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跳著踢踏舞去上班》,[美]卡蘿爾·盧米斯 著,張敏 譯,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7年10月
作者卡蘿爾·盧米斯
命懸一線的所羅門,巴菲特在所羅門力挽狂瀾
究竟是什么樣的罪行和錯誤將所羅門兄弟公司推向了懸崖的邊緣?巴菲特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情?
1991—1992年,所羅門公司的非法交易使自己處在了漩渦的中心,巴菲特也被深深地卷入其中。為了力挽狂瀾,巴菲特不得不親自在所羅門公司駐扎了9個月。這段時間對巴菲特言,無論精神上還是身體上的消耗都是空前的。一開始,巴菲特只是扮演著者的角色,但隨后發(fā)生的事,都使他不得在“鋼絲上騎起來獨輪車。”
在危機到來之前,一切似乎都預示著所羅門兄弟公司又將迎來一個大豐收的財政年。唯一的問題可能就是美國財政部關于5月份短期國債拍賣的調查,因為所羅門兄弟公司被懷疑策劃了一次美國國債的“軋空”事件。除了這件麻煩事兒之外,所羅門兄弟公司的股價爬升至每股37美元,這個價格已經非常接近巴菲特38美元的行使轉換權的價格。
談到這場危機的發(fā)生,我們不妨從當時身在里諾(Reno)的巴菲特說起。里諾是伯克希爾·哈撒韋子公司的兩位高管選定和巴菲特共度一個小假期的地方。1991年8月8日是周四,當天下午,巴菲特抵達里諾,隨即便接到了辦公室的通知,當時正從倫敦飛回紐約的古弗蘭希望當晚和他會談。
思慮再三,巴菲特覺得應該不會是壞消息,因為古弗蘭人不在紐約,不可能遇到什么棘手的事情。他猜想,古弗蘭可能談成了一筆出售所羅門兄弟公司的交易,需要董事會的認可。和朋友們去塔霍湖吃晚餐的時候,巴菲特還告訴大家,估計今晚會有“好消息”降臨。
按照約定的時間,巴菲特離開餐桌,使用付費電話撥通了古弗蘭辦公室的電話。他的電話被直接轉接給了所羅門兄弟公司的董事長湯姆·施特勞斯(Tom Strauss)和公司內部律師唐納德·福伊爾施泰因(Donald Feuerstein)。由于古弗蘭的飛機延誤,所以由他們兩位向巴菲特簡短地匯報了正愈演愈烈的“一個嚴重問題”。二人以相當冷靜的語氣告訴巴菲特,調查發(fā)現(xiàn),他們的兩位美國國債交易員,包括最優(yōu)秀的部門主管保羅·莫澤,在1990—1991年間,不止一次地破壞了美國財政部制定的國債投標規(guī)則。
施特勞斯和福伊爾施泰因告訴巴菲特,莫澤和他的同事已經被停職,公司即將通告監(jiān)管方,并向媒體披露這件事。福伊爾施泰因接著給巴菲特讀了一遍新聞稿草稿,還提及他當天早些時候與查理·芒格詳細討論了很多重要細節(jié)。新聞稿只透露一點點關于莫澤的違法行為。
然而,接下來的幾天內,有一份更詳細的記錄被爆光了,它詳盡地講述了莫澤與他所鄙夷的財政部投標規(guī)則相對抗的過程。為了防止像所羅門兄弟公司這樣的巨頭壟斷國債市場,1990年發(fā)布的新法規(guī)限定,每一家公司在任何一次競標中,其競購數(shù)額不得超過該批國債總額的35%。1990年12月和1991年2月,莫澤只通過簡單幾個步驟就僭越了美國財政部的法規(guī):首先,他以所羅門兄弟公司的名義依法競標35%的國債;然后在未被授權的情況下,私自私自用自己客戶的名義再投標;最后,將以客戶名義獲得的國債再轉到自己名下,而整個過程對客戶只字未提。通過這一系列操作,所羅門兄弟公司最終獲得了超過35%的競標國債,這樣一來更有利于打壓其他競爭對手。
在那個星期四的晚上,由于旁邊還有很多人用公用電話聊天,巴菲特幾乎沒怎么聽清楚細節(jié),也沒從施特勞斯和福伊爾施泰因平淡無奇的語氣中洞察到什么特別值得引起關注的信息。所以他放下電話,徑直走回了餐桌。
直到周六,當他聯(lián)系上芒格時,巴菲特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芒格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律師,兩天前他打斷了福伊爾施泰因的描述,希望對方清楚地說明,草擬的“提要”中,“部分問題在4月底已經被察覺了”這一句的具體含義。按照語法來說,這句話使用了被動語態(tài),那么被誰發(fā)現(xiàn)的呢?
