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史脈絡中的中國研究

受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孫競昊教授邀請，臺灣中正大學孫隆基教授于2024年十一月訪問了浙江大學。期間，南京大學全球人文研究院郭靜云教授也來交流。大家就全球史、環(huán)境史、史前文明等議題和領域，進行了一系列學術交流活動。孫隆基先生系臺灣中正大學教授，1945年生于重慶，在香港長大，在臺灣地區(qū)接受大學教育，獲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后赴美國深造，于明尼蘇達大學專攻俄國史，獲碩士學位，轉赴斯坦福大學專攻東亞史（其間在上海復旦大學進修一年），獲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加拿大等多所大學任教。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歷史學家的經線》《未斷奶的民族》《殺母的文化：20世紀美國大眾心態(tài)史》《新世界史》和The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 from Nationhood to Individuality等。陪同孫先生來訪的郭靜云教授，現(xiàn)受聘于南京大學全球人文研究院，主要研究領域涵括先秦秦漢歷史與文化暨文物考古研究、古文字與出土文獻、古典文獻學、先秦秦漢藝術史與思想史、中外文明互鑒與交往交流交融史等，中文版著作有《商文明的信仰世界與傳統(tǒng)思想淵源》《天神與天地之道：巫覡信仰》《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等。本次訪問中，孫教授等學者舉辦了多次講座和工作坊，并積極帶領學生開展學術調研和田野考察，使得訪問富有成效地完成。

東南亞的“古代”與“中古”

孫隆基教授的第一場講座以“東南亞的‘古代’與‘中古’”為題，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qū)成均苑4幢100報告廳舉行。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副院長張凱教授主持講座，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孫競昊教授、劉寅副教授等出席講座。

講座伊始，孫教授探討了地緣政治、航海歷史、殖民主義及其對區(qū)域名稱演變的影響。他從印度洋的戰(zhàn)略位置出發(fā)，回顧了達伽馬和哥倫布的航行如何改寫地球地理認知，進而觸及古代海上商貿路線。同時，通過秦漢時期與匈奴的關系、絲綢之路的興衰，以及中國稱呼變化的分析，揭示了跨文化交流與地緣政治的動態(tài)演變。

隨后，孫教授轉向西方殖民主義如何重塑區(qū)域命名，如將東南亞稱為“英屬印度”，并探討了二戰(zhàn)后美國和英國在東南亞的戰(zhàn)略部署。特別是提出了地緣政治劃分、區(qū)域研究發(fā)展及全球化背景下區(qū)域名稱復雜性的思考，強調了“一帶一路”倡議對全球地緣政治的潛在影響，以及對東南亞作為戰(zhàn)略區(qū)域的重新評估，展現(xiàn)了歷史命名與地緣政治之間錯綜復雜的耦合關系。

孫教授探討了東南亞地區(qū)的歷史、文化、語言及經濟的變遷。首先介紹了南島語系的分布，以及其與中南半島及南亞語系的關系，特別是壯族語和孟高棉語系的影響。接著，分析了漢藏語系和南亞語系的分布對現(xiàn)代族群分布的影響，并重點提及了東南亞的農業(yè)發(fā)展，尤其是稻米種植和古代農業(yè)技術。

孫教授強調東南亞早期國家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及其對現(xiàn)代經濟的影響，并突出了東南亞在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中的重要性。同時，孫教授闡述了古代林邑、扶南及墮羅缽底等早期國家在東西方海上貿易中作為關鍵商貿港口的角色，并將這些國家界定為“第一代印度化邦國”。由于南方絲綢之路路線的變更，原先憑借國際貿易繁榮起來的扶南逐漸走向衰落，而室利佛逝、吳哥以及現(xiàn)今的緬甸、越南、泰國等國家相繼崛起，孫教授將這些新興國家稱為“第二代印度化邦國”。盡管東南亞地理位置接近中國和印度，其社會形態(tài)逐漸發(fā)展出獨特的特色。

張凱教授對本次講座進行了總結，并對孫隆基教授的精彩演講表示感謝。在交流互動環(huán)節(jié)，孫教授與在座師生就東南亞國家的宗教、商貿對東南亞國家的重要性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新世界史下的“多中心論”與“全球化”敘述

