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性別》（The Gender of Memory: Rural Women and China’s Collective Past）的作者賀蕭（Gail Hershatter），現(xiàn)于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歷史系執(zhí)教，曾任美國亞洲研究學會主席，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專家、美國中國婦女與性別史研究開創(chuàng)者之一。賀蕭教授于1996年-2006年間，與居住在中國陜西的72位婦女進行深入訪談，而這72位曾經(jīng)歷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的女性的記憶，就是賀蕭教授在這部書中的研究客體。
當然，現(xiàn)下史學界對口述史作為基礎史料的可行性還有存疑，學者也總是對口述史料固有的非客觀性抱有憂慮。這里，暫且不論書中72位老婦人的回憶是否為“信史”，因為賀蕭教授也無意于完成一部對中國當代史細節(jié)補正的著作。真正引起思考的是全書女性視角對國家主流歷史敘述的反應，我以為這才是全書最精彩和具有價值的張力所在。
賀蕭認為，僅以陜西地區(qū)而言，女性實際上是新中國建立前該地區(qū)主要農(nóng)業(yè)勞動者和經(jīng)濟貢獻者，這是由于建國前各方勢力竭澤而漁式的征兵活動大量消耗了男性勞動力，迫使女性出于生存目的而非自愿地進入社會公共勞動空間，并在實際上成為當?shù)氐闹鲗趧有詣e。但從現(xiàn)在來看，這一反常的歷史事實不僅未被強調(diào)，反而在新中國建立之后的“訴苦”運動中，講述“三從四德”與“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封建時期女性典型幽居的生活狀態(tài)。“她們或許曾經(jīng)想要過這種幽居，但是貧困卻不允許她們這樣做?？梢哉f，通過訴苦，她們拒絕了一種曾經(jīng)拒絕過她們的社會規(guī)范?！保ā队洃浀男詣e：農(nóng)村婦女和中國集體化歷史》，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頁86）
在談到“女勞?，F(xiàn)象”時，賀蕭認為婦女勞模在當時具備不同于一般男性公職人員的形象效力，女勞模這一社會主義體制下的新道德化身卻在自覺與不自覺地和舊道德產(chǎn)生微妙關(guān)系。拿本書的一個例子來說：“寡婦勞模”——曹竹香（本書的主要被訪者，二十歲左右喪夫，終生守貞不改嫁），曹勞模在當?shù)厝〉玫挠绊懥嶋H上得益于對“守貞”的堅持，然而此類封建父系秩序下對女性的桎梏卻是新中國試圖消解的對象，換句話說，曹作為勞模是新的國家形象在當?shù)氐木呋?，然而其公信力卻得自被新中國摒棄的舊道德規(guī)范的背書，這一有趣的悖論在當時顯然沒有被認真對待，因為曹竹香的寡婦勞模身份絕非個例。
對于其他眾生相的普通農(nóng)村婦女，其確實在國家的引導下，成功且迅速地進入了社會公共勞動空間。但與建國初期的“被訴苦”模式相類似，在農(nóng)業(yè)集體化的時代中，農(nóng)村婦女所真實經(jīng)歷的苦痛同樣不被注意。國家以“男女平等，勞動平等”為口號將婦女納入到與其生理能力不相符的公共勞動空間，女性被期待可以完成與男性對等的工作強度與時長，可是考慮到女性在經(jīng)期和孕期的額外負擔還有照顧家庭的傳統(tǒng)性別分工期待，女性相較于男性需要忍受更多的公分制的弊病。然而，受生理上的弱勢所限，女性與男性在實際上農(nóng)業(yè)勞動量的差別被更為明顯的體現(xiàn)在了嚴重的工分差距上，這導致婦女在“公共勞動”這個唯一被認可的領(lǐng)域仍不被認為同男性一樣具備價值。還有，對家庭領(lǐng)域的忽略，并不能在實際上減少維持家庭所需的勞動和精力，婦女仍是眾多子女的生育者和主要家庭勞動者。從某種意義上講，在那個生產(chǎn)關(guān)系極度超前的年代，婦女成為維系傳統(tǒng)農(nóng)村生活狀態(tài)的最重要力量。但婦女在家庭領(lǐng)域的“隱性勞動”并沒有得到歷史敘述的正視，婦女無可奈何的緘默，最多不過被不痛不癢地標榜為吃苦耐勞。婦女在擔負著更多壓力的同時沒有獲得同男子一樣的物質(zhì)報償和社會尊重，卻在歷史敘述中莫名其妙地“被平等”。
