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百年帝都崛起：明初北京的移民潮

百年帝都的崛起

明初北京移民潮

與江南地區(qū)諸多大城市通過歷史文化與社會交融生長出來的情況所不同的是，明初的北京是新造的一座都城。1368年，當徐達的軍隊攻入元大都之時，京畿地區(qū)實際上已經脫離中原漢族政權的統(tǒng)治達四百多年。朱元璋出于對故元殘余勢力反復的考慮，將城中原有居民遷往今天的河南開封等地。平定元大都后，朱元璋下詔改元大都路為北平府。洪武二年（1369年）的人口統(tǒng)計說明，昔日百萬人口的元大都，僅剩一萬余人。北平已成一座空城，人口離散，郊野荒殘。

隨后，經歷洪武初年大規(guī)模移民運動，至洪武八年，北平的人口規(guī)模，達到了十萬左右。除了北平城原有居民之外，約有三萬人是來自山西、浙江的移民，而六萬人，則為北京駐軍及其家眷。

駐軍遠多于居民的特點，也體現(xiàn)了北平在明初最重要的職能：作為針對“北元”的軍事基地與防御性城市。除了城內十萬人之外，在郊區(qū)，有大量的前元朝投降的官員、部隊及其家屬，被編入到周邊的一些衛(wèi)所之中。洪武大移民后，北方中國有所復蘇，然而這一進程也是相當之緩慢，并不能在一代人就能完成。

看

——《明成祖朱棣為何要遷都北京》

建文元年七月五日（1399年），朱元璋第四子、就藩北平的朱棣起兵叛亂，史稱“靖難之役”。 盡管北方再罹兵禍，但隨著以北平為中心的燕王勢力贏得了戰(zhàn)爭，明朝的政治權勢，也隨之向北移動。朱棣入南京，奪得大統(tǒng)。這個變化的必然結果，是盡管首都仍被定在南京，但在政策取向上，它卻天然地偏向于北方。

抬升北方政治實力的第一步驟，是將原洪武建文兩朝的北平，升級為北京。北平與北京，僅一字之差，但在行政區(qū)域規(guī)劃上，卻有天壤之別。北平從“府”提升為“京”，等于是為明朝奠定了南北兩京的政治格局。

要提升為新的首都，勢必有浩大的工程營建。永樂四年，明成祖遣尚書、侍郎、副都御使、僉都御史等員七人分赴五省采木，督軍民匠役燒造磚瓦，并命工部征天下諸色匠役、軍士、民丁，明年赴京聽役。從上述的事實可以看出，營建北京，工程浩大，幾乎調動全國民力。

重心北移，這就產生另一個永樂朝的大變動，由南方向京畿地區(qū)大規(guī)模植入軍隊、富戶、民人以及工匠等人口，在1368年的毀滅與“靖難之役”的廢墟上，新造北京城。這第一項措施就是遷徙江南富戶入京。永樂元年，徙南京、浙江等九省富民實京，萬歷年間順天府尹王之垣給朝廷的報告中有“國初從浙江等處富民三千八百余戶以實京師”。永樂二年，再詔“徙廣東富戶實京師”。

富戶北遷，帶來不僅是南方相當成熟的商業(yè)產業(yè)體系，同樣，這些富戶持有大量的資本，北上之后，進一步活躍了北京的資本市場。富戶在北京的生計，所在多有。其中不少人，從事農副產品的生產與販賣，更有從事南北海陸貨運的商賈，集中于京師。

永樂年間的金幼孜曾描繪北京城“閭閻櫛比，云簇，鱗鱗其瓦，盤盤其屋，馬馳聯(lián)轡，車行轂，紛紜并驅，雜沓相逐，富商巨賈，道路相屬，百貨填委，邱積山蓄?！苯鹩鬃蔚恼f法，存在一定的夸大，但也說明了北京城在永樂朝后期相當繁盛的局面。

遷徙富戶，在極短時期之內為北京制造了商業(yè)繁榮，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富戶雖然附籍應天，卻仍承擔本籍徭役的特殊情況，導致富戶與其產業(yè)、親屬相隔離。京城富戶，多有南返之愿。中央政府的人口控制能力，也一再下降。永樂初相對嚴格的政策，遂一再變異。宣宗之后，附屬應天籍的富戶，屢有南逃。至明中后期，永樂初期遷徙北京的三千八百富戶，留北京的，僅剩二百余戶。

