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蔣彝和他的文友》：“靈魂上起作用”的文化交流

《蔣彝和他的文友：旅英華人的藝術創(chuàng)作與社會交往（1930-1950）》，[英]保羅·貝文、[英]安妮·韋查德、[美]鄭達主編，周小進、崔新羽等譯，東方出版中心，2023年11月出版，276頁，78.00元

近年來，蔣彝（1903-1977）這個名字為愈來愈多的研究者關注，并逐漸走入讀者大眾的視野。這位旅居海外四十多年的中國書畫家、作家，自1930年代中期起就以圖文并茂的英語寫作俘獲了大量英美讀者，多年來長盛不衰，1940年前后他講述歐洲戰(zhàn)況的文章見諸國內(nèi)報端，中文本的《戰(zhàn)時倫敦》在上海正式出版，但此后及至1980年代，他的名字才又出現(xiàn)在中文書籍上。2000年之后，蔣彝最負盛名的“啞行者”畫記系列在英美再版，并陸續(xù)有了中譯本與英漢對照本，其余作品之譯介亦在展開中。就國內(nèi)而言，對蔣彝的研究從2012年其傳記（鄭達：《西行畫記——蔣彝傳》，商務印書館，2012年）面世，到2018年首部專著（任一鳴：《文化翻譯與文化傳播：蔣彝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8年）出版，再到2023年底《蔣彝和他的文友：旅英華人的藝術創(chuàng)作與社會交往（1930-1950）》一書推出，其個人形象愈見清晰，其所代表的一類人及其周圍的一群人亦觸發(fā)了人們的興趣。此外，蔣彝的兩位重要文友，同樣作為中西文化交流重要人物的陳西瀅和熊式一，新近恰有相關文獻資料與翔實傳記出版，即2022年末出版的《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與2023年出版的《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這些書互相呼應與補充，呈現(xiàn)了這群人在異國展開的跨語際文藝實踐，“中國現(xiàn)代作家的雙語創(chuàng)作及其影響”這一長期被忽視的話題得以擴容與激活：“創(chuàng)作”的范疇及其生成在更為寬廣與靈活的意義上被理解，對“影響”的追問更加全面、細膩與縱深，他們的個體性情、人際網(wǎng)絡與日常生活也被不無反思地予以觀照。

鄭達著《西行畫記——蔣彝傳》

任一鳴著《文化翻譯與文化傳播：蔣彝研究》

“啞行者”蔣彝的意義

《蔣彝和他的文友》（Chiang Yee and His Circle）一書緣起于2019年夏在英國牛津召開的名為“啞行者：蔣彝在英國，1933-1955”的學術論壇，它旨在紀念，同時慶祝蔣彝的牛津故居獲得英國文物保護“藍牌”。蔣彝是繼老舍與孫中山之后，第三位獲頒“藍牌”的華人，該藍色銘牌介紹他是“藝術家與作家”，并刻上了他的筆名“啞行者”（The Silent Traveller）——這個名字陪伴和映照著他身處異國的文藝生涯，蘊含著他全部的困境、教養(yǎng)、智慧與力量。

“行者”對應著蔣彝遠渡重洋、離家萬里的現(xiàn)實，但仍回溯到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中，與“孫行者”“武行者”構(gòu)成互文，他自認排行“第三”，并自嘲“不能打虎無神通”（蔣彝：《自嘲》，《蔣彝詩集》，友誼出版公司，1983年，263頁）；同時，“行者”是蔣彝流寓海外，不懈行走的人生姿態(tài)，他最有代表性的“游記”書寫由此別具形式感與自傳性，如此地天經(jīng)地義，理所當然。那個“啞”字更是驚心動魄，相較于“silent”在英國人那里引發(fā)的短暫不安（“啞行者”系列的第一本《湖區(qū)畫記》出版時，出版商起初拒絕采用英文書名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akeland，“因為他們擔心一個一聲不響的中國人，在英國到處走動，難免不引起蘇格蘭場[英國警察廳刑事部]的懷疑呢”，后在蔣彝的堅持之下，出版商做出讓步，參見錢歌川：《蔣彝成名的經(jīng)過》，1978年8月（香港）《海洋文藝》第五卷第八期，77頁），中文世界里“啞”至為決絕，蔣彝改原字“仲雅”為“重啞”，“重”之于“啞”，無論作動詞還是程度副詞來理解，都給予了肯定與強化，“啞”是在異語言世界里天聾地啞、一團漆黑的艱難，也是本國傳統(tǒng)文化給予的堅忍自持、訥言敏行之極致，并最終在不同語言文化的碰撞交接中，以中國筆墨為英文閱者繪聲繪影，重新寫且重筆寫“啞”，以“啞”說“雅”，使之成為蔣彝的，某種程度上也是中國人的方法、風格與符號。

