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jīng)說過,根據(jù)情感的歷史,我們自己的情感生活將得到改善,或者至少變得更容易理解和愉悅。即便如此,令人不安的問題依然存在:情感史家們在刨根問底時,是否在談論真實的情感?他們能說些關(guān)于情感體驗的任何有真實效用的話嗎?
1762年,托馬斯·杰斐遜在給他的朋友、弗吉尼亞州的政治家約翰·佩奇的信中,幽默地講述了他的許多不幸:老鼠吃掉了他的錢包,屋頂上一個裂縫的漏水泡毀了他的手表,并毀掉了一位年輕女子的肖像,他或多或少地愛上了她。在總結(jié)時,他問道:“這個世界上有幸福嗎?沒有?!边@番話出自一個將要在13年后寫下追求幸福是人類不可剝奪的權(quán)利的人!我們是否一定認為杰斐遜在信中說的“不幸?!?,更不用說他在《獨立宣言》中所說的“幸?!?,并非“真實的”情感?
什么使得一種情感真實或不真實呢?今天,我們有各種“測試”來確定“真實性”。電視節(jié)目《對我撒謊》(Lie to Me)借鑒了保羅·??寺闹鳎暦Q一個人的臉揭示了他或她的真實感受。一些科學家聲稱,對大腦進行功能磁共振成像掃描(fMRI scans)能告訴我們情感的位置。據(jù)說心率和皮膚電導測試會泄露情感。無論這些情感信號多么真實有效,它們都不是情感。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們就像文字一樣,同樣是與情感有關(guān)的,但又不是情感本身。此外,正如我們所看到的,沒有任何情感是單一的事物,而是承載著各種可能性,包括表面看來與之對立的事物。當維奧拉·戴維斯(Viola Davis)說人們只有在表演中才能摘下面具時,她實際上是在說,使人相信(make-believe)是情感最真實的所在。即使我們生活在一個被真實性和真誠問題困擾的時代,我們也永遠不會知道一種情感是否真實。問這個問題對我們來說毫無意義。
歷史學家無法掃描大腦,也無法測量受試者的皮膚電導水平,即使他們可以,他們也看不到“真情實感”。但歷史學家能夠拷問語境。就幸福這個例子而言,他們可以收集這個觀念,或者說更是概念在一個給定的時期內(nèi)的其他例子——這個詞包含了它的所有分支和含義。我們已經(jīng)簡要介紹了杰斐遜所處環(huán)境中的幸福。德迪亞伯爵夫人(La Comtessa de Dia)是一位詩人和音樂家,這里是她創(chuàng)作于1180年代的詩:
真正的快樂帶給我愉悅
讓我更開心地歌唱。
我們應該相信她的“真正的快樂”是真實的嗎?她的公開說法是這樣的。盡管如此,我們還是應該考慮她聲明這一點的原因:她想取悅我們;她想用她的詩歌技巧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她想找資助者。我們不能說她的快樂對她來說是真實的還是不真實的。但是,既然我們可以閱讀伯爵夫人所處的時代和地方的其他詩人、音樂家以及神學家和哲學家(以及不那么尊貴的作品),我們可以非常肯定地說,她和她的同時代人,就像我們一樣,想象有一種人們可以感受到的“真正的快樂”,盡管它可能不會以微笑表達出來,人們曾經(jīng)認為它時不時地通過歡樂的歌曲表達出來。因此,即使“真實”的問題成了一個死結(jié),我們對于伯爵夫人的情感也可以了解很多。
即便我們只看到情感的轉(zhuǎn)瞬即逝的影響,我們也知道它們是存在的——而且是強大的。如果說難以研究它們,那是因為它們是很多種事物:實踐、溝通方式、說服方式、行動的決定因素、思維的決定因素,還有更多。這些都是歷史學家很在行的研究。然而,研究中世紀的學者呂迪格·施內(nèi)爾(Rüdiger Schnell)認為,從歷史角度研究情感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在他看來,情感只存在于活著的人身上,因此它必定是與“有血有肉”的人打交道的專家——心理學家、神經(jīng)生理學家、社會學家和哲學家的研究領(lǐng)域。施內(nèi)爾說,歷史資料受到太多限制,以致無法了解“真實”的情感。
這個看法說不通。當目標是獲得“真實”情感時,任何情感史料和研究——無論是關(guān)于過去還是現(xiàn)在——都是有限的。這是因為,像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一樣,他者只能間接地了解情感。我們了解(或自認為了解)自己的感受。但如果不是間接的,他者如何能夠了解我們的感受呢?玻色子在所有物質(zhì)中都能顯現(xiàn)出來(這就是為什么它首先被理論化),但只有當它變成其他粒子時,它的存在才能被確定。情感通過思想、身體變化、言語、實踐和行為來展現(xiàn)自身。所有這些都是歷史研究的主題,都揭示了這一主題。
此外,正如本書不厭其煩地指出的那樣,脫離情感的歷史,我們就無法真正理解自己的情感。情感的歷史提供了新的方法來接近、評判甚至定義它們。以情感規(guī)約方法研究恐懼,有助于解釋9·11事件后美國的安全和監(jiān)控措施。情感避難所的概念,為我們理解法國大革命的原因和最終結(jié)果提供了新的途徑。情感團體帶來一種新的方式看待17世紀英格蘭平等派的出現(xiàn),他們利用激進的新教教會的情感和實踐,制定了一項強調(diào)自由和幸福的政治規(guī)劃。表演方法可以解釋以前被評判為“沖動”的行為。如果“什么是情感史?”有一個答案的話,它一定是一場持續(xù)的討論,討論情感在人類歷史中不斷上演的戲劇和我們自己在生活中所扮演的——并將繼續(xù)扮演的——角色的多種方式。
