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花箋出親王府

處暑剛過沒幾天，秋意漸濃，風涼如水?？崾钪袣椨谕獬?，此時正是閱肆的好時節(jié)，偶于周末在某肆見清人制箋一冊，甫一翻開就看見清人所制角花箋，未經使用，不禁感嘆眼福不淺?；仡櫴嗄觊g，經眼明清人用箋數(shù)以千計，角花一類，晚近多印花卉圖案，以符“角花”之名。實在當其鼎盛時，多為拱花、饾版套印的博古花果蟲鳥圖案。近代學者徐珂（1869-1928）輯錄《清稗類鈔·物品類》內“角花箋”一條對此有簡明介紹：

于箋下方之左端，圖以諸花，謂之角花箋，又曰押角箋。嘉慶時，怡親王所制形形色色，花樣極新。最美觀者一種，圖古鼎八，橫欹倒置，色異形殊，小如豆，大不盈指。且占地不及寸。光緒時，京師琉璃廠紙肆猶有存者，然不易購也。

徐氏在其《聞見日抄》中論“帖柬之式”時，也順帶提到“清之中葉，某邸所制角花箋，花亦有隆起者”，應該就是指怡王府。怡親王始封于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第一代為雍正十三弟胤祥（1686-1730），其子弘曉（1722-1778）構樂善堂、明善堂，以收藏見稱于世。到了第六代載垣（1816-1861），作為顧命八大臣之一，被褫官賜死，由族弟載敦襲爵。怡府藏品開始流散，藏書為潘祖蔭、翁同龢、朱學勤等所得，文玩也陸續(xù)流散入市肆。

徐氏記述怡府角花箋時，側重于饾版套印，花色精雅。較之略晚的瞿兌之（1894-1973）《杶廬所聞錄》（圖一）內《信箋》一文也專門談到此箋，側重點稍有不同：

乾隆中，怡王府制角花箋，壓花于紙之左下角，套板著色，雅澹精妍，得者寶之。光緒中，怡府出數(shù)十箱，歸琉璃廠。一時京外士大夫爭先分購，不久遂罄。余猶及藏數(shù)枚，其紙黯然有古色，而能食墨。近年紙店仿制不能佳，惟福建邵君幼實托清秘閣所制為精也。

圖一

于饾版套色之外，瞿氏更言及“壓花”，顯然包含拱花工藝，即其有所謂“花亦有隆起者”的效果也。瞿兌之《燕都覽古詩話》中又有詩云“玉幾金床終不免，角花猶辨剡藤香”，就是說明善堂藏書外，“怡府角花箋為光緒中朝士所重，怡邸在東四牌樓頭條胡同”。與其《西園王孫草書墨竹歌》中“明善書藏堆玉錦，瑤華名跡韻縑緗（自注：怡王府藏書稱明善堂，今惟知貴其角花箋?，幦A道人畫出士大夫上。）”前后呼應。

清末民初，以收藏明清書札著名、“晚晴四大藏書家”之丁氏后人丁輔之（1879-1949，名仁）的父親丁立誠（1850-1912）曾作《角花箋歌》（見《晚晴簃詩匯》卷一百七十）：

金花半角玉版方，曾沐純廟題奎章。浙江疆臣拜手獻，楮先生侍南書房。是時遭際重臺閣，征士聯(lián)吟盡鴻博。吾杭杭厲本鄉(xiāng)親，如鳳之翎麟之角。百四十年時不同，流落燕臺花市中。世情莫嘆薄如此，幸有同聲片楮通。我昔相遇琉璃廠，短幅長箋兩心賞。攜歸同社贈新詩，首唱鐵花老詞長。先生先世尤可詳，晉有蠶繭唐硬黃。百金不許市一紙，江南供奉澄心堂。碧云春樹好顏色，紅染桃花艷芳澤。終古家聲重洛陽，白州刺史高華職。有明繁盛宣德年，遠族更有側理箋。二林家寶不敢秘，亦拜天家賜錦鮮。先生之風無瑕凈，老去紅顏花掩映。愿花常好楮國春，我尚依依桑梓敬。清平四海萬千秋，來助人修五鳳樓。新翻花樣馬一角，快寫吉語羊千頭。