芒格通過深入的調查發(fā)現(xiàn),4月底時,莫澤相信自己的行為即將暴露,于是將2月份在國債競標中的違規(guī)行為告訴了他的上司約翰·麥瑞威瑟(John Meriwether),麥瑞威瑟認為莫澤的劣跡“將終其結他的職業(yè)生涯”,并立即報告給了施特勞斯。幾天后,他又和施特勞斯、古弗蘭以及福伊爾施泰因一起商討接下來的對策。然而,4月份過去了,5、6、7月份過去了,有一個人將實情告知紐約聯(lián)邦儲備銀行(New York Federal Reserve)。
這種懈怠和拖延,按照巴菲特后來的說法,“簡直莫名其妙,不可原諒”,并讓危機發(fā)展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即便如此,他們知道得內情還是比公眾要多。在8月9日的新聞發(fā)布會上,絲毫沒有提及高管們知道些什么,又是何時知道的,公眾仍然被蒙在鼓里。在與福伊爾施泰因的電話交談中,芒格尖銳地指出這種有意的忽略。不過,福伊爾施泰因辯解說,管理層和律師團一直認為公開太多信息會危及公司的“以長債換短債的能力”,公司必須發(fā)行長債以償還每日到期的數(shù)十億美元的短期債務。因此,所羅門兄弟公司的計劃是告知董事和監(jiān)管方,公司管理層早就知情莫澤的胡作非為,但要避開公眾的視野。芒格不喜歡這樣的舉措,他認為這樣做既不坦率也不夠理智。不過,因為自己并非“以長債換短債”方面的專家,所以他選擇了息事寧人。
但當周六和巴菲特正在討論問題時,他發(fā)現(xiàn)所羅門兄弟公司的新聞在《紐約時報》頭版占據(jù)了大幅版面,所以,他們下定決心立刻將整件事的全部事實公之于眾。周一,芒格將他和巴菲特的強硬的立場傳達給了古弗蘭的好友和其謀士馬丁·利普頓,并在周三下午的董事會電話會議中詳細討論這件事。與此同時,巴菲特正與古弗蘭談話,后者同意了這個建議,因為他認為其影響無非就是“讓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下降幾個點”。
在周三的董事會議上,董事們聽取了第二份新聞稿,其中用三頁的篇幅陳述了整件事的細節(jié),并坦承公司高層早在4月份就知曉了莫澤2月份的違法行為。然而,稿件中接下來的一句話讓參與電話會議的董事們陷入一片嘩然:由于“其他業(yè)務方面的壓力”,所以管理層沒能匯報給監(jiān)管方。巴菲特在奧馬哈聽到這番言論時,直言這借口漏洞百出,簡直“荒唐至極”。新聞稿的措辭隨后增加了這樣的說法,“因為缺乏足夠的重視,所以決策沒能被及時地貫徹”。又一個“被動語態(tài)”的表述,雖然聽起來沒那么荒唐了,但仍然堅定地拒絕承認一切指責。
顯然,在周三董事會議中真正有殺傷力的不是某些措辭,而是明目張膽的蒙蔽事實:古弗蘭沒有告訴董事會,他在前一天收到了一封來自紐約聯(lián)邦儲備銀行的信,信上透露出很多不祥的預兆。信是由該銀行副行長簽署的,但凡讀過這封信的人都知道,其真正的幕后是行長杰拉德·科里根(Gerald Corrigan)。這位身高1米9的行長很有些愛爾蘭式的脾氣秉性。科里根當時得知在他的眼皮底下出現(xiàn)這種事情,非常憤怒。信上說,所羅門兄弟公司在投標過程中的“不規(guī)范行為”讓人們開始質疑其與紐約聯(lián)邦儲備銀行的“持續(xù)性業(yè)務關系”,所羅門兄弟公司在獲悉莫澤事件后沒能適時公開,這一管理上的失敗可能會牽連紐約聯(lián)邦儲備銀行陷入“難以擺脫的麻煩”。信上要求所羅門兄弟公司就已知情況,在10天之內遞交一份涵蓋所有“不規(guī)范、違法以及瀆職”細節(jié)的綜合報告。
作品簡介
《跳著踢踏舞去上班》,[美]卡蘿爾·盧米斯 著,張敏 譯,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7年10月
一部讓巴菲特在股東大會上大跳踢踏舞的書。一部比爾·蓋茨號召所有人逐字逐句精讀的書。一部媲美《窮查理寶典》的巴菲特箴言錄。
當巴菲特表示將要授權一部個人傳記時,投資界人士幾乎一致認為巴菲特致股東的信的編輯卡蘿爾·盧米斯是不二人選。這對“黃金搭檔”的合作時間長達50年。然而,盧米斯要求該書應該仍然遵循過往的方式。由巴菲特自己執(zhí)筆,盧米斯負責編輯。結果,巴菲特只能找了別人,而那本書就是《滾雪球》。盡管錯過這次合作機會,仍不斷有人催促盧米斯寫一本關于巴菲特的書,這正是《跳著踢踏舞去上班》一書的來由。
本書形式上以時間為線索,用巴菲特近10萬的親筆文字為軸,系統(tǒng)地剖析了通貨膨脹、利率、企業(yè)利潤、交易費用等要素對于股票投資的影響,厘清股票、股票指數(shù)期貨、金融衍生品、債券、黃金等投資品種的優(yōu)劣,提供了分析整個股市的完整框架。在這些體現(xiàn)思想精髓的文字之間,穿插多篇揭秘巴菲特重要投資事件的深度報道。深陷丑聞的美國運通、天賜良機的房地美、命懸一線的所羅門、猖狂一時的長期資本管理……它們完美地充當了詮釋巴菲特投資哲學的實際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