《記憶的性別》的出現(xiàn)于大歷史細節(jié)描繪或許略少補益，然其突破點在于為中國當代史敘述提供了女性視角，這里所說的女性視角指的并不是作者的性別，而是口述史主體記憶所帶有的性別印記。傳統(tǒng)社會中的女性話語權(quán)被規(guī)勸在三綱五常下，這一點毋庸置疑。然而人們甚少注意到新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男性思維內(nèi)核，以及這種受制于男性思維從而給婦女帶來的另一層苦難。正是基于此，賀蕭的這本《記憶的性別》才顯得具有創(chuàng)新價值，她為中國當代史補充發(fā)問：婦女是如何參與到政府決策和地方社會實踐的？“型塑女人”的嘗試與女性自我認知產(chǎn)生的張力，又造就了什么樣的“新時代婦女”？ 女性特有的敘述和記憶方式，又可以為我們對集體化時代的認知，甚至于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解提供了一個怎樣的視角？
盡管本人對這本書極其推崇，但求全責備地說，本書或許還有些可以商榷的地方。
首先，作者用十年時間多次訪談這72位農(nóng)村婦女，積累下了大量的口述史料，這一點毋庸置疑，但賀蕭在講述這72位婦女回憶與經(jīng)歷時略顯凌亂，由于全書并非是筆墨均勻地將這72位受訪者的故事攤開，而是挑揀了四五個有代表性的女性記憶作為主體（曹竹香、張朝鳳、秀珍、周桂珍等人是全書的論述主體），以其他受訪者的相似經(jīng)歷作為補充。然而作者在書中很少為這些“次要人物”的出場做背景介紹，再加上建國初期的女性姓名又具有較高的重復性（總是帶有鳳、香、秀、珍此類字眼，更容易導致讀者混淆）這樣的一種安排就給快速閱讀帶來了障礙。在第一次粗讀時，經(jīng)常搞不清楚正在被敘述人物是誰，從而把“次要人物”的生活經(jīng)歷無意嫁接到了幾個出場頻率最高的幾個人身上，張冠李戴，直到最后發(fā)現(xiàn)矛盾之處還需回來重新捋一遍，這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讀者的閱讀體驗。還有很有趣的一點是，由于陜西方言的用詞和語法與普通話有所不同，筆者作為說普通話長大的河北人理解起來反倒有難度，有時還需對比英文版本來理解意思。
其次，書名“記憶的性別”，但這個題目隱含了記憶由于性別不同而存在差異的這層意思在，但似乎全書在對男女性別記憶模式異同以及沖突點的論述還略顯不足。其實賀蕭在開篇導言時對男女性別記憶這一層對比是有論述的：“在訪談過程中，男人大多遵循著官方的歷史事件名稱和時間斷線，而女性往往對公歷年份和運動名號不敏感，卻能準確地記憶孩子的出生年份及屬相。在訪談過程中，作者與同伴甚至還做了一個“生肖表”，通過對比孩子的出生年份來幫助女性確定她們記憶中歷史事件發(fā)生的年份?！钡沁@一部分的論述只停留在肌理層面，對于深層歸因作者沒有關(guān)注到，這是因為男女存在的受教育程度不同？還是因為新中國女性的活動范圍仍局限在家庭從而對社會事件不敏感？亦或者是因為男性女性本質(zhì)上的記憶模式差別？作者并未作出假設也并未嘗試回答，且在之后的行文中也很少再提到有關(guān)男女性別記憶差別的問題?！坝洃浀男詣e”這個書名或許無法完全與正文內(nèi)容相呼應。
賀蕭
賀蕭教授作為外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盡管在某些方面失長于中國本土研究者，但同樣會更少受到中國傳統(tǒng)史學的敘述視角所局限，本書這種以且僅以女性視角為唯一窗口，以單一主題為中國當代史的審視路徑的大膽嘗試就是一次成功試錯，正如賀蕭教授在書中的一段話——“聆聽朝鳳和其他陜西農(nóng)村婦女們的故事，并關(guān)注這些婦女們的敘述如何互相強化或互為矛盾，這種做法本身并不能讓我們?nèi)?gòu)建歷史，然而這些足夠好的故事確實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如下問題，即我們對中國早期農(nóng)村社會主義歷史的講述為什么不夠好，哪里不夠好?！保ㄎ?廖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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