全詩雖以“角花箋”為題，卻側重于對紙的贊嘆，反而疏于印花技術的描述。其實，一入民國，怡府角花箋早已十分罕見。朱家溍為其父朱文鈞（1882-1937，字幼平，圖二）編《介祉堂藏書畫器物目錄》中，將“怡王府制角花箋五種三十四張”，列于乾隆仿金粟山藏經紙、乾隆梅花玉版箋與乾隆羅紋箋之間，無疑把它視為乾隆間產物。熟于詩婢家箋的成都籍學者曾克耑（1900-1976）《題彬甫怡府角花箋》（《頌橘廬詩存》卷二十）詩二首，字里行間，不免詫為異寶：

南朝宮紙女兒膚，張季曾嗟世已無。忽睹花箋怡府樣，馬鳴失喜一驚呼。

兒時家住錦江濱，十樣蠻箋觸手新。朱邸青樓俱寂寞，摩挲繭紙獨傷神。

圖二

由此可證，彼時怡府角花箋已稀如星鳳。瞿兌之所得為數(shù)已不多，據(jù)他說朱文鈞的好友邵繼全（1878-1933，字幼實）更委托琉璃廠的清秘閣仿制怡府箋，角花一側均有“清秘”朱記。

近年研究明清花箋的著作中，自以梁穎《說箋》（增訂本）為最，其第二章《套印、拱花與砑光》討論饾版、拱花箋時，未引入“角花箋”這一名稱，更未談及怡府角花箋。所舉例證如圖十一“康熙時嚴繩孫”（1623-1702）用鶴鳴齋制箋，拱花、饾版套印的痕跡赫然，而博古花紋位于箋紙中央，尚不具備怡府印花“于箋下方之左端”的特征。圖十二“嘉慶時孫毓汶手札”（致念公）所用箋，花紋在左下角，紙作牙色，并無齋號之屬，和圖十三“清末民初丁傳靖詩箋”（圖三）相似，符合怡府角花箋的特點。不過，孫毓汶（1833-1899）并非嘉慶時人，他生于道光十二年（1833），中進士已是咸豐六年（1856），與翁同龢同榜。所以，他使用角花箋的時間，實際上與丁傳靖（1870-1930）并沒那么懸殊。

圖三

在梁穎的《尺素風雅：明清彩箋圖錄》中，除上引孫毓汶札外，另有致念初（與念公為同一人）信札一通，是兩頁圖案相同的角花箋（圖四）。同書中還有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致丁立鈞（1854-1902，字叔衡）詩箋一通兩頁，本身花樣不同。巧合的是，沈氏第一頁的花樣與孫氏致念初一札兩頁完全相同。更有令人意外者，錢基博、錢鐘書父子收藏的譚獻（1832-1901）《復堂師友手札菁華》中，沈景修（1835-1899）有一通用角花箋，兩頁里第二頁（圖五）的花樣，與沈、孫所用竟也相同。另見民國十四年袁克文書詩箋，亦用此箋（圖06）。葛嗣浵《愛日吟廬書畫續(xù)錄》卷八著錄《沈景修楷書冊》（拱花箋本，凡十一幀，每幀高八寸一分，闊九寸四分。附尺牘一通，水紅箋本，二幀，毎幀高八寸一分闊八寸八分），沈氏在尺牘中提到“拙書冊頁十一紙，雜臨晉唐小楷（此拱花箋，玉珊同年寄來。據(jù)云從前內府所造，極名貴，惜少一葉，未成全璧）?！睆堷Q珂（1829-1908，字玉珊）贈沈景修的拱花箋，很可能與其致譚獻所用角花箋同為怡府之物。

圖四

圖五

圖六

《復堂師友手札菁華》中，第四家張蔭桓兩通十四頁均為角花箋，分兩種圖案，內中五頁（頁21、22、24、25、26）的花樣（圖七）與孫毓汶致念公一通兩頁（圖八）相同。同書內樊增祥（1846-1931）兩通四頁（頁1009-1010、1016-1017）所用角花箋中，也有三種花樣（圖九）。從不止一個人在同一時間段（清光緒）、不同地區(qū)使用相同花樣的角花箋來看，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一批箋紙應該就是前文瞿兌之所言集中流散入市的怡府角花箋。

圖七

圖八

圖九

光緒年間，怡府角花箋大量流出，故尚有人將它用于書寫，實現(xiàn)其實用功能。民國以后，隨著存世量的銳減，收藏家獲得空白角花箋，往往視為珍玩，不舍得使用。葉恭綽（1881-1968）早年曾獲得一宗，后轉贈梅景書屋主人吳湖帆（1894-1968）。上海圖書館藏葉氏致吳湖帆書札第九十二通（見《歷史文獻》第十三輯《遐庵書札·續(xù)二》）云：