蔣彝去國離家四十二年，于1975年首次回國，1977年再度回國時因病去世。國內(nèi)對他公開的紀念與推介，始于1982年5月中國美術協(xié)會舉辦的蔣彝遺作展，他的多位舊識為之題字撰文，如李政道題詩以“行者雖然啞，著作全球知”描述其海外影響，楊憲益的《寫在蔣彝展覽前夕》回顧了他們的結(jié)識及蔣彝的大致生平與功績。1982年6月14日的《人民日報》發(fā)表侯桐的《憶蔣彝》，作者在追憶并紹介蔣彝的同時，尤為強調(diào)他“愛國者”的身份。在這一時期回憶文章中，敘述最為細致也最見深度的，是1982年底發(fā)表的葉君健的《憶蔣彝》，該文至今讀來，仍富于啟發(fā)。

在葉君健看來，蔣彝的作品是極為“獨特”的，并切實地影響了英國評論界與英美讀者：“啞行者”系列游記“每一部都像一個大型的畫冊”，除了英文文稿，還有彩色插頁、線條畫，以及用書法形式呈現(xiàn)的舊體詩，“他把詩、畫和散文揉成一氣，形成一個有機整體”，代表了“一個傳統(tǒng)的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生活、文化、藝術和風物的看法和解釋”；除最具代表性作品之外，蔣彝還寫小說、兒童故事、報告文學，以及“介紹中國繪畫、文學和書法的屬于基本知識性的專著”。沿著葉君健的觀察和概括，做進一步引申，可以說，蔣彝跨語際文藝實踐的獨特性在于：他那有機融合的形式既是一種強烈的個人原創(chuàng)風格，又是對中國文化傳統(tǒng)高度繼承；同時，他的作品有一種新鮮活潑、敏銳幽默的普及性，因而受眾是廣泛的，既有文化界的關注與認可，也擁有從英國發(fā)展至“事實上遍及了五大洲”的普通讀者。

較之于通常所謂的“中西方文化交流”，葉君健指出蔣彝展開的是東西方皆少有人做過的“極為深刻的文化交流”，“這種交流是在靈魂上起作用”。蔣彝在中西藝術史上的影響，已有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E. H. 貢布里希（Ernst Hans Josef Gombrich）以及柯律格（Craig Clunas）等藝術史家的關注與言說為證；蔣彝的傳記作者鄭達對上述“深刻”之處，亦有精彩闡釋，如他談及蔣彝游記作品中比較手法的運用與“旨在發(fā)現(xiàn)各民族的相似之處”的追求，“幫助讀者在一個廣泛的世界范圍內(nèi)重新評估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文化”（鄭達：《西行畫記》，第8頁）。這里“靈魂上起作用”的說法，更應放到廣大的普通讀者中去看。葉君健以蔣彝為英國童話芭蕾舞劇做舞臺和服裝設計為例（見書中《蔣彝與英國芭蕾》一章），“據(jù)說英國觀眾喜歡這種東西方結(jié)合的芭蕾舞演出，由此看出蔣彝的藝術在英國具有一定的群眾性”，而這樣的“群眾性”例子，即使放到2000年之后，還可再舉一二。