孫隆基教授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qū)接受訪談。本次訪談的主題為“新世界史下的‘多中心論’與‘全球化’敘述”。孫隆基教授長期從事世界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一直關注全球史學的發(fā)展動態(tài)，并在吸收原有世界史、全球史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突破“西方中心論”等舊有世界史研究的窠臼，顛覆固有“四大文明古國”等定論，以全球化視野為主基調進行“新世界史”的研究。此次訪談，孫教授在闡明了自己“新世界史”研究范式與主題內容的同時，并對他此后的研究方向做出了展望。

孫教授首先談及了他從結構主義分析到調和世界史范式的治學轉向。孫教授指出《殺母的文化》是在《未斷奶的民族》基礎上寫成的，某種層度上也可以稱為“美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他的研究方法開始從結構主義轉向后結構主義。在《未斷奶的民族》書中，就用到了后結構主義的方法，前半段寫中國文化的“母親崇拜”，后半段談論美國的“殺母文化”，然后前后內容進行對照，形成一個對照組。

至于《新世界史》，孫教授在尋找長時段、穩(wěn)定的歷史時期使用了一些結構主義方法。不過結構主義也有它自身的問題，就是長時段穩(wěn)定的東西在歷史中很難出現(xiàn)，所以這本書沒有全面采用結構主義。年鑒學派的長時段分析視角超脫了具體事件，對穩(wěn)定的結構做出分析。如布羅代爾認為不論是在地中海的東方或者西方，氣候、物價等因素都很穩(wěn)定。甚至在細枝末節(jié)處也有具體的事例，他舉例說環(huán)地中海地區(qū)都有吃冰的習慣，不管是在基督教一帶還是在伊斯蘭教一帶。這其實也是一個穩(wěn)定的結構。

其次，孫教授探討了文明的認同、互動與變遷。他認為我們熟悉的文明都承載了消失文明的遺產。羅馬早已沒有了，但羅馬的拉丁文遺產，至今仍在醫(yī)學領域尤其重要，就這個角度而言，羅馬人并沒有死。又如中國的文字具有延續(xù)性。一個懂得中文書寫的人，在接受一定的訓練后，也能看懂一些殷墟的甲骨文。中國的文明一直沒有消亡，雖然經歷了一個“換骨”而后“脫胎”的過程，但它的身體還在。

而且文明的發(fā)展過程存在分段的特點。有人將中國文明分為兩段，像湯因比說中國的第一個文明叫中國主體文明，然后從唐朝開始叫做遠東文明，其中包含日本、朝鮮跟越南的文明。因此很多人不接受，這等于說中國是兩個文明，而不是一個。但是湯因比完全使用了從古希臘文明發(fā)展到西方文明的這個模式，即希臘文明融入了羅馬這個大一統(tǒng)帝國，后來帝國內孕育了大一統(tǒng)的教會。在羅馬帝國這個母胎消亡后，這個大一統(tǒng)的教會一直延續(xù)至今。從這個意義上講，過去文明的遺產由新文明承載下來，文明都具有分段的特點。

再次，孫教授討論了文化影響下的共同體意識。他認為除了語言之外，宗教也是塑造文化圈的重要因素。伊斯蘭教、基督教等都塑造了基于宗教文化的文化圈。伊斯蘭教從阿拉伯半島傳播至北非、伊朗、印度、東南亞等地，今天的伊斯蘭世界主要有遜尼派和什葉派兩大教派。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使用著阿拉伯語、波斯語、馬來語等多種語言，所以即使是說著不同語言的穆斯林，仍然能夠共享以宗教為基礎的文化圈。

基督教從近東傳播至地中海沿岸、北歐等地區(qū)，在印度、中國也擁有許多信眾。蒙古人在建立蒙古帝國時，很多王公都信奉景教這個基督教教派。十字軍曾將這些信奉景教的蒙古人想象成東方的基督教國家，把蒙古國想象為將要景教化的國家。但是當蒙古征服了那些原本信奉伊斯蘭教的地區(qū)后，當地的蒙古政權很快伊斯蘭化了。

