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在美國司法制度里的窮人

78歲的唐納德·特朗普，再次贏得了美國大選。他在宣告獲勝時再次強調：“我們首先要把美國放在第一位，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我們必須把我們的國家放在第一位。只要我們齊心協(xié)力，就能真正讓美國再次變得偉大?！比欢c八年前相比，特朗普即將面對的是一個加劇分裂的美國，紅藍分立，貧富急劇分化?！懊绹鴫簟闭萑氚c瘓。在美國資深反貧困工作者、法學教授彼得·埃德爾曼的《貧困不是罪：困在美國司法制度里的窮人》一書中，我們看到美國貧困問題的法律面向，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貧困和不平等已成為一種制度桎梏，不僅是經濟的，甚至通過法律得到加強——重罪輕罰、大規(guī)模監(jiān)禁、因貧致罪的現(xiàn)象層出不窮。本文節(jié)選自該書，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刊載，標題為后擬。

當?shù)貢r間2023年11月，美國舊金山，貧困者領取免費餐

對窮人的懲罰和《圣經》一樣歷史悠久。在英格蘭，早在10世紀就出現(xiàn)了濟貧院，《伊麗莎白濟貧法》在16世紀末開始實行。美國自建國以來就設有救濟院、感化所和教養(yǎng)所，這在19世紀后期演變?yōu)閷ω毭竦呐馁u，后來發(fā)展成所謂的科學慈善機構。 

如今我們仍在懲罰窮人，不過這段當代歷史更為復雜。羅斯福新政時期，聯(lián)邦政策開始以積極的方式惠及窮人。社會保障制度、失業(yè)保險和公平勞動標準即使覆蓋范圍存在缺陷，仍帶來了巨大的改變。20世紀60年代扶貧工作開始受到明確關注，貧困率從1959年的22.4%降至1973年的11.1%。同一時期非裔美國人的貧困率從55.1%降至31.4%，60年代頒布的具有歷史意義的民權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扶貧的進程放緩，公眾態(tài)度出現(xiàn)倒退。即便如此，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政府還是采取了重要的新政策。食品券（現(xiàn)稱補充營養(yǎng)援助項目）、租房補貼券、所得稅抵免、子女稅收抵免以及社會保障制度和其他已有項目產生了重大影響，如果沒有這些項目，將有超過9000萬人生活在貧困中，這個數(shù)目是今天貧困人口的2倍。

然而，一系列因素使我們裹足不前：稅收、就業(yè)和福利政策加劇了不平等和貧困；我們國家的去工業(yè)化造成大量崗位工資降低；工會受到削弱；家庭結構的改變致使許多婦女獨自帶著孩子依靠低收入工作艱難度日；公共教育體系惡化，而它本該成為進步的踏腳石；大規(guī)模監(jiān)禁盛行；平價住房危機曠日持久；歧視問題持續(xù)存在。所有這些問題疊加起來，在我們這個非常富有的國家造成貧困，并使之惡化和長期延續(xù)。

與此同時，對窮人的消極態(tài)度和將這些態(tài)度體現(xiàn)在法律中的公共政策得到強化，在喬治·W.布什任內我們遭遇經濟大衰退的時候和現(xiàn)在的特朗普時期，情況尤其如此。幾十年來，人們在低收入工作中掙扎，心中充滿憤怒，隨著經濟大衰退的突然一擊而爆發(fā)。收入較低的白人激烈地抱怨無所事事的失業(yè)者，稱他們只知不勞而獲，白白領取政府救濟，還特別指出非裔美國人利用積極區(qū)別對待政策奪走了他們的工作。更別提幾近失效的社會福利制度和積極區(qū)別對待政策了。從東海岸到西海岸，無不是這一番老調重彈，而2016年的選舉證明了這種論調的巨大影響。

盡管有各種力量共同作用，但在2000年我們的貧困率仍為11.3%，幾乎和1973年的歷史最低點平齊。尤其是從那時起，關于貧困和其他諸多問題的政治理念越來越糟，特別是種族情感更加惡化。種族主義是美國的原罪，這體現(xiàn)在刑事定罪的各個領域，無論是徹頭徹尾的歧視、結構和制度上的種族主義，還是內隱偏見。貧困和種族主義交織在一起，產生了一種有毒的混合物，嘲諷著我們所謂法律面前機會均等、人人得到同等保護的民主修辭。