《牛津畫記》（The Silent Traveller in Oxford）2003年在美國再版時，英國著名記者、評論家戈弗雷·霍奇森（Godfrey Hodgson）作了序言。戈弗雷與蔣彝并無交往，亦非其研究者，大約是牛津出身與聲名使他收到了稿約，他半開玩笑地抱怨編輯并未對蔣彝做什么功課，不過，這個沒做功課的編輯仍能毫不費力地遇上一位七歲就讀“畫記”的讀者，蔣彝作品在當時英國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戈弗雷起筆時不無煽情地寫道，“在我的一生中，總有啞行者緊緊相隨”，“他拿著畫筆與古墨，悄悄地在我身后躡足隨行，不曾間斷”。孩提時期，戈弗雷就知道“啞行者”是中國紳士，“以有趣的中國畫法描繪許多我所熟悉的景色”，他回顧了生命中與啞行者作品相遇相伴的四個時刻，一些零落的歡喜、親切、驚異與慰藉躍然紙上，可也就這么多了，如他自己所供認的“僅止于以上所記的內(nèi)容”（戈弗雷·霍奇森：《前言》，蔣彝：《牛津畫記》，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7年，第III-IV頁）。然而，反過來想，這種之于普通讀者的、連綿而不能忘懷的“有限”記憶恰是真實可感的“在靈魂上起作用”，是啞行者給予的“潤物細無聲”。

肖恩·白塞爾（Shaun Bythell）是英國當代知名的書店店主，以冷幽默吐槽圖書業(yè)現(xiàn)狀而走紅。在他2020年出版的暢銷書《書店里的七種人》（Seven Kinds of People You Find in Bookshops）中，有一種書店里的人被名之曰“Viator non tacitus/ the Not-So-Silent Traveller”（不那么沉默的旅人），這顯然與“the Silent Traveller”構(gòu)成了互文。作者果然從蔣彝說起，講述“每當蔣彝的書到店里時”，自己由閱讀產(chǎn)生聯(lián)想與好奇，嘆服“蔣彝的魅力基于他觀察世界的視角非同尋?！?，“他敏銳地意識到，當我們在缺乏文化參照點的情況下，那些哪怕最平凡的舉動都可以充滿魅力”（[英]肖恩·白塞爾：《書店里的七種人》，姚瑤譯，北京聯(lián)合出版社，2021年，135-136頁）。作為一個普通讀者，肖恩的體悟誠如葉君健所說，蔣彝的書“為英國人提供了一面鏡子，同時英國人又在這面鏡子中見到了中國”，蔣彝這雙來自異文化的眼睛真正地吸引和打動了他們，更進一步來說，當生活在今天的英國人能以“the Not-So-Silent Traveller”來指涉和諧趣時，意味著“啞行者”已在某種程度上積淀為他們共同的知識與文化背景，這是非常了不起的。身在英國的蔣彝研究者也證明，他“留下的文學遺產(chǎn)傳之久遠”，“今天的一般讀者仍然知道蔣彝的名字，英國各地二手書店里也還能看到他的很多作品”（164頁）。

在葉君健文章的最后，他談到蔣彝對于中國文化藝術有著“非常嚴肅的癡”，是“一個對世界文化做出貢獻的畫家、詩人和散文家”（葉君?。骸稇浭Y彝》，《百花洲》1982年12月第六期；后改名為《啞行者》，收入政協(xié)九江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九江文史資料選輯·第8輯·海外赤子蔣彝》，1992年，56-67頁），誠哉斯言。

 “漢普斯特德”效應及其他

關于蔣彝的意義，葉君健的敏銳把握并非僅源于他們是昔日同在英國的舊識，更因他自己同樣深刻地內(nèi)在于“東西方文化交流”之中，識得其中難易與關竅。他畢業(yè)于武漢大學外文系，既從事中英之間的翻譯工作，也創(chuàng)作英文小說，甚至主編過英文刊物《中國作家》（Chinese Writers），“這份刊物在中國的對外宣傳中，以純文學期刊形式出現(xiàn)，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宋韻聲：《跨文化的彩虹——葉君健傳》，遼寧大學出版社，2014年，51頁）。1944年，作為繼蕭乾之后的中國抗戰(zhàn)情況的宣講人員，葉君健來到英國，在此結(jié)識他關注已久的蔣彝。因此，葉君健本人亦作為研究對象之一，出現(xiàn)在《蔣彝和他的文友》一書中。