此外，中國自秦漢大一統(tǒng)以來，長期以國家統(tǒng)一作為文化思想的一條主線，這實際上在先秦已經有所萌發(fā)。墨子所講的“兼愛”“尚同”后來被儒家吸收，并提出了“大同”的理念，《公羊傳》講孔子作《春秋》是要撥亂反正，這些理念都強調要實現(xiàn)統(tǒng)一，使中央與地方一致。某種程度上，中國在古代就在講共同體的意識。

最后，孫教授對他未來的治學規(guī)劃做出了展望。孫教授表示他在寫《殺母的文化》時，是留有研究空間的。美國“殺母的文化”是一個原型，“殺父”其實是比“殺母”還早的類型，下一代一定要勝過上一代，上一代也如此期待下一代，兩代人之間是一種競爭關系，因此必然要有勝負。這種“殺父”不是物理意義上的死亡，而是古希臘神話的演繹。但到了20世紀90年代，女性“殺夫”很明顯成為一種社會文化潮流，他曾計劃過將“殺夫”的問題寫成獨立的續(xù)篇《男性的邪惡王國》。不過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美國社會文化的潮流發(fā)生了轉向，“殺母”“殺父”“殺夫”等這些男女性別矛盾讓位于多元性別矛盾。所以原擬的研究計劃實際上從對社會現(xiàn)實的研究，最終轉變?yōu)椤凹儦v史研究”。

歐亞大草原的歷史生態(tài)

孫隆基教授的第二場講座以“歐亞大草原的歷史生態(tài)”為題，在浙江大學之江校區(qū)鐘樓三樓報告廳舉行。講座由浙江大學高研院林天人教授主持，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劉寅副教授、周佳副教授等出席講座。

孫教授的講座從歷史生態(tài)的視角探討了歐亞大草原與中華文明之間的復雜互動，以及這種互動如何塑造了兩個文明的歷史發(fā)展。講座伊始，孫教授指出用“陸權”“海權”概念概括中西抗衡理路的方式過于簡單。與其把大草原和中華都歸入空泛的“陸權”，不如從“歷史生態(tài)”入手加以分析。孫教授認為草原與中華兩個帝國的帝統(tǒng)延續(xù)性相同，都呈現(xiàn)“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規(guī)律。中華的大一統(tǒng)時代是秦漢、隋唐、元明清，草原帝國相應的朝代則是匈奴、突厥、蒙古。這兩個平行的傳承在歷史上相互糾纏，形成“雙子星帝國”。蒙古草原處于歐亞大草原的東段，其政權構建狀況和西段的情況迥異，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東西段的自然生態(tài)差異。蒙古草原不如歐亞大草原西段廣袤，也比較貧瘠，導致其不得不仰仗南方文明帶的物資。其次，蒙古高原四周群山圍拱，猶如高堡，對南方文明帶形成“居高臨下”之勢。最后，中國的“始皇帝模式”亦是蒙古高原誕生帝國的歷史激素。

中華北疆的游牧帝國，在原地失敗后，有往西“重新啟動”的規(guī)律。匈奴在漢匈大戰(zhàn)中落敗，開始傳入哈薩克草原。古匈奴因此貫穿了兩個草原系統(tǒng)，進一步促進草原大一統(tǒng)的是第二個朝代——突厥。在東部草原，古東胡系代古匈奴系而興，遼和蒙古是同宗，皆為古東胡系之后，繼起的金人乃女真人。蒙古人開創(chuàng)草原帝統(tǒng)的第三個“朝代”。孫教授強調，蒙古、匈奴的兩翼制乃順應橫條形的歐亞大草原。“南下入主”則是另一種格式化。鮮卑帝國最早的制度是仿匈奴的左、中、右格式，后改造為垂直的北、中、南；至拓拔部建北魏，則演變?yōu)椤氨辈可袝迸c“南部尚書”的一國兩制，皆直屬中央，且多用漢官，其本質在于分治塞外與漢地。

孫教授指出，要解釋“南下入主”的邊陲國以中朝的中樞機構重塑其全境的傾向，需探究東北邊塞國家所實施的“多京制”。邊陲若想入主漢地，除將本部提升為“京”外，亦需將新征服地提升為“京”。但需要注意區(qū)分這和唐宋“多京制”的不同之處——唐代京的設立情況各異，部分為臨時政策，并未設立全境性的五京制。北宋的四京則全部擠在中州，也和“全國皆京”的外擴精神相反。遼建國后的外擴式、并入多族群的格局，與唐宋擠聚在中原核心區(qū)的多京制大相徑庭。