除了大規(guī)模監(jiān)禁以外，20世紀90年代我們開始采取一套新的刑事司法策略，進一步為窮人的貧困懲罰他們。低收入人群因為輕微違法行為而被捕，我們現(xiàn)在幾乎是例行公事地處以高額罰款和收費，這對有產者來說只是小事一樁，但對窮人和貧困邊緣的人來說則是災難性的。付不起保釋金的窮人會被關進監(jiān)獄等待審訊，處以額外罰款，費用會持續(xù)增加。如果仍未能支付，他們坐牢的時間將延長，利息累積，再加上新增的罰款和收費，債務進一步增加。對那些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或在貧困線附近掙扎的人來說，吊銷駕駛執(zhí)照也是種很常見的懲罰，且反復施加，會造成嚴重后果。窮人失去自由并經常失業(yè)，通常享受不到許多公共福利，可能會失去子女的監(jiān)護權，甚至會失去投票權。而移民，即使是有綠卡的移民，也可能會被驅逐出境。一旦入獄，窮人沒有了工作收入，往往還要支付他們的獄中食宿費。許多欠債的人到死都還不清，經常被職業(yè)收賬人和新的起訴弄得焦頭爛額。

現(xiàn)代勞役償債制度是政府經營的高利貸項目，已經運作了好多年，但在邁克爾·布朗（Michael Brown）被殺以后，根據密蘇里州弗格森市披露的真相，公眾才意識到這一問題。過度收費和罰款是一項大規(guī)模的全國性業(yè)務，已司空見慣。目前在美國，1000萬人累計欠債500億美元，包括日積月累的罰款、訴訟費、服務費、監(jiān)獄里的食宿費以及其他不合理收費，這些人占美國今昔違法犯罪人員總數(shù)的三分之二。社區(qū)治安已變成社區(qū)盤剝。

“輕罪重罰”的問題遍布全國：南方的大部分地區(qū)，華盛頓、俄克拉何馬和科羅拉多等州，當然還有弗格森市。這使人想起南方的佃農經濟，每年年末佃農家庭欠種植園的債總是比他們從棉花作物上掙到的錢還要多，因此不得不再干一季的活兒。這種經濟帶有南方特色，一直持續(xù)到20世紀下半葉。許多州在實施監(jiān)禁的同時也廣泛吊銷駕駛執(zhí)照。其他州主要利用駕駛執(zhí)照的吊銷來迫使人們還債，無視這會使貧困的勞動者更難上班還債的事實。即使沒有用到監(jiān)禁和廣泛吊銷駕駛執(zhí)照這些措施，高額罰款和收費也已成為美國大部分地區(qū)彌補減稅造成的財政收入缺口的主要做法。與此同時，白領的金融犯罪使數(shù)百萬人破產，受到的懲罰卻只傷及皮毛，藐視法律的富人累計拖欠稅款4500億美元，然而司法系統(tǒng)的罰款和收費卻對低收入人群尤其是有色人種打擊最重。

將無力支付罰款和費用的人關起來有失人道，具有破壞性，也浪費資源。付了罰款和費用的人，甚至只能通過不交水電費或者賣血湊錢的人，都是在為當局創(chuàng)收。不過監(jiān)禁付不起罰款也無力分期付款的人，實際成本通常比收到的錢還要多。有些司法轄區(qū)已經明白了這一點，現(xiàn)在它們限制自己只通過吊銷駕駛執(zhí)照的方法和粗暴催收機構來討債。即使不被監(jiān)禁，刑事債務負擔也會給人帶來重大損失。

20世紀70年代大規(guī)模監(jiān)禁興起時，受害者便大多是有色人種，這為針對貧困的新犯罪化埋下了禍根。但是，要理解使貧困成為一種罪行的新動力，我們必須追溯到始于里根時代的減稅政策，這一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造成了財政收入缺口。隨之而來的是預算的大幅削減，從法院到執(zhí)法機構乃至政府的其他部門，我們司法系統(tǒng)的支付重擔開始轉移到法庭的“用戶”身上，其中包括那些最缺乏支付能力的人。窮人無力支付滾雪球一樣的罰款和費用，這使他們持續(xù)因貧困而被定罪，從而陷入無法打破的循環(huán)。