遷徙富戶，只是永樂初年向北京進行人口與財富轉移的頂層設計，與之配套的，勢必是大量的民人、工匠以及為加強軍事力量的衛(wèi)所人員遷入。這些遷徙過程，可以分為六個不同群體加以考查。

第一類，是將各類罪犯及其家屬遷往京畿附近。建文四年（1402年），遷罪犯及其家屬至北平，人數(shù)不詳；永樂元年（1403年），詔“發(fā)流罪以下墾北京田，犯杖罪者給牛具種子，五年后賦役如民田；犯徒流遷徙者不給直，三年后如民田例科差”，人數(shù)不詳。永樂四年，謫吏遣邊，遷湖廣、山西及山東的郡縣官吏共214人（戶）往北京，謫吏遣邊。永樂期間數(shù)次發(fā)罪謫至京，總體來看人數(shù)規(guī)模并不太大，總的人口規(guī)模，應在一萬以下，且多數(shù)應配置在北京周邊。

第二類，移民實京。建文四年九月，遷山西、山東“丁多田少或無田之家”入“北平各地”，規(guī)模不詳。永樂二年、三年，兩次遷山西民至北京州縣，每次1萬戶。永樂五年，再遷山西及山東民人5000戶至北京州縣。移民實京所遷徙的人口，規(guī)模較大的，以上述數(shù)據(jù)中評估，永樂前五年植入到北京及京郊人口，就至少在12.5萬以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移民，也應當不是在成居民，因為它是作為墾田移民而進入北京地區(qū)的。

第三類，南京民人、匠戶入京。大規(guī)模的北京重建，需要大量工匠的移入。永樂期間，遷南京民與工匠2.7萬戶遷入京。這一批人口，應在十三萬人以上，這些人口，多數(shù)居住在京城。

第四類，文武百官及吏員。北京作為新的首都，移植南京的政府官員，自是題中之義。此類人口及家屬，約在2萬人左右，居京城。

第五類，駐京衛(wèi)所。以京城之中，駐軍的龐大，是可以想見的。及至永樂末年，《明史·兵志》載京城衛(wèi)所，達72衛(wèi)之多。明制，一衛(wèi)為5600人。那么，僅京郊地區(qū)的駐軍，就達到了40萬之多，這些衛(wèi)所，大部分是從南京附近轉移而來。駐軍及家屬，應在120萬人左右。其中，各門的守衛(wèi)中就有12衛(wèi)，約6.7萬人，合家屬，應在20萬人左右，居京為主。

第六類，少數(shù)民族降民。洪武、永樂、洪熙、宣統(tǒng)四朝，不斷有少數(shù)民族移入北京，其中以蒙古降人居多。這些移入北京城的少數(shù)民族人口數(shù)目，史書對于記載并不清晰。其中，數(shù)量最大的一次，為洪熙元年（1425年）的一次內附，人口數(shù)為572人。宣德年間，進士李賢曾上疏談到京畿的蒙古降人：“切見京師達人不下萬余，較之畿民，三分之一?！边@里的“萬余”，應當指戶數(shù)。但到底有多少少數(shù)民族入住北京，則沒有清晰的說明，也因為少數(shù)民族的“戶”不能以漢族中戶的統(tǒng)計單位對等，這一人口規(guī)模，就難以評估。另外值得說明的是，蒙古降人戶籍，多數(shù)入衛(wèi)所軍籍，所以它的總人口，與衛(wèi)所軍戶的數(shù)量，又有一定的比例關系。

大體來看，永樂年間（1403～1424年），歷次人口植入北京及京郊地區(qū)，總人口應在150萬以上。根據(jù)人口史學家的估算，這一時期北京城的駐京人口，已經達到八十萬之多。

1403～1424年，一座新首都被建造起來。相對于江南地區(qū)諸多大城市，是通過歷史文化與社會交融生長出來的情況不一樣的是，明初的北京，明顯是通過政治權力捏合并拼湊起來的一座城市。

相對于明王朝的中心區(qū)域（黃、淮、長江），北京是一個新歸附的陌生城市，它有四百多年的時間處于“異族”統(tǒng)治之下。并且，這次大規(guī)模的人口移植，明顯帶有強力遷徙的特征。而此次遷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富戶、匠戶與及軍戶三類人口，這是北京在城居民中，占據(jù)數(shù)額最大的三個群體，并且這三類人，基本都由南方遷徙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