酗酒風氣的酷烈
宋人陶谷在《清異錄》中說：瓶中之酒，酌于杯，注于腸，“善惡喜怒交矣，禍福得失岐矣”。倘或性昏志亂，膽脹身狂，那么，平日不敢做的、不許做的，都敢做了。所以他說酒就是“禍泉”。
酗酒帶來的社會危害，可以說是助推元朝政府施行酒禁政策的客觀因素。
元代酒業(yè)的繁榮以及尚飲風氣的熾烈，使得社會上存在著為數(shù)極多的濫飲人群。酗酒不僅嚴重危害著身心健康，還干擾了人們的社會生活，給元代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都帶來消極影響。國子博士吳師道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今列肆飲坊，十室而九，糜谷作醪，不知其幾倍于粒食也。斗爭凌犯之訟，失業(yè)蕩產(chǎn)之民，皆由于此?！?/p>
酗酒已成為元代社會的一大受人詬病之處，上至皇帝百官，下至平民百姓，酗酒風習酷烈異常。
宮廷尚飲已見前說。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宮廷嗜酒之風的酷烈?guī)恿嗽鐣麟A層酗酒風氣的盛行。元朝的高級文武百官從中央到地方也多縱飲成癖，甚至耽誤公事者亦屢見不鮮。元朝慣例，如遇天氣寒冷，掌管祭祀的太官執(zhí)事在齋宮時，光祿寺皆給酒御寒，結果有的官員喝多了，“致醉失禮”。工部尚書李守中，“每一飲酒，輒半月醉不解”，公務自然無法及時處理。文宗天歷之初，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囊加臺自稱鎮(zhèn)西王，雄霸一方，“負氣使酒，陵轢官府，人積不堪”。
戰(zhàn)場上的武官也多有酗酒者。大蒙古國時期，歷太宗、定宗、憲宗三朝，戰(zhàn)功卓絕的老將忙哥撒兒，于憲宗三年（1253）“病酒而卒”。至元三年（1266）十一月，在四川與宋軍對峙前線，千戶散竹帶因酗酒，竟喪失元軍所守的大良平（今四川廣安縣大良鄉(xiāng)），后以前功卓著，才免于一死。
自統(tǒng)一南宋后，太平日久，元朝的軍官于武事“略不之講，但以飛觴為飛炮，酒令為軍令，肉陣為軍陣，謳歌為凱歌”，兵政久已不修。順帝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元軍大敗紅巾軍，奪汝寧（治今河南汝南）。朝廷命知行樞密院事鞏卜班率侍衛(wèi)親軍、漢軍、愛馬及韃靼軍共數(shù)萬兵士屯駐汝寧沙河岸。結果，鞏卜班“日夜沉溺酒色，醉臥不醒”。紅巾軍趁機偷營，鞏卜班死于亂軍中，汝寧失陷，元軍不得不后退數(shù)百里。
元朝高級官員酗酒在順帝一朝更為司空見慣，甚至不乏秉持鈞衡的宰執(zhí)大員，政治統(tǒng)治的腐敗和政權的病入膏肓可見一斑。
至正十年（1350），慶童擢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正是承平歲月，官府無事，慶童“頗沉湎于宴樂”，但這并沒有影響他的仕途，十年后還朝，召拜中書平章政事，進入宰執(zhí)行列。然而，人有旦夕禍福，不久他的兒子剛僧被人誣陷私通宮女，順帝大怒殺之。慶童怏怏不快，移疾家居，“日飲酒以自遣”。至正二十八年（1368）八月二日，大都城破，慶童與明軍力戰(zhàn)于齊化門（今朝陽門），以身殉國。
至正十四年（1354），哈麻排擠掉脫脫，次年進為中書左丞相，與弟御史大夫雪雪把持朝政，使先后任中書右丞相的汪家奴、定住無所作為。不過只一年余，哈麻兄弟旋被罷誅。有好事者以詩粘國門曰：“蝦蟆水上浮，雪雪見日消。定住不開口，汪家奴只一朝。”蝦蟆即哈麻，前兩句說其兄弟根基不穩(wěn)，曇花一現(xiàn)；后兩句說定住緘默不語，汪家奴終日酣飲，尸位素餐。