營利性機構和它們的高壓游說者——私營監(jiān)獄、緩刑公司以及醫(yī)療服務和檢查的提供商——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這些營利性機構承諾收取更低的費用，但只是通過提供極為劣質的服務來實現(xiàn)這一承諾，它們對犯人施虐或疏忽大意，結果是死亡時有發(fā)生。

反對征稅的游說者告訴選民，他們不必繳稅也能成事——州或市政當局會稍微勒緊褲腰帶，從輕微違法者那里收取一大筆錢，一切都會妥妥當當。這不僅傷害了窮人。在一個又一個州，計稅基數(shù)失守，嚴重削弱了公共教育，也損害了來自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孩子的未來，受到傷害的孩子遠不止生活在貧困中的那些。

反對征稅的勢力在其他領域也造成了損害，破壞了精神健康服務、法律服務甚至行政執(zhí)法工作。預算削減導致精神健康服務和成癮治療服務進一步衰減，警察成為需要最先應對這一局面的人，而監(jiān)獄成為事實上的精神病院，這對少數(shù)族裔和低收入人群也產生了特殊的影響。

“破窗”執(zhí)法政策認為大規(guī)模逮捕輕微犯法者能強化社區(qū)的秩序。這助長了新的犯罪化趨勢，警察成為傷害窮人的同謀。人們鼓吹實行“生活質量”規(guī)則是實現(xiàn)公民安寧、防止更嚴重犯罪的一種方式。實際上，它讓牢房里關滿了窮人，尤其是那些被逮捕后付不起保釋金的人。

新的犯罪化不限于關押輕微犯法的低收入成年人，窮孩子也成為其目標。在公立學校讀書的孩子，尤其是貧困有色人種社區(qū)的孩子，會因為校內的所作所為而被逮捕并送到青少年法庭甚至成年人法庭，而不久前，同樣的行為還只會受到斥責?！俺壜邮痴摺边@一危險的名詞和科羅拉多州哥倫拜恩中學的謀殺案導致了“零容忍”政策的出臺，公立學校的警力增加，這些警察被稱為“駐校警官”。郊區(qū)的白人孩子被殺，隨后出臺的懲罰性政策卻對市中心的窮孩子造成了最嚴重的打擊，這一結果充滿諷刺意味。

貧困女性也是新犯罪化的目標。為了尋找捷徑，經費不足的警察局起初設計出了“習慣性滋擾”法令以關閉可卡因毒品站，但他們也開始要求房東驅逐那些頻繁撥打“911”的人。這種現(xiàn)象在法律程序上完全缺乏正當性，實際上糟糕透頂。當法令被應用到家庭暴力受害者身上時，顯露出了猙獰的面目：現(xiàn)在，根據警令，有些貧困社區(qū)的女性因為受家暴經常撥打“911”尋求保護而被從租住的房屋驅逐。

無家可歸的人一直是犯罪化的目標，他們現(xiàn)在也經受著新一波的刑罰性法律浪潮，其中包括監(jiān)禁當眾小便和在戶外睡覺的人。當局越來越多地通過執(zhí)法將無家可歸犯罪化，而且要將無家可歸者徹底趕出城市。對無家可歸者的懲罰通常反映出潛在的偏見，而市政當局由于缺乏住房、精神健康服務、戒毒和戒酒治療以及基本的現(xiàn)金援助所需的資金，現(xiàn)在正在采取更具懲罰性的措施。低收入人群由于福利欺詐的不實指控面臨受制裁的威脅，這也使他們對公共福利望而卻步。隨著民選官員向“右”轉，旨在阻止人們尋求援助的法律變得更加稀松平常。

在至少20年的時間里，在拙劣的執(zhí)法權術和尋求收入的驅動下，針對貧困的新犯罪化蔓延到大大小小的社區(qū)，但公眾對此關注甚少。當然，有些州和地區(qū)并沒有過度罰款和收費，大多數(shù)法官也盡其所能秉公執(zhí)法。當然，維護社區(qū)安全需要當局給出應對之策，在有些情況下是通過適當?shù)膽土P。即便如此，針對貧困的新犯罪化仍已構成一個重大的全國性問題。

《貧困不是罪：困在美國司法制度里的窮人》，【美】彼得·埃德爾曼/著 郝靜萍/譯，上海教育出版社·萬鏡MirrorForest，202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