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失敗”的年輕人與214名黑奴的“自由之路”
——蓋伊手稿與埃里克·方納的
《自由之路：地下鐵路秘史》
[美]埃里克·方納著 焦姣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3月第一版
歷史書寫往往源于偶然，埃里克·方納的《自由之路：“地下鐵路”秘史》這本書的起點，是一份意外發(fā)現(xiàn)的歷史手稿。在美國史學界，方納是內(nèi)戰(zhàn)、重建和黑人史領域的名家，但在此之前，逃奴和“地下鐵路”并不是他關注的重點。幾年前，方納正在潛心寫作一本林肯傳記（后來獲得班克羅夫特獎的《烈火中的考驗》），于是雇了一名歷史系本科生幫他遛狗。有一天，這名學生告訴方納，她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里發(fā)現(xiàn)了一份關于逃奴的手稿。手稿的作者名叫悉尼·霍華德·蓋伊，美國內(nèi)戰(zhàn)期間，蓋伊是美國三大“便士報”之一的《紐約論壇報》的實際負責人，在此之前，他是紐約廢奴派報紙《全國反奴隸制標準報》的主編。從這份塵封的手稿中可以發(fā)現(xiàn)，蓋伊在新聞人的身份之外，還有一段不為人知的經(jīng)歷。內(nèi)戰(zhàn)前夕，蓋伊曾經(jīng)是紐約城“地下鐵路”的領袖之一：他負責接應和安置那些從南方蓄奴州一路逃亡至此的黑奴，再把他們送往新英格蘭和加拿大的安全地帶。根據(jù)手稿的記錄，僅1855年到1856年間，蓋伊就救助了至少214名途經(jīng)紐約的逃奴，其中成年男性137人，成年女性44人，兒童29人，未明確提及性別的成年人4名。同時，蓋伊還詳細詢問和記錄了這些逃奴的姓名、出身、出逃原因、逃亡路線和沿途經(jīng)歷。
只有訓練有素的歷史學家才能意識到蓋伊手稿的價值。自從1839年“地下鐵路”這個詞誕生以來，人們就很難區(qū)分關于“地下鐵路”的種種說法中，有多少源于史實，又有多少只是傳說。1853年的《紐約時報》認為“地下鐵路”只是一種籠統(tǒng)的稱呼，指的是全國各地救助逃奴的不同類型的組織，但同年的南方報紙卻認為“地下鐵路”是北方人有組織有預謀地教唆奴隸逃跑的機構，甚至還有人懷疑“地下鐵路”本質(zhì)上是個詐騙團伙，專門夸大其辭，騙取那些同情奴隸的好心人的捐款?！暗叵妈F路”的親歷者留下的記錄原本就不多，可信度更是參差不齊：逃奴本人當然是最可靠的敘述者，但他們大多不識字。1840年代最有名的兩位逃奴是“箱中人”亨利·布朗和混血兒哈里雅特·雅各布斯，他們的自傳都經(jīng)過了廢奴主義者的潤色或是代筆。像蓋伊一樣，“地下鐵路”的經(jīng)營者們一般會留下一些記錄。然而1850年聯(lián)邦《逃奴法案》通過后，營救逃奴成了重罪，出于安全考慮，大部分“地下鐵路”的記錄都被銷毀了。內(nèi)戰(zhàn)結(jié)束后的幾十年間，又有一大批涉及“地下鐵路”的回憶錄和訪談稿問世，但也未可盡信：廢奴派往往過于夸大北方人救助奴隸的功績，反對他們的南方人又熱衷于渲染“地下鐵路”的嚴密組織，以圖證明廢奴和內(nèi)戰(zhàn)根本就是北方佬的陰謀。有的書中號稱從1830年到1860年間通過“地下鐵路”逃往北方的奴隸有幾萬人，其他版本則號稱有幾十萬人。坊間流傳的“地下鐵路”故事充滿了英雄主義和傳奇色彩，但其中歷史與虛構的邊界是模糊的。
The Underground Railroad by artist Charles T. Webber, 1893
在撲朔迷離、真?zhèn)坞y辨的“地下鐵路”故事中，紐約城又一直是“地下鐵路”歷史的盲點。19世紀上半葉，美國東北部的城市大多反感奴隸制，紐約卻是個例外：紐約港的經(jīng)濟命脈與奴隸勞動緊密相連。正如斯文·貝克特《棉花帝國》中提到的，美國棉花種植的中心雖然在南方，其轉(zhuǎn)運和經(jīng)銷的樞紐卻是紐約。還有布魯克林的蔗糖、煙草和靛青生意，背后也連結(jié)著路易斯安那和西印度群島的種植園。1830年到1860年的大多數(shù)時候，紐約市長都是親奴隸制的民主黨人，地方官吏也熱衷于追捕逃奴，幫助奴隸逃跑者一經(jīng)發(fā)現(xiàn)就會被罰款，情節(jié)嚴重者甚至可能入獄。