這本書分為兩個部分，收錄了十位撰稿人的十一篇文字。第一部分以蔣彝為中心，探討其文藝實踐與所處的大環(huán)境或小環(huán)境之間的關系，其中最重要的小環(huán)境是他在英國的華人知識分子交往網(wǎng)絡，換言之，即他的“朋友圈”。這個小環(huán)境/朋友圈在書中以蔣彝曾居住的“漢普斯特德”（Borough of Hampstead）稱之，那是倫敦西北部的市鎮(zhèn)，是1930年代最有藝術活力的地區(qū)之一，多國的各類藝術家在此居住；熊式一、蔣彝和王禮錫等中國作家、藝術家亦安家于此，戲劇家熊式一熱情好客，他的公寓經(jīng)常高朋滿座，成為旅英文人與短期的中國來訪者的駐足之地，中國知識分子的聚合為這里的豐富性和重要性再添一筆。這部分首篇文章的標題“蔣彝的漢普斯特德”，可類比卻又不同于“伍爾夫的布魯斯伯里”，此地除了在生活與事業(yè)上滋養(yǎng)作為成員的蔣彝，以及使群體成員間彼此影響外，更是華人知識分子在異語言跨文化語境里的離散社群。英國藝術史家里德也住在該地區(qū)，他能將來自各國的不同文藝群體關聯(lián)起來，作為蔣彝的朋友和鄰居，他對其作品有重要的推介之功。這本書的第二部分直接名為“蔣彝的朋友圈”，分篇討論了蔣彝旅英時期的華人文友，既呈現(xiàn)他們個人的文化貢獻，也進一步探究他們在英國的日常生活與社會交往。

雖然，葉君健1944年抵達倫敦時，蔣彝早因德軍對倫敦的頻繁空襲搬至牛津居住，但“漢普斯特德”對于旅英華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來說，一度是社會交往和情感維系的中心，具備了社會地理學和文化地理學意義，可以作為知識分子離散社群（有時是關系更為松散的暫住人員的聚合）之喻指和泛稱。涉及葉君健的討論在第二部分的《探索英國出版、尋找英語讀者——五位中國作家》一文，蔣彝、蕭乾、葉君健、羅孝建與崔驥五位在英國出版作品的中國作家是其研究對象。文章聚焦他們作品在英語世界得以流通之網(wǎng)絡，從而將對跨語際文藝實踐的探討落實于關鍵環(huán)節(jié)；換句話說，需要回答的是：在“靈魂上起作用”之前，蔣彝們?nèi)绾蔚诌_讀者，尤其是廣大的普通讀者？作者引用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的觀點，在“世界文學體系”中，要衡量一門語言的“文學性”，“不是根據(jù)它擁有的作者和讀者的數(shù)量來衡量，而是根據(jù)它擁有的出版商、編輯、批評家，尤其是翻譯人員來衡量的，他們能保證文本在語言中的傳播”，以此來凸顯由編輯、出版商與翻譯構(gòu)成的網(wǎng)絡之重要性。作者詳細講述了中國作家與英國編輯、文化要人們的連接與友誼，尤其是蕭乾與葉君健，他們抵英前就與這里的精英文人圈有私交，“能深入英國文學和知識網(wǎng)絡”，文中評價葉君健在離開英國時，“幾乎已經(jīng)成了‘英語作家’”。

該文對作家作品得以流通之網(wǎng)絡的討論主要放在中英人士之間，而中英人士之間關系網(wǎng)絡仍可進一步追溯其生成底盤，對此作者做了精要提及：“這些多才多藝的中國作家團結(jié)一心，每個人都‘罕見地掌握了獨特的英語文體’，在改變二十世紀人們對中國的態(tài)度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边@里的“團結(jié)”一方面指一致的信念，要通過文藝增進東西方之間的了解，為戰(zhàn)時中國爭取更多援助，它又呈現(xiàn)在日常生活中細碎而綿延地展開，“他們不僅共享住所、家庭生活、友誼，也分享事業(yè)中的人際關系”，例如1930年代中期，熊式一向他的出版商推薦了蔣彝，十年后蔣彝又向同一家出版商推薦了葉君健。如果我們回到上述“漢普斯特德”的話題上來，這種知識分子離散社群的作用與影響有待深入探討——不妨將之稱為“漢普斯特德”效應，而該書中《蔣彝與熊式一夫婦——團結(jié)、鄉(xiāng)情及種族表現(xiàn)的生產(chǎn)機制》一文正是“漢普斯特德”效應的極佳個案研究。