順帝朝后期，宮廷黨爭激烈。權臣孛羅帖木兒和擴廓帖木兒（王保保）分別擁戴順帝和皇太子愛猷識理答臘，各為其主，攻打無寧日，內訌不止，成為元朝敗亡的重要原因。孛羅帖木兒驕橫跋扈，不僅稱兵犯闕，還殺中書右丞相搠思監(jiān)，辱皇后奇氏，幾個月內連娶四十名皇族宗室婦女。每次上朝，都要四十名美女手托黃金酒盞盛妝餞行，全部痛飲完畢后，才縱馬入宮。至正二十五年（1365），孛羅帖木兒在抵御皇太子和擴廓帖木兒的進攻接連失利后，郁悶不樂，每日與順帝母舅老的沙飲宴，“荒淫無度，酗酒殺人，喜怒不測，人皆畏忌”。后被順帝密詔處死。
皇室和高級文武大臣尚且如此，下級官吏更是有恃無恐。益津縣尹張英，“性荒嗜酒，昧于事體，又乘酒縱暴，不居官廨”。平棘縣尹鄭亨，到任以來，“酗酒狂為，連結朋比，游行私家，無日不飲”。吏治之敗壞令人側目。
元朝法律對職官因酒衍事行為都有相應處罰，《元史·刑法志》規(guī)定：諸方鎮(zhèn)僚屬幕官使酒罵長官者，笞四十七，并解職別敘，記過；諸軍官縱酒，因戲而怒，故毆傷有司官者，笞三十七，記過；諸職官乘醉，當街毆傷平人者，笞四十七，記過。但違犯者依然大有人在。
平民百姓亦酗酒成風，“朋游群飲稱曰事情，釀酒屠牲指為口愿，田務方集，耽樂城市”。上都路興州民王得祿，帶酒用刀子扎死無罪男牛兒。曲陽有小民善持官吏短長，“醉則入縣詈吏，人莫敢何”。順帝至正間，保定路慶都縣境盜竊屢發(fā)，初始皆因賭博飲酒游蕩無檢，久則遂至為盜，最終陷于刑辟。據(jù)《元史·刑法志》記載，醉酒后毆其父母者有之；盜賊得財，用于酒肆倡優(yōu)之家有之；蒙古人因爭及乘醉毆死漢人者有之?？傊?，因醉酒而觸犯刑律者，可謂形形色色，不勝枚舉。甚至還有不少僧尼道士酗酒亂情，為非作歹的。
“賢愚中酒得愆尤，論法從輕歸過誤。居官嗜酒日醺酣，田畝銜杯廢農(nóng)務?！痹锞骑L氣的盛行，不僅給元代社會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諸方面都帶來極壞的影響，同時也嚴重危害著人們的身心健康，因酗酒而導致的各種疾病不斷發(fā)生。
和《老乞大》一樣，高麗漢語教科書《樸通事》也最早成書于元末，里面有一段醫(yī)患之間的人物對話：
我今日腦疼頭旋，身顫的當不的。請將范太醫(yī)來看。
太醫(yī)來這里。
請的屋里來。
好相公，坐的。 小人虛汗只是流水一般，奪腦疼的，一宿不得半點睡。與我把脈息看一看。
咳，相公脈息，尺脈較沉，傷著冷物的樣子，感冒風寒。
是，小人昨日張少卿的慶賀筵席里到來，好哥哥弟兄們央及我，燒酒和黃酒多吃了，生果子也多吃了，來到家里害熱時，把一身衣服都脫了，著這小丫頭們打扇子。
那般不小心收拾身己，可知得這證候。我如今先與你香蘇飲子，熬兩服吃，熱炕上 著出些汗。我旋合與你藿香正氣散，吃了時便無事了。貼兒上寫與你引子，每服三錢，水一盞半、生姜三片、棗一枚，煎至七分，去滓溫服。然后吃進食丸，每服三十丸，溫酒送下。我去也。
文中的患者因為在朋友宴席上喝多了燒酒和黃酒，又多吃了生果子，再加上冷熱相激，于是得了感冒風寒，只好請來范太醫(yī)看病。
儒學提舉官、詩人戴良寫過一篇介紹鄞縣（今浙江寧波）名醫(yī)呂復治療疑難雜癥事跡的《滄洲翁傳》，中有兩則醫(yī)案也與嗜酒有關：
郡人蘇伯友病衄，旬浹不止。時天暑脈弱，眾醫(yī)以氣虛不統(tǒng)血，日進耆歸茸附，彌甚，則告術窮，家人皆容貌變更。蘇亦流涕長潸，泣命其子強翁診。翁至，未食，頃其所衄血，已三覆器矣。及切其脈，兩手皆虛芤，右上部滑浮數(shù)而躁，且其鼻赤，查而色澤，即告之曰：“此得之湎酒。酒毒暴悍，而風暑乘之，熱蓄于上焦，故血妄行而淖溢?！碧K曰：“某嘗饑走赤日，已而醉酒向風臥，公診當是?！蔽虨橹频攸S汁三升許，兼用防風湯半劑，飲之立驗。