最后，孫教授探討了元朝的“行省制”對自秦以來形成的中朝大一統(tǒng)體制的影響。蒙古此類中樞的行臺，在滅南宋與東征日本時就不斷增設，最終以元朝的京畿直隸區(qū)為“中書省”，地方單位一律變成“行中書省”。結合先前的討論，孫教授總結指出，自秦以來的中朝大一統(tǒng)體制演變至宋代的“強干弱支”，已成頭重腳輕之勢，難以為繼。而“行省制”這類“邊陲克隆中央”的舉措為中華換上更強的骨骼。

交流環(huán)節(jié)，在場師生就草原帝統(tǒng)的遷移方向、元代行省制度下中央對地方的控制、世界中古史的分期、新世界史等話題與孫教授進行了探討。

人與馬：殷商統(tǒng)治在世界史脈絡中

2024年11月15日下午2點30分，郭靜云教授的講座以“人與馬：殷商統(tǒng)治在世界史脈絡中”為題，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qū)成均苑4幢319教室舉辦。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孫競昊教授主持講座。

郭教授細究考古發(fā)掘的成果，如出土青銅器中兵器的占比、刃的厚度以及新出現(xiàn)的馬車用具等，指出遷殷之后的商代出現(xiàn)了成體系的專職軍事貴族階層，戰(zhàn)爭形式也出現(xiàn)了質的飛躍，馬匹也出現(xiàn)在了人們的視野中。郭教授由此判斷，“殷商”和之前的所謂商代以及更早的遺址并非一個文明體系與源流。以養(yǎng)馬和新的戰(zhàn)爭形式為代表的因素總體上是從東北方向傳來，并且漸漸從上層滲透進中原，最終在中原地區(qū)占據了主流形式。王朝的統(tǒng)治中心從東北遷往殷地僅是這一歷史進程的結果。舊的南方早商王朝的歷史敘事和神話體系也被成體系地奪取，最終形成了“盤庚遷殷使商朝復興”的歷史話語。

郭教授又以全球性的視野，對這一段歷史時期內歐亞草原上興起“游牧”民族的現(xiàn)象進行了闡述。她首先對“nomad”一詞的詞源和含義進行了剖析，指出“游牧”這一翻譯是不準確的，所謂的“游”其實還有“游耕”“游戰(zhàn)”等多種形式。在“盤庚遷殷”前后，以草原為主體的歐亞大陸中心，廣泛且同步地出現(xiàn)了大量騎馬的游戰(zhàn)民族，并且對世界各地的古老文明都產生了沖擊，例如加喜特人入侵巴比倫和喜克索斯人在古埃及建立第十五和十六王朝。同一時期的中國很有可能也出現(xiàn)了類似的情況。通過車馬挽具等配件的具體形式，郭教授判斷這種來自于廣泛區(qū)域的游戰(zhàn)民族的文化形式是相似的。在這一全球性的歷史進程中，人種和文化激烈地交融，馬戰(zhàn)被引入世界各地的文明之中，古埃及出現(xiàn)了犬獵，中國出現(xiàn)了人殉；殷商時期用于殉葬的人牲，其種族來源也是多樣的。殷商時期大量出現(xiàn)的車馬坑可以視為“游戰(zhàn)”文化與中原原本存在的商文化相結合的產物。

最后，郭教授還就一些與會師生感興趣的問題發(fā)表了見解，如馬匹的馴化、戰(zhàn)爭形式的轉變以及一些與歷史人類學相關的問題。

新世界史視角下的跨湖橋遺址考察

孫教授、郭教授偕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學生赴跨湖橋遺址進行學術考察活動?？绾蜻z址為新石器時代遺址，位于杭州蕭山西南的湘湖村，因古湘湖的上湘湖和下湘湖之間有一座跨湖橋而命名。由此發(fā)現(xiàn)的跨湖橋文化距今大概8200-7200年，比聞名遐邇的良渚文化還要早上約3000年，是中國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之一。