這篇文章以蔣、熊之間的關系為例，探討了離散藝術家之間的種族紐帶，以及他們面臨的“種族表現(xiàn)的生產(chǎn)機制”對紐帶關系的損害?！皾h普斯特德”效應的正面性常常被關注到，同胞情誼（有時可能是關系更近的同鄉(xiāng)、朋友等）能促成在海外人們的往來、聚集與團結(jié)互助，更何況這些知識分子往往有共同的文化抱負，在戰(zhàn)時又添民族使命感，由此形成一種互相提攜與合作關系；不過，“漢普斯特德”存在的意義不限于此，它還是一個情感中心，為離散人群提供情感的撫慰與寄托，或者說，為他們創(chuàng)造了一個像家的地方。除此之外，該文尤為醒目地提出了“種族表現(xiàn)的生產(chǎn)機制”，意指在異域的政治經(jīng)濟體制和文化語境下，“只允許少數(shù)中國藝術家或作家進入公眾視野，而這些人又面臨多重壓力：既要表現(xiàn)其‘文化’或民族，又要為誰擁有表現(xiàn)的權(quán)利、表現(xiàn)什么樣的中國特性等問題去競爭”（180頁）。這就容易導向“漢普斯特德”效應那微妙乃至負面的部分。然而，該文最后的措辭似乎夸大了這種競爭壓力，“壓力之大，足以破壞建立離散社群的艱苦努力”，“在離散華人共同社會地位的脆弱基礎上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深層紐帶，最終因此斷裂”——文中沒有足夠的例證支撐這些判斷，對于蔣、熊二人后來關系的大不如前，“互相鄙視”，熊家后人亦解釋為他們性格不同。在異域文化生產(chǎn)體系內(nèi)，離散華人之間的競爭是存在的，但不宜對此做極端的理解；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不同的個體有著不同的選擇和機緣，完成了各自的角色。

盡管《蔣彝和他的文友》一書中對“漢普斯特德”及其效應的探討已足夠多面和復雜，但以蔣彝為中心仍可以串聯(lián)起更多人物與面向，例如翻譯家錢歌川，他在蔣彝去世后曾撰文回顧了他們在英國的交往（錢歌川：《蔣彝成名的經(jīng)過》；《追憶兩個同庚好友——蔣彝和王云槐》，《香港文學》1985年12月第十二期，40-41頁），又如《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中對1944至1946年的旅英華人知識分子往來的記述，有諸多富有意味的文獻材料有待爬梳與闡發(fā)。而對蔣彝的“漢普斯特德”的討論也不能僅限于英國，旅美時期的蔣彝應和著大小環(huán)境的變化，伴隨著自身的調(diào)整，其創(chuàng)作上有了新變化，往來的重要文友也變成了楊聯(lián)陞、陳世驤和夏志清等人。

《陳西瀅日記書信選集》

 “真實的中國人”與“活的中國”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國華人知識分子圈里，蔣彝無疑是商業(yè)上成功的、知名度最廣的作家，一個有趣的例子是，1960年代中期張愛玲的英文小說The Rouge of the North（《北地胭脂》）想要出版，夏志清托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也是他的辦公室室友蔣彝問其美國出版商諾登公司（W. W. Norton）是否有出版機會。大概久無訊息，張愛玲來信說，“托蔣彝的事，我覺得不必問他了，Norton不會有興趣的，他只忙著自己也是常情，在國人尤其是意中事”（張愛玲1965年6月16日致夏志清函，夏志清編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天津出版集團，2020年，17頁），言語間難掩負氣與失望。蔣彝到美國后出版的《巴黎畫記》《波士頓畫記》和《舊金山畫記》銷路甚佳，他之前積累的寫作聲望、為之做出的投入準備、他的美國經(jīng)紀人與出版商的運作皆發(fā)揮了作用。《舊金山畫記》出版時，夏志清給哥哥夏濟安寫信，道出了他的私下意見：