童芳仲幼女華病嗜臥，頰赤而身不熱，命小兒醫(yī)四三人療之，皆以為慢驚風，屢進攻風之劑，兼旬不愈。翁切其脈，右關獨滑而數(shù)，他部大小等而和，因告童曰：“女無病，關滑為有宿食意，乳母致之。乳母必嗜酒，酒后輒乳，故令女醉，非風也?！奔霸懫鋬茸永?，李曰：“乳母近掌酒庫鑰，茍竊飲必任意?！睗撌谷艘暸P內，有數(shù)空罌榻下。翼日，拘其鑰。飲以枳梖、葛花，日二三服，女起如常。
方回《酒戒》詩云：“一夕飲逾量，終日不能起。雖非必死病，亦有可死理。”酗酒對身體的危害是相當大的，由元入明的百歲壽星賈銘，洪武初向朱元璋進《飲食須知》，書中就指出：“酒類甚多，其味有甘苦酸淡辛澀不一，其性皆熱有毒，多飲助火生痰，昏神軟體，損筋骨、傷脾胃、耗肺氣、夭人壽?！遍g接勸諫朱元璋節(jié)飲。
元代著名醫(yī)生羅天益也認為：“故近年中風、虛勞、消狂、瘡瘍、癖積、衄蔑、藏毒、下血者多有之，大概由朝醉夕醒、耽樂為常而得之也。”蒙古百戶昔良海，因食酒肉飲湩乳，得霍亂吐瀉，“從朝至午，精神昏憒”。忽必烈侍衛(wèi)紐鄰，久病疝氣，又因饑飽勞役，過飲湩乳而復發(fā)，“甚如初，面色青黃不澤，臍腹陣痛，搐撮不可忍，腰曲不能伸”。
只今酒禁嚴如許
為了救荒和維護酒課收入，元朝政府不得不屢次下令實施酒禁。需要指明的是，元代酒禁主要是針對糧食酒和以糧食酒為基酒的配制酒，葡萄酒也見有禁私釀的規(guī)定，因為售賣葡萄酒也須納稅。而馬奶酒是不禁的，因為飲用馬奶酒的人群局限于草原地區(qū)，而且馬奶酒不耗糧，也沒有酒課。
酒禁內容和違禁處罰
酒禁政策的內容，從狹義上來說，包括禁釀、禁飲、禁市等取締社會酒類消費的行動；從廣義上來說，還包括國家實施榷酒政策壟斷酒業(yè)經(jīng)營，禁止民間私釀、私酤的酒政限制。
禁釀指禁止釀造酒，但一般允許銷售和飲用。禁飲，指禁止飲用酒，期間一般不允許釀酒和市酒。禁市指禁止酒的銷售，但通常意義上的酒禁，是指既禁釀，也禁飲、禁市。
元代酒禁有禁“官酒”和“私酒”的分別。官酒又稱官法酒，主要指政府釀造或經(jīng)營的酒業(yè)，供皇室貴族和官僚享用，也投入市場以增加財政收入。元人詩歌就有：“官酒濃于仙掌露，斑衣帶得御爐煙?！薄包S帕越羅天水色，玉瓶官酒郁金香?！彼骄剖侵競€體生產(chǎn)制造和出售的酒。揭傒斯有詩：“青裙老嫗詫鮮魚，白發(fā)殘兵賣私酒。”即此之謂。
酒禁的對象也包括酒曲，酒曲雖非成品酒，卻是釀酒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質，它的主要原料也是糧食。禁私酒是在政府榷酤期間推行的，主要目的是維護國家酒課的收入，已見前說。
“又況禁酒嚴，罄室覆老瓦?！痹诮破陂g和禁酒區(qū)域內，嚴禁官釀或家庭釀造私酒，銷售酒（包括犯界售酒）以及飲用酒，觸犯者要受到相關的法律制裁。
據(jù)《元史·刑法志》：諸私造唆魯麻酒者，同私酒法，杖七十，徒二年，財產(chǎn)一半沒官；諸蒙古、漢軍輒醞造私酒醋曲者，依常法；諸犯禁飲私酒者，笞三十七；諸犯界酒，十瓶以下，罰中統(tǒng)鈔一十兩，笞二十七。十瓶以上，罰鈔四十兩，笞四十七，酒給原主；酒雖多，罰止五十兩，罪止六十，并勒令出境。另外對逃稅、漏稅、匿稅者也要作出相應處罰。政府還鼓勵對私酒的舉報，對舉報者予以獎勵?！坝惺赘嬲?，于沒官物內一半給賞?！?/p>
事實上，對酒禁政策的執(zhí)行情況因時間、地域的不同亦有所差別。雖然也有如成宗時鄭介夫上書所言“京都為四方取則之地，法且不行，況四方之外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醞者比屋有之，酒益薄，價益高，而民益困”的個別情況，但總體來說，對違禁者呈從嚴從重處罰的態(tài)勢。
