廷，不久后，元初著名的天文學家郭守敬（1231-1316）對它們進行了改造。碰巧的是，另一座由郭守敬建造的元代大型天文臺保留了下來——這就是河南登封附近的觀星臺，但由于它經歷了大規(guī)模的翻修，所以尚不清楚有多少原始構建得以留存。

“觀象臺處的東墻”，緊鄰古觀象臺的北京城墻。喜龍仁（Osvald Sirén, 1879-1966）拍攝于20世紀初

大都的宮殿早已不復存在，盡管當時城內有一百多座寺廟，但卻沒有幾座能保留至今。然而，北京的地標之一——白塔卻幸存了下來，它從屬于白塔寺（又稱大圣壽萬安寺或妙應寺），這座寺廟建于1272至1288年，坐落在皇宮（位于內城）和西城墻之間。在尼泊爾藝術大師阿尼哥（1245-1306）督造的眾多建筑中，白塔是唯一幸存下來的。阿尼哥是忽必烈的主要御用建筑師之一，并且還擔任了“人匠總管”一職，景安寧（Anning Jing）對他的生平事跡進行了充分的研究。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尊1305年的鎏金銅佛，這正是阿尼哥為裝點城中寺廟而批量制造的物件之一。在復原后的大都平面圖中，皇家宮殿區(qū)位于宮城的南部，其側邊圍繞著一口大型的人工湖，今天它被稱為中南海，位于天安門廣場的北側。最初，燕京北側是金朝的夏宮所在，蒙古人完整地占領了其中的部分建筑。如果我們想了解大都建筑的原貌，就必須參考華北現存的兩座大型元代建筑。山西存有大量寺廟建筑群，它們可能都是由皇家贊助修造的。三清殿所屬的永樂宮便是其中之一，這是一組保存著重要元代壁畫的道教建筑群。德寧殿或為一座更具可比性的建筑，它是一組道教建筑群——河北曲陽北岳廟的主殿，其規(guī)模和結構應該與蒙元皇宮的外觀十分相近。在德寧殿的眾多特征中，其外圍的大型高臺（月臺）頗為矚目，這里可用于舉行殿前的祭祀活動。

德寧殿（1270），河北曲陽北岳廟

目前，我們并未發(fā)現任何描繪大都城市景觀的畫作。一幅設色濃麗的手卷（雖然可能繪于明初至明中葉）詳細描繪了南宋首都杭州的市井風光，在南方人口密集的地區(qū)中，杭州是最大、最繁華的城市，擁有近百萬的居民，但歷史上卻并未留下像這樣描繪大都的作品。在元代，像《清明上河圖》這樣的曠世佳作早已廣富盛名，但它并未激勵人們產出精妙的摹本或仿作。和建筑研究的情況一樣，我們只能通過現存的元代繪畫來探尋大都的蛛絲馬跡，某些繪畫看似對我們重構城市有所裨益，但實際卻并不那么盡如人意。

蒙古人肯定修造了大量的宮殿，當時也肯定產生了描繪這些建筑的圖像。元代的各類繪畫中都表現有大型建筑和建筑群，佛寺和道觀中的宗教壁畫尤為突出，此外還有以建筑為主題的卷軸畫，它們被稱為“界畫”，這些畫中皆繪有宏偉的重樓飛閣，建筑細構亦纖毫畢現。但在上述情況中，建筑通常都是在宗教背景下繪制的，或者它們關乎某一具體事件：這些繪畫的目的根本就不在于如實地記錄城市，更遑論畫家還會精確地描繪建筑了。在這類畫作中，有一些表現了山中宮殿的奇幻景象，另一些則描繪了節(jié)日慶典場面，如《金明池龍舟競渡圖》，這幅畫是現存描繪宮廷龍舟賽的眾多版本之一，據傳出自元初著名的宮廷畫家王振鵬（約1280-1329）之手。王振鵬名下有十幾幅描繪金明池龍舟競渡的手卷，他是元初無可爭議的界畫大師。雖然界畫在元代達到了頂峰，但從現存的作品來看，畫家并沒有準確描繪真實的建筑，更別提去表現建造技術了，他們只在畫中保持了重檐和坡頂等基本建筑外觀。事實上，畫中這些細部結構都是速繪（shorthand）而成的，畫家使用了一種格套，他以平行和交叉的線條來表示這些建筑構件——這在繪制支撐屋頂的斗拱系統(tǒng)時尤為顯著。至少，畫中清楚展現了一些中國建筑的營造范式，其中就包括模件體系（也就是使用柱網結構，并以重檐屋頂來增加建筑物的大?。?；同樣，畫中建筑的尺度和規(guī)模，精湛工藝體現出的復雜屬性和物質特征，也顯示出某些蒙古人的審美偏好。

（本文摘自馬嘯鴻著《蒙古世紀：元代中國的視覺文化（1271-1368）》，賴星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