蔣彝其實是極hard working的西方化的職業(yè)作家，書中冒充中國philosopher，所發(fā)表的許多意見感想，都是很庸俗的。英美第一流的traveller很多，他們學問廣博，對人對物都有新見，蔣彝則販賣些中國的舊詩舊笑話而已。蔣彝裝得很casual的樣子，其實寫這本書，把舊金山的掌故一定看得不少，而且故意要迎合洋人心理，一定是很吃力的事。蔣彝二十歲時即去游過海南島，可見當時對旅行的確真有興趣，他的那篇《海南島》報告曾在《東方雜志》發(fā)表，文字極老練。（夏志清1964年11月1日致夏濟安函，王洞主編、季進編：《夏志清夏濟安書信集·卷五：1962-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85頁）

夏志清對蔣彝的批評并不新奇與鮮見，事實上，關于“中國特性”，以及如何在西方講述中國的爭議與反思既是蔣彝的寫作起點，也在他整個寫作生涯中如影隨形，似蜜糖又似砒霜，成為他被歡迎與贊賞、輕慢與批評的理由?！妒Y彝和他的文友》一書中，柯律格、鄭達和特莎·索恩尼利都談及1930年代中后期開始，西方社會需要的“真實的中國人”的新聲音，這當中蘊含著重要的視角轉(zhuǎn)換：中國不能只由西方作者來闡釋——蔣彝和他的文友們出現(xiàn)在這個歷史當口。同時，蔣彝們自身更有傳達“（真實）中國”的強烈渴望，置身此間的他們敏感于因種族國籍而產(chǎn)生的間隙與誤解，自覺于改變西方人眼中中國形象的使命。

在1938年出版的《倫敦畫記》的前言里，蔣彝描述了自己“動不動就落入某種刻板印象”的情形，這位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啞行者”秉持孔夫子“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的教誨，采取了以異國風景人情為對象、以“求同存異”為方法的寫作策略（蔣彝：《前言》，《倫敦畫記》，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7年，第XV-XXIV頁）。不過，常被人忽略而并非不重要的，還有他異常明確的讀者定位與敘事形式，是“絕非為取悅學富五車的人而寫”的“零碎敘事”。這種文化上的“零碎敘事”為鄭嘉儀所關注，她指出蔣彝以這些生活片段對抗的是“特定文化知識上的等級差異”（52頁），葉樹芳則更為具體地指出了蔣彝與熊式一與只和“布魯姆斯伯里”一起的新月社（如徐志摩、凌叔華）那幫人不同，他們“希望接觸普通大眾，增進他們對于中國和中國人的了解”（168頁）。前文已提及蔣彝作品在英國頗強的群眾性與傳播力，而蔣彝對自身寫作的通俗/“非學者”設定正與之相關相應，可由此出發(fā)進一步理解蔣彝的意義與價值。

仍是在這篇《倫敦畫記》的序言里，蔣彝表示希望讀者“客觀地”批評其作品，既不因它們不夠“中國化”而不喜歡，也不因帶有“中國味”就喜歡（蔣彝：《前言》，《倫敦畫記》，第XV、XXII頁）。他對讀者的這番告白當屬真誠，針對的是一種被僵化了的中國印象；但同時，他無法否認作為真實中國人“天然”擁有的中國視角對讀者的召喚與影響，對此自覺與不自覺的使用都易滑入所謂“迎合洋人”的或有理或無理的批評。柯律治指出“‘中國視角’中蘊含著一種身份表演”，為蔣彝亮相英國的第一本書《中國之眼》修改與潤色英文的英國女性賈靜如（Innes Jackson）故而“必須”隱身，但他們的合作喻指著柯律治細致考證后的結(jié)論，“《中國之眼》遠不是中國精髓的簡單涌現(xiàn)，它本身就是一個跨國詮釋產(chǎn)生的藝術品”（168頁），更進一步說，在跨語際跨文化交流中，“（純）中國”與“（純）西方”的觀念已處于共有的、彼此可交錯與挪用的網(wǎng)絡中，“中”“西”二元之間的流動性應當被注意到。