如至元十四年（1277）五月大都酒禁時規(guī)定：“犯者籍其家資，散之平民。”但一些人仍然敢于頂風作案，致使威令難行，于是對犯禁者的處罰有明顯加重的趨勢。至元十五年（1278）二月，朝廷旨令：“做私酒來的為頭的人，殺者，家筵抄上了呵，官司收拾者。”至元二十年（1283）四月申嚴酒禁時，又規(guī)定：有私造者，財產(chǎn)、子女沒官，犯人配役。至元二十七年（1290）七月，禁平地、忙安倉釀酒，“犯者死”。再如酒禁的重點地區(qū)和林，因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法，罪至死”。南宋遺民鄭思肖《大義略敘》也有記載說：“遇歲歉，河北禁人造酒，飲者斷臂，販之者斬。”
禁酒期間的從重處罰，不僅針對犯禁的普通百姓，官員也概莫能外。西臺御史高坦彈劾同僚“時禁酤酒而面有醉容”，懷疑對方背地里偷偷飲酒了。御史中丞馬祖常卻以“糾劾務有其實”為由，指責高坦小題大做：“今以酒容罪人，苛細不持大體?！狈炊献嘁砹T高坦，真是人人自危。又有一些任內官員也因對酒禁政策執(zhí)行不力，而坐致免官。監(jiān)察御史阿剌渾就因“不糾私釀”等罪罷官。
但也有一些官員能夠頂住重重壓力，秉公執(zhí)法，甚至為民請命，廣恤刑美意。蘇志道任嶺北行省左右司郎中，適值朝廷酒禁法嚴，“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五人當死罪。蘇志道以為不可，說：“酒非三日成者，犯在格前，發(fā)在格后，當用后法論，當坐?！辈涫律现袝⌒滩?，最后趙仲良等五人皆得不死。程思廉出僉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大同楊剌真等犯酒禁，“有旨誅之”。程以其罪不至死，放寬了處罰。
酒禁政策的特點
元代酒禁政策呈現(xiàn)出救荒性、區(qū)域性、時段性、特權性和靈活性等特點。
救荒性?！邦l年旱饑酒禁重”，已見前說。救荒性主要是針對自然災害和人為破壞（如被兵、盜賊、掠虜）等因素導致的糧食短缺，米價踴貴而采取的救急性酒禁措施，旨在緩解饑荒。用監(jiān)察御史徐毅的話說，就是“申明酒禁以修荒政”。
至元六年（1269）六月，河南、河北、山東諸郡蝗災，“赤地千里”。監(jiān)察御史王惲上書御史臺《為蝗旱救治事狀》，其中建言：“在都酒務開沽者，應有見在稻糯，官司亦宜見數(shù)，權令停止醞造。此系前世屢常施行。”至元十九年（1282）秋旱，米涌貴，人絕食，十月，“禁大都及山北州郡酒”。胡祗遹喜為之賦詩云：“今年秋旱人絕糧，酒禁申明嚴律度。外方郡縣內京畿，不見青簾蔽街路?！痹倏赐鯋吝M呈御史臺的《便民三十五事》之《禁醞酒》條：
一目今自真定路以南直至大河，地方數(shù)千里，自春至秋，雨澤愆期，旱暵成災，致米麥踴貴，無處糴買，例皆闕食，百姓往往逃竄，莫能禁戢。有司誠宜多方計置救災恤民。竊見民間醞造杯酒，所用米麥，日費極多。略舉真定一路在城每日蒸湯二百余石，一月計該六千余石，其他處所費比較可知。若依至元十五年例，將民間醞造杯酒權行禁止，庶幾省減物斛，以滋百姓食用，誠救災恤民之大事也。
從酒禁政策的救荒性特點，還可以窺見元代各朝政治統(tǒng)治的清明程度。拋開統(tǒng)治時間長短和自然災害頻稀的年度差異，世祖、成宗、仁宗和英宗四朝所頒行的酒禁令最為頻繁。
區(qū)域性?！昂幽辖坪雨栵?，醉醒相看總有情。”元代酒禁政策的區(qū)域性特征十分明顯，酒禁的重點，首先是以大都和上都為中心的腹里地區(qū)（即中書省轄地）。腹里地區(qū)因坐擁兩都，人口眾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為保障糧食供應經(jīng)常成為朝廷酒禁的重點地區(qū)。據(jù)《元史》記載，直接針對該地區(qū)的禁酒令前后高達35次之多，約占全部禁酒令的一半，遙居各行省榜首。