這并不意味著前方?jīng)]有問題或挑戰(zhàn)。但在此結(jié)語中,我們希望總結(jié)一下該領(lǐng)域所取得的成就。新的心理學理論強調(diào)情感的社會和認知起源,受此啟發(fā),一些歷史學家創(chuàng)造出新的史學理論,通過情感標準、情感體制、情感團體和情感表演分析社會及其變化。前三種方法傾向于優(yōu)先考慮書面史料,而不是其他種類的歷史證據(jù),他們更多地關(guān)注文字——建議、批評和規(guī)范——而不是身體。但第四種方法在依賴書面文本的同時,也強調(diào)了身體(特別是統(tǒng)治者的身體)在表達情感并由此維系政治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
很快地,許多歷史學家對強調(diào)文本和詞語感到不滿。他們對身體產(chǎn)生了興趣,就像醫(yī)生面對身體那樣,處理疼痛,或者展示性別。有些學者并不否認詞語的重要性,但他們希望歷史學家收集其他類型的材料,并在這些材料的基礎(chǔ)上,富有想象力地思考身體如何參與詞語的產(chǎn)生、伴隨詞語的示意動作以及它們所暗含的表演。其他學者則將空間的使用加入這種混合方法中,要求歷史學家思考場所和空間在創(chuàng)造、塑造和表達情感方面的意義。還有一些人被情動理論說服,認為歷史學家可能完全不用詞語,僅僅依靠空間的影響即可。最近,歷史學家探索了當詞語不存在或幾乎不存在時,物體本身如何被視為在情感層面上與其他(人類)身體互動的“身體”。有些人使用文本,即使它們的側(cè)重點是圖像。另一些學者將物品放到更大的文化語境中,記錄它們表達和喚起的情感。
這一領(lǐng)域的主要目標是——而且應該是——打破兩極對立。其中的一個對立是科學家和歷史學家之間的裂痕,這是難以想象的裂痕。因為人文和科學領(lǐng)域的學者都對情感的起源和意義感興趣。當心理建構(gòu)主義者談論概念化時,他們思考的是周圍歷史背景的生物效應。另一種二元對立則傾向于實踐而不是文本,似乎它們可以分開。從本書中可以明顯看出,情感史依賴于文本,并對這種依賴做出反應。然而,當羅森宛恩談及15世紀的統(tǒng)治者進入勃艮第公爵領(lǐng)地的“歡樂降臨”(joyous advent)時,她將其視為一種旨在產(chǎn)生歡樂的“實踐”;當舍爾描述18世紀英國衛(wèi)理公會教徒的“身體化的實踐”時,她主要通過閱讀文本,例如約翰·韋斯利(John Wesley)的布道,來發(fā)掘這些實踐。示意動作和詞語最終都是文化的產(chǎn)物;未來的歷史學家不需要——最好不要——厚此薄彼。同樣,物質(zhì)文化也不能脫離其語境:有人制造了物品,有人使用了它,有人受到了它的影響。如果說這個物體本身仍然存在,但它卻并非完全是原來那件物體了,它的意義也不一樣了。解釋物體或文本需要付出同樣的努力和面臨相似的問題。正如“男性”和“女性”等概念正在被質(zhì)疑和超越一樣,“詞語”和“身體”也不應該被本質(zhì)化。兩者都是言語形式,同時也是實踐形式。類似地,心理學家和情感史家正在努力超越另一種二元結(jié)構(gòu):在我們的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身心二元論。它之所以特別持久,部分原因是它有許多偽裝,包括理性與情感的對立,意向與自主性的沖突,克制與沖動的不相容。這些對立看上去很自然,因為它們植根于我們的語法之中。然而,我們不能想象,克服二元論的方法一直從整體論入手。身心、情感和理性之間的關(guān)系,可能要復雜得多。居里·維拉格(Curie Virág)指出,在戰(zhàn)國時期(公元前475-前221)的中國,情感被理解為不同于認知,而對認知的形成至關(guān)重要。此外,身體——尤其是心臟——是“認知和情感的場所”。在這一時期的中國主流思想中,“我們發(fā)現(xiàn)這兩種功能之間存在張力,但同時也認為最高水平的倫理成就必須使它們協(xié)調(diào)一致”。在13世紀的西方,學者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也是如此,認為情感是完善美德的必要條件。這些思想家談論的不是整體論,而是聯(lián)系和連續(xù)性。
本領(lǐng)域正在超越文本、實踐、身體、物體和空間的界限區(qū)分。情感使這些界限重疊交織在一起,在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關(guān)頭,情感都會滲透其中,它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改變形式,但仍會固守舊的習慣。揭示這種復雜性是情感史的任務,所有人都會從這種歷史中受益。
(本文為芭芭拉·H.羅森宛恩著《什么是情感史》結(jié)語部分,孫一萍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