1898年歷史學家威爾伯·西伯特出版第一本研究“地下鐵路”的專著時就發(fā)現(xiàn)，有關紐約城的記載幾不可尋。另一方面，紐約又是逃奴北上的關節(jié)要道。尤其在1855年尼亞加拉瀑布鐵路吊橋落成之后，“上北部”弗吉尼亞、馬里蘭、特拉華諸州的逃奴乘火車或帆船逃往費城，經(jīng)紐約中轉(zhuǎn)后前往奧爾巴尼、雪城等地，不消數(shù)日就可抵達加拿大。我們很難想象蓋伊冒著怎樣的風險才記錄和保存了這份手稿，這是迄今為止關于紐約城“地下鐵路”運作情況的最詳細的記錄，更補全了東北部“地下鐵路”路線中一片至關重要的拼圖。從蓋伊手稿出發(fā)，結(jié)合多種已知的史料，埃里克·方納不僅還原了1830年到1860年間美國東北部“地下鐵路”的組織和運作情況，更深刻揭示出了逃奴問題與內(nèi)戰(zhàn)爆發(fā)的關系。
19世紀30年代，俄亥俄河對岸還有另一樣東西：奴隸制。蓋伊是個受過良好教育、見過世面的新英格蘭年輕人，但他此前從沒見過種植園：從1777年到1804年，美國北部十個州陸續(xù)廢除了奴隸制，但在聯(lián)邦憲法的默許下，南部州的奴隸制保留了下來。當然，奴隸制看上去跟美國憲法保護個人自由的原則有些沖突，但支持奴隸制的人總能找出種種理由：奴隸制是最符合南方自然環(huán)境和文化傳統(tǒng)的制度，奴隸制的存廢是各州的自由，奴隸在種植園中生活得并不凄慘，奴隸勤勤懇懇效忠主人，主人則給予慈愛、保護和照顧。當時的主流言論是：奴隸制是美國的獨特國情，那些主張立即在全國范圍內(nèi)廢奴的人，要么是不通世故的宗教狂熱分子，要么是蓄意針對南方人民利益的陰謀家。甚至到了1860年共和黨全國大會時，后來成為“偉大的解放者”的林肯還力勸黨內(nèi)各派不要在《逃奴法案》等爭議話題上表態(tài)，以免引發(fā)南方人的抵觸。因此，當年輕的蓋伊第一次見到密西西比河谷中的種植園時，他并不覺得反感：種植園房舍儼然、田畝有序，奴隸們看上去衣衫潔凈、營養(yǎng)充足。然而，當他準備動身去一間種植園考察時，有人遞過他一桿手槍“用于自衛(wèi)”。——既然種植園里的奴隸個個“心滿意足”，為什么一個白人男性會需要自衛(wèi)呢？從這一刻起，對于奴隸制的懷疑深深嵌入了蓋伊心中。
悉尼·霍華德·蓋伊部分手稿
對于那些沒有機會到訪南部的北方人，逃奴的存在就是他們質(zhì)疑奴隸制的引子。每一個從南部出逃的奴隸，都給“善主忠仆”的神話打了一記響亮的耳光。其實，1860年時，全美奴隸人口已有近400萬，每年逃跑的幾千名奴隸并不能動搖奴隸制的經(jīng)濟根基。逃奴問題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一方面引發(fā)北方人對于奴隸制的關注、壯大了廢奴主義的力量，另一方面，逃奴的法律身份引發(fā)了綿延數(shù)十年的聯(lián)邦權與州權的爭論。如果說奴隸是奴隸主的個人財產(chǎn)，那么北方自由州有沒有協(xié)助奴隸主追捕逃奴的義務？北方州的人身自由法與南方奴隸主的財產(chǎn)權哪個更重要？正因為逃奴問題引發(fā)了這些爭議，奴隸制不再是地方性的社會制度問題，而演變成了全國政治問題。當憲法和國會對奴隸制一味綏靖的時候，是逃奴把奴隸制存廢的問題強行推到了政府的面前，逃奴問題最終成為內(nèi)戰(zhàn)爆發(fā)的導火索之一。
從表面上看，19世紀美國的奴隸制似乎和當代讀者的生活沒有什么關系。但埃里克·方納這本書講述的，恰恰不是奴隸制本身的故事，而是自由與解放從何而來的歷史。“地下鐵路”的主角從來不是廟堂之高的政治家，它是湮沒在煙塵中的販夫走卒的歷史，是被奴役者追求自我解放的歷程。正是通過歷史學家的努力，我們知道了“地下鐵路”不僅僅是小說家筆下的傳奇，正是這些弱小、困頓、連基本人權都被剝奪的逃奴，撬動了美國歷史的進程，正是“地下鐵路”沿途那些默默無名的普通美國人，冒著風險幫助奴隸獲得解放。（文/焦姣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自由之路：地下鐵路秘史》中文版譯者）
本文原載于《 中華讀書報 》 2017年10月11日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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