蔣彝避談現(xiàn)實政治，結(jié)合中國傳統(tǒng)藝術形式的游記書寫，乃至直接以傳統(tǒng)書畫為對象的講述，既能為他贏得大部分讀者，也會讓他受到質(zhì)疑，他在英國初立足時，甚至被倫敦批評家說成是“奇怪的”“屬于過去時代的中國人”。葉樹芳評議說，“正是這個原因，蔣的游記雖充滿詩意的冥想，他卻總要在插圖中將自己置身于現(xiàn)代都市”，這個刻意“刺穿了久遠古中國幻想”的行為呼應著蔣彝的公開批評——“很多西方漢學家并不樂意讀我們更加易懂的新式文章”“世人對中國文學的誤解該有多深啊”（蔣彝：《談書籍》，《倫敦畫記》，114-115頁）。陳西瀅的私人日記也可為之佐證，其中記錄了蔣彝的日常意見：“要人知道中國是一個現(xiàn)代的民族，不是過去的古國?！保ǜ倒饷骶幾ⅲ骸蛾愇鳛]日記書信選集（上）1943-1944》，東方出版中心，2022年，401頁）他的這番心聲，可說是當時處于中西交流之中的中國知識分子，甚至支持中國的外國友人的共同愿望。特莎·索恩尼利在其文章中特別以“‘活的姐妹’而不是‘死的祖先’”作為小節(jié)標題觸及了這一話題。標題內(nèi)容來自美國作家、記者項美麗（Emily Hahn）1937年的呼吁：“西方的兄弟們什么時候才能把她（中國）當作活的姐妹，而不是死的祖先呢？”（143頁），這也讓人聯(lián)想到1936年出版的由埃德加·斯諾編譯的現(xiàn)代中國短篇小說集的名字“Living China”（活的中國）。那么，怎樣才是對“活的中國”的傳達呢？面對當時西方世界的“好古（中國）”乃至東方主義的眼光，中國人的“涉古”講述的確會變成復雜微妙、如履薄冰的實踐。

相較于蔣彝，以古中國故事《王寶川》成名的戲劇家熊式一更受爭議，后者個性張揚，以刻意的中國傳統(tǒng)裝扮露面。保羅·貝文指出他在“在歐美的形象是一個充滿‘東方’意味的神秘土地的產(chǎn)物”，“他的人格也隨著西方戲劇圈對此等人物的需求而發(fā)生變化”（198頁）。不過，面對洪深《辱國的〈王寶川〉》（1936年7月《光明》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的激烈批評，熊式一的回應值得思索，“假使推崇和稱道舊的成就和傳統(tǒng)的生活就是看輕和忽略新的事物與現(xiàn)代精神，那么辱罵蔑棄舊的成就和傳統(tǒng)生活就是推崇和稱道新的事物和現(xiàn)代精神了嗎？我絕不忽略和看輕新的事物與現(xiàn)代精神，只要確實是中國的，只要是好的”（?子：《熊式一在南京》，《汗血周刊》1937年第八卷第四期，75頁，轉(zhuǎn)引自鄭達：《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3年，158頁）。癡迷與標榜“骸骨”是可疑可怕的，但“活的中國”里有不死的“古”中國，不能將“古”固化起來而棄絕之。同時，葉樹芳的研究表明了熊式一“將中國和中國人置于當代國際文化之中”的努力，他試圖通過戲劇《北京教授》（1939）和小說《天橋》（1943）讓西方大眾了解當時中國的社會與政治，“熊在《王寶川》成功后很多年里，一直將中國現(xiàn)實作為其創(chuàng)作的核心部分”，只不過未再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

鄭達著《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

魯迅曾期待“精通外國文者”，改變當時中國對外“有話難開口，弄得一團漆黑”的現(xiàn)狀（魯迅：《340306致姚克》，《魯迅全集·13》，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39頁），他致信年輕的翻譯家姚克——埃德加·斯諾編譯《活的中國》的中國助手，鼓勵他用英文創(chuàng)作，“中國的事情，總是中國人做來，才可以見真相”（魯迅：《331115致姚克》，《魯迅全集·12》，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496頁）?！妒Y彝和他的文友：旅英華人的藝術創(chuàng)作與社會交往（1930-1950）》一書，打開了一群“真實的中國人”在西方——尤其是在“二戰(zhàn)”中的英國——傳達“活的中國”的復雜文化實踐，提供了諸多別具啟悟性的觀察視角；它推動著對“啞行者”蔣彝的當代發(fā)現(xiàn)與深入認知，重溫與召喚著“在靈魂上起作用”的“深刻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