前屬題角花箋，久擱案頭，茲匆匆題就奉上，聊以紀事而已。原附角花箋并附上，此一批文玩經此一來，遂永不敘用，正老氏所謂無用之用，蓋一用即失其價值矣。

表達得正是上面這層意思。他在《遐庵談藝錄》對這批角花箋，有頗為詳細記錄：

清代嘉、道間，宗室定王后裔別號行有恒堂，有文采，而好精制各小物品。對紙、筆、箋、扇、硯、陶磁用具，無不精雅絕倫。二十年前，流出市上者頗多。余亦收得不少。尤其所制角花箋，紙質既佳，而所印角花圖案既工巧，色澤復淡雅，得者皆不忍輕用。余二三十歲時，尚易收集，轉瞬即罕見矣。

偶收得一全套，用楠木匣，分為七層。底層較大，上以次遞小，如寶塔然。每層，皆五六十張不等。為葉更端所得，徐樹銘為之題識。每層均有人題詠。余以之贈吳湖帆，滬上驚為詫見。嗣后，京、津、滬仿制者紛紛，而原制遂絕蹤跡矣。

鄭逸梅在《葉恭綽的收藏》一文中，曾專門引述這段內容。只是葉恭綽將角花箋，認定為定親王府行有恒堂之物，與徐珂、朱文鈞、瞿兌之等人一致認為是怡府之物有所差別。但想必他言之有據(jù)，畢竟存放角花箋的七層楠木匣，經清末成都人葉大起收藏，徐樹銘（1824-1900）題識，很大的可能是匣子為定王府遺物。至于角花箋是定府所制？還是怡府所贈？而今難以確定。殆怡王府之外，別的親王府如成王府也曾制拱花箋，鄭振鐸《訪箋雜記》里說它“尤為諸肆所見這一類箋的白眉”，因此不能排除定王府制角花箋的可能性。

吳湖帆藏角花箋數(shù)百頁，最終用于書畫者并不多。蘇州吳門拍賣2015年秋拍“吳風盛祺”專場第0245號“葉恭綽贈吳湖帆乾隆饾版拱花水印角花箋”四頁、四種花樣（圖十），兩種與張蔭桓所用二種完全一樣。另一種螳螂海棠，也見于中國嘉德2016年春拍古籍善本專場第2237號“乾隆怡王府角花箋等”一批中。嘉德上拍這一宗，除乾隆怡王府角花箋十二種十七頁外，還有民國九華寶記、北平清秘閣、商務印書館、涵芬樓等仿制者（圖十一）。據(jù)我所見，近代尚有中華書局、朵云軒、榮寶齋、九華堂等，都曾仿制過怡府角花箋。王宗光《怡王府拱花箋在榮寶齋》（見其《木版水印》一書）就說：

榮寶齋印刷《怡王府拱花箋》，包括兩種斗方詩箋，選用奏本紙印成；兩種暗格八行信箋，用兩層粉連托成的宣紙印成。每種均為四幅畫，或為博古圖，或為花卉畫，分別裝入檳榔箋糊成的紙盒中。其中兩種斗方詩箋，每盒二十張，當時售價銀幣一元。琉璃廠在那時有的古玩店從榮寶齋買去，改為一元一張，當做怡王府舊制出售。

圖十

圖十一

可見，當年近代仿制品的價格約為怡府制箋的二十分之一。而這些仿制品的出現(xiàn)，給怡府角花箋的鑒定帶來不少困難，袁芳榮《古書犀燭記·箋紙收藏》一文中就已言及。

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吳湖帆家中本就有怡府角花箋。據(jù)顧廷龍《吳愙齋先生年譜》載，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十月十一日，吳大澂罷官離開湖南長沙前，王先謙到巡撫衙門送別，曾作一詩，并稱“愙齋中丞同年既奉回籍之旨，有詩垂示，奉和一章，公命以怡府角花箋寫之”，此墨跡當時仍存吳家。

吳湖帆曾將角花箋裝入碑帖中，如吳氏所藏金農本《隋常丑奴墓志》冊后就有四頁、兩種花樣的角花箋。前兩頁為1925年起吳郁生、褚德彝、羅振玉、潘承謀、朱祖謀、葉恭綽、董康、陳承修、鄭孝胥等十七人的題記（圖十二），后兩頁分別為張茂炯、潘承謀題《丑奴兒》詞（圖十三）。他與葉恭綽的相識在1928年，則此處所用箋，必非葉氏所贈。