其次是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條件惡劣，糧食產(chǎn)量較低或者糧食匱乏地區(qū)。如陜西、嶺北、甘肅諸行省及腹里地區(qū)北部、遼陽行省南部諸路，多次實行酒禁。與此相反，針對糧食主產(chǎn)區(qū)同時也是酒課大省的江浙行省，禁酒令卻僅有一次。
先是，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江浙饑。御史臺一件咨文中說：“江南諸處連年水旱相仍，米糧涌貴，見建康路米價騰涌，奈何官倉無糧，及無客旅販到米糧，是致貧民奪借米谷，致傷人命，若不救濟，利害非輕?！?/p>
因搶奪糧食引起民亂，無疑茲事體大，所以中書省臣趕緊上奏：“杭州一郡，歲以酒糜米麥二十八萬石，禁之便。河南、益都諸郡亦宜禁之?！背钆鷾?。
但這一詔令直至三個月后才付諸施行，也就是在這一年的十二月，朝廷下詔：“山東、河南、江浙饑，禁民釀酒?！倍渌缃鳌⒑V行省僅僅于某一局部區(qū)域禁酒，邊遠地區(qū)的云南行省甚至未有禁令，可見酒禁政策的區(qū)域傾斜性非常明顯。
三是受災嚴重地區(qū)。如河南行省和腹里地區(qū)中南部，農(nóng)業(yè)環(huán)境和氣候條件相對比較適合糧食生產(chǎn)，但因受災頻繁，自然也就常常受到酒禁政策的制約。
時段性。酒是人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消費品，飲酒又是歷代風俗所積，酒課還是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所有這些都決定了酒禁政策實施的時段性。一般情況下，只要年景好轉，呈現(xiàn)豐收景象，政府通常就會放開酒禁。如至元二十年（1283）九月，“以歲登，開諸路酒禁”。再如后至元三年（1337）五月，“以興州、松州民饑，禁上都、興和造酒”。時隔兩年，即后至元五年（1339）七月，詔“開上都、興和等處酒禁”。吳師道《野中暮歸有懷》詩云：“年豐稍變饑人色，秋老誰憐倦客心。酒禁未開詩侶散，菊花時節(jié)自登臨。”描述的就是年景好轉，人們盼開酒禁的心情。
特權性。酒禁面前并非人人平等，“禁”不上宮廷是理所當然的，一些宗室貴族也享有“不禁”特權，這就是酒禁政策的特權性。如大德五年（1301）四月，和林禁釀，但“其諸王駙馬許自釀飲，不得酤賣”。大德六年（1302）十一月，禁和林軍釀酒，“惟安西王阿難答、諸王忽剌出、脫脫、八不沙、也只里、駙馬蠻子臺、弘吉列帶、燕里干許釀”。酒禁的特權性主要是為了維護統(tǒng)治階級上層的利益。
靈活性?？紤]到一些特殊情況，元代酒禁政策的推行也有相對靈活的一面。至元十五年（1278）二月，以川蜀地多嵐瘴，“弛酒禁”。同年四月，以時雨沾足，稍弛酒禁?！懊裰ゼ诧嬎幷撸贋獒j釀量給”。至元二十七年（1290）九月，武平（今遼寧敖漢旗東）地震，盜賊乘隙剽劫，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蠲租賦，罷商稅，弛酒禁，斬為盜者”。又發(fā)鈔賑濟，使民心稍穩(wěn)。成宗大德五年（1301）十一月，朝廷又詔諭中書：“近因禁酒，聞年老需酒之人有預市而儲之者，其無釀具者勿問?！蔽渥谥链蠖辏?309），工部尚書拜降母徐氏卒，拜降奔喪杭州。適值朝廷酒禁方嚴，武宗“特命以酒十罌，官給傳致墓所，以備奠禮”。
應該指出，酒禁政策的靈活性，多是在酒禁期間考慮了某些實際情況而做出的臨時性調整，含有一些人性化考量，以體現(xiàn)政府寬大恤民的恩德，借此收攬人心?？傮w上，它與酒禁政策的全面執(zhí)行并行不悖。
（本文選摘自《杯中日月：酒與大元王朝的社會生活》，楊印民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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