跨湖橋遺址博物館吳健館長為眾人詳細介紹了遺址出土的有關文物。孫隆基教授對跨湖橋遺址出土的諸多器物饒有興趣。在瀏覽到出土的木制弓具時，孫教授指出，從弓具的效用和性能出發(fā)，其材質使用竹制或為最佳，而跨湖橋遺址出土的弓具之所以為木制，應該與其材質有利于保存后世相關。郭靜云教授則關注到器皿的制作，指出學界已有研究證明，跨湖橋先民的器具制造能力已經達到同時期人類文化的較高水準。

孫教授指出，跨湖橋遺址先民濱海而生，具有一定出海探索的能力。據相關研究推測，臺灣地區(qū)、東南亞等地先民就疑似由中國東部沿?？绾６鴣怼Ｓ袑W生就此發(fā)問：跨湖橋等中國東部先民出海探尋的主要動力為何？是否與其自身的生存壓力有關？孫教授和郭教授做出了詳細解答，指出如果是出于本地的生存壓力，先民們會傾向于向內陸進行遷移，這樣做更為穩(wěn)妥，有利于群落的安全。而移民出海則具有較大的風險性和不穩(wěn)定性，一般發(fā)生在物質條件有所保障，群落較為穩(wěn)定的時期。至于先民出海探索的動因，郭教授認為最為關鍵的原因便是人類普遍擁有的原始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這也是人類得以在全球繁衍發(fā)展的最大動力。

本次對于跨湖橋文化遺址的學術考察活動無疑是一場新世界史視角下的史前文明探索，在場眾人收益匪淺，對世界史脈絡中的中國史前文明有了更為真切的體悟。

重新探尋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應杭州曉風書屋邀請，孫隆基教授、郭靜云教授、孫競昊教授一同從新的角度重新探尋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孫隆基教授將中國上下三千年視為一個“長時段”，用結構觀念來研究中國歷史和這種歷史延續(xù)所生成的文化特征。他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良知系統(tǒng)”、“身體化”、“和合性”等概念來總結中國文化中對“人”的設計和“二人”關系，并進一步延伸至對個體與社會關系、國家與社會關系以及國家對世界態(tài)度的分析與概括。其觀點的核心在于，不是簡單地羅列國民的劣根性并提出補救之道，而是通過深刻的剖析達到文化批判的深遠訴求。不過，孫教授也指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這本書是他比較早期的著作。雖然不是想否定以前的作品，但他不希望該書成為一個“霍元甲文本”，成為民族自卑感的回歸之處。20世紀前半期中國經歷了一段與落后相伴的自卑感的困擾，但新中國成立后情勢已然翻轉。現(xiàn)在來看，我們當然不需要常?；貧w到我稱之為“霍元甲文本”的自卑感之中。

郭靜云教授則從考古學、古文字學和歷史文獻材料的角度出發(fā)，探討了她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特別是她的著作《商文明的信仰世界與傳統(tǒng)思想淵源》，結合多種資料對商、周兩代的問題進行了系統(tǒng)研究，為理解中國上古時期的思想觀念提供了重要視角。此外，在對談中，她還重點關注了中國文化中的信仰、崇拜、思想觀念等方面，并嘗試從中揭示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

孫競昊教授則先是回顧自身的求學經歷對其個人成長的影響，特別談及孫隆基教授作為自己的導師在孟菲斯大學對他學業(yè)的指導。隨后，在學術對談中，孫競昊教授從區(qū)域社會的角度出發(fā)，探討了中國文化在不同地域、不同歷史時期的表征及演變，為解讀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提供了新的角度。

孫隆基、郭靜云與孫競昊三位教授關于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的學術對談，是一場深入且富有啟發(fā)性的思想交流。在這次學術對談中，三位教授分別從不同的學術背景和研究領域出發(fā)，共同對中國文化的結構與內涵進行了深入探討。他們的觀點互為補充、相互啟發(fā)，為我們更深入地理解中國文化提供了豐富的視角和思路。

孫隆基、郭靜云教授的學術訪問系列活動圓滿完成，引介了最前沿的學術成果，不僅有助于深化世界歷史和先秦歷史與文化的有關研究，對于我們理解新世界史脈絡中的中國研究同樣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