圖十二

圖十三

至于以角花箋作畫，并非始于吳湖帆，他的老師陸恢（1851-1920）就已有之。上海馳翰2010年秋拍中有其用饾版角花箋作仿古山水冊九開。吳湖帆用箋作畫，主要集中在建國以后。1987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編印的《吳湖帆畫集》中，收錄角花箋斗方十四頁。從最早1953年冬所作《北極冰山》（圖十四），到最晚1960年春所作《松溪仙隱》，時間跨越達八年之久。其中，尤以1954年所作最多，計有《山倚云起》《石壁過云》《小米云山》《瀟湘夜雨》《黃茅小景》《蒼松競秀》《江深草閣》《秋山圖》《溪山蕭寺》《寒林云壑》《夕陽煙岫》十一幀，最后剩下《洞壑奔泉》一幀作于1956年。吳氏《夕陽煙岫》所用角花箋（圖十五），花樣與光緒間張蔭桓（圖七第一張）、孫毓汶（圖八第一、第二張）所用及吳門秋拍中左下角一頁相同?！侗睒O冰山》《石壁過云》《江深草閣》（圖十六）用箋，花樣與樊增祥（圖九第一張）所用相同。若此十四頁箋紙，均是葉恭綽所贈，似可推定，所謂定王府行有恒堂制箋，當系葉氏誤會。

圖十四

圖十五

圖十六

目前對拱花、饾版套印角花箋的看法，通常認為是乾嘉時期由財力雄厚、追求雅致而不惜工本的怡親王府創(chuàng)制，至光緒間流散市肆，方才出現(xiàn)使用的高潮期。然而，也有因角花箋之精美，將它認定為時間更為久遠的明代之物。

記得七八年前，曾在滬上見湖北李哲明《自然室藏朋舊唱酬偶存》一冊，內有張鴻翊（湯用彤岳父）、周貞亮、吳懷清等人詩箋，統(tǒng)一黏貼于“江漢學堂筆記”紅方格冊子上。江漢學堂是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京師宣武門外湖北會館設立的，考古學家李濟（1896-1979）十一歲時隨父親入京，一度就讀于此。周貞亮詩題為《送湯濟武同年出都游學東洋》，湯化龍（1874-1918）留學日本是1915年事，則詩冊之裝成約在民國初年。此冊首頁為寫于角花箋上的一闋詞，作者署名“軾”（圖十七），花樣與張蔭桓、孫毓汶、袁克文三家相同，然其附注稱：

中伏甫過，陰雨欲秋，寂處無聊，連得惠緘，頓有離群之感。檢放翁《雙頭蓮》一調，與起句合拍，因率稱之。取舊藏明宮人小花箋書寄吟壇，乞再削正。軾初稿。

不由讓人想起1943年5月《古今》半月刊第二十三期刊登的瞿兌之《說箋》，其中有段小說家言：

怡王府角花箋，鉤填精致，世人咸所艷稱，故仿制能亂真者極多。吳趼人小說云“我打開匣蓋一看，里面是約有八寸見方的玉版箋，左邊下角上一朵套色角花，紙色極舊。老者道：這是明朝永樂年間大內用的箋紙，到此刻差不多要到五百年了……問他價錢。老者道：別的東西有個要價還價，這個紙是五分銀子一張。小號收來是三千七百二十四張，此刻只剩了一千三百十二張了?！彪m極力揶揄北京南紙店之習氣。惟覺紙質作牙黃色，落墨能滲入，乃誠為珍品也。

瞿氏引用吳沃堯（1866-1910）《二十年目睹之怪現(xiàn)狀》第七十二回《逞強項再登幕府 走風塵初人京師》中，描繪主人公在琉璃廠松竹齋買文房用品的經過，無非是想證明怡府角花箋之珍貴。而原書這段文字前，老者一開頭便說“小店里有一種‘永樂箋’”，將角花箋的時代上溯到了明初永樂年間，一下子提前了數(shù)百年。該小說創(chuàng)作于1902-1907年間，作者或許對角花箋的罕見有所風聞，于是將之附會稱明代的“永樂箋”，力求更強烈的諷刺效果。李哲明的朋友或許正好是小說的讀者，用此箋時不免鄭重其事，卻不知自己所用的“明宮人小花箋”，可能是清代怡王府的角花箋。（文/申聞）

圖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