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勇氣： 法國青少年與德軍的對抗，1940-1945》，[美] 羅納德·C.羅斯伯頓著，焦靜姝譯，廣東人民出版社丨萬有引力，2025年1月版，344頁，88.00元
美國歷史學家羅納德·C.羅斯伯頓（Ronald C. Rosbottom）的《突如其來的勇氣：法國青少年與德軍的對抗，1940-1945》（Sudden Courage: Youth in France Confront the Germans, 1940-1945 Hardcover，Illustrated, 2019；焦靜姝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講述的是在德國占領法國期間，法國青少年如何面對強權和鎮(zhèn)壓產(chǎn)生反抗勇氣、投身抵抗運動的故事，是一部“關于年輕人的勇氣和犧牲的動人編年史”（《出版人周刊》）。
羅斯伯頓在“前言”一開始就提到他上一本出版的著作《當巴黎黑暗時》（When Paris Went Dark: The City of Light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4，2014），在那部著作中，羅斯伯頓依靠回憶錄、日記、信件、檔案、訪談、個人歷史、傳單和海報、小說、照片、電影等史料以驚人的精確度描述了一座被占領的城市日常生活的細節(jié)，以及與黑暗作斗爭的勇敢的人們。為我們理解光明之城的黑暗歲月提供了極為重要的歷史證言。但是他認為關于青少年在抵抗德國占領的過程中扮演角色的重要程度還遠遠沒有在那部書中反映出來。因此也可以說該書是《當巴黎黑暗時》的續(xù)編，作者要聚焦的問題是：“‘抵抗運動’作為一股大無畏的力量抵御了法西斯主義，這一盛名有多少是建立在青少年柔弱的肩膀上的？這些男男女女時常感到，自己代表了某種比對法蘭西的愛國之情更偉大的東西?！保?頁）于是在該書中，“我們通過選取幾個青少年可歌可泣的決定、行動、成功或失敗的例證（這些例證源自他們的回憶錄，或者他們熟識之人的回憶），構建出一部具有啟發(fā)性的歷史，這部歷史表明我們經(jīng)常低估了青少年在法國被占領期間起到的作用”（19頁）。
今天人們談到在二戰(zhàn)中被納粹軍隊占領的國家中的抵抗運動，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游擊隊的武裝抵抗，如暗殺德國官兵、制造爆炸和列車脫軌等重大事件等等，這是屬于“硬抵抗”。另外還存在“軟抵抗”的行動，如印刷和派發(fā)號召反抗的傳單、掩護和藏匿被抓捕的猶太人或被通緝的反抗分子、為游擊隊傳送情報、幫助有需要的人穿越邊境等等。甚至作為一種不服從占領軍和維希當局統(tǒng)治的表達，如在鬧市中亂穿馬路，在大街上嘲笑一個穿制服的德國人，在學校里嘲笑那個支持維希政府并一臉自負地站在自己面前的老師。這些青少年會與法國警察在公共場所玩捉迷藏，到公共集會上大聲呼喊，在電影院里每當?shù)聡男侣勑麄鞫唐_始播放，他們就噓聲跺腳，直到燈亮起來、放映員被迫停下來。所有類似行為都可以代表了青少年的“抵抗”。哪怕是最簡單的表示不服從的姿勢和造成的最輕微的破壞，都是有作用的。因此，“‘抵抗’這個詞涵蓋了一系列廣泛的行動，但有一條主線貫穿其中，那就是對占領者及其爪牙的仇恨，以及對法蘭西這個偉大民族的驕傲”（15頁）。“盡管他們的抵抗對德國軍隊而言影響甚微，但他們執(zhí)著地表達著想做些什么的意愿，以及通過自己的行動與法國民眾產(chǎn)生共鳴，讓民眾漸漸開始質疑所謂的既成事實。對最早的抵抗者（無論是成人還是青少年）而言，抵抗占領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勇敢的責任。”（16頁）他們也會這樣描繪自己的形象：“我們這么年少，可以輕易去往任何地方，一邊假裝自己在玩游戲、胡言亂語、雙手插在口袋里吹著口哨，一邊閑逛到工廠外邊、軍營或德軍運輸隊附近，在廚房里或人行道上閑逛，翻越圍墻。一切都站在我們這邊，我們甚至會得到女孩們的幫助（當她們也能被招募時）。”（109頁）這也是在好萊塢電影中時常見到的鏡頭，通常接下來就是交換情報或散發(fā)傳單。只不過青少年的抵抗行為實際上要比這些形象要復雜得多，經(jīng)常也是要枯燥得多。
羅斯伯頓提出了一個非常嚴肅和關鍵的問題：“在一個警察國家（police state）里，什么才是‘抵抗’？‘抵抗’并不一定要向占領軍或警察開槍，也可以是像傳遞紙條，悄悄轉述在BBC上偷聽到的消息，或把釘子扔到德國汽車的輪胎下面這樣微不足道的舉動。‘抵抗’可以很短暫，就像一個少年在擁擠的電影院里跳起來大喊‘戴高樂萬歲！’；也可以很危險，比如藏匿一名被擊落的盟軍飛行員，或把人悄悄帶去西班牙或瑞士邊境；也可以很安靜，就像一名老師溫和地提醒學生們不要忘記法國大革命的價值和格言——自由、平等、博愛’。一個極權主義政權需要用幾代人的時間，才能將長久的、令人麻木的恐懼根植于人民內心，尤其是當一切表達抵抗的途徑都被封堵時。但總有一個人或一些人，能想辦法舉起拳頭，或創(chuàng)作一幅藝術作品，或發(fā)出一個聲音表明‘這必不會長久’。在這個極其復雜的時期，這就是所有抵抗者的力量，無論這力量多么溫和。占領者在逮捕犯人后使用的手段極其殘暴，如毆打、勒索和折磨，但他們在設計招募間諜、追蹤通信線路、分析人口記錄和耐心監(jiān)視家庭與企業(yè)雇主時，則采取更不易讓人察覺的手段，更多是引誘而不是恐嚇民眾。這些手段在今天仍在被極權主義政權或警察國家使用，而年輕人仍舊會走上街頭質問：為什么？”（225-226頁）是的，“年輕人仍舊會走上街頭質問：為什么？”。
在突然到來的被占領形勢中，青少年既可以選擇面對也可以選擇盡量逃避，在選擇面對之后也有立場、行動和方式的選擇，繼而還可以根據(jù)形勢與自身語境的變化而改變立場或重新選擇回避。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無法回避的是徹底影響到每一個人的被占領國的生活，無法回避的是每天目睹耳聞的發(fā)生在身邊或遠方的事情?！八麄兊南胂笾谐錆M了戰(zhàn)爭的槍聲和硝煙，即使這些戰(zhàn)爭尚未打響，還在醞釀之中。他們看到自己的長輩和自己的政治、宗教和知識領袖們，如何日漸憂慮，也看到新聞是如何一天比一天變得更糟?！保?8頁）那么對于歷史學家來說，羅斯伯頓清醒地意識到，“這個主題的寫作需要歷史學家在敘述中保持一定程度的謹慎。處理‘青年’或‘青春’這樣的概念并非易事。生理上的定義只能起到一丁點作用，用青春期來定義同樣很麻煩，特別是從回憶錄、書信和敘述中幾乎不可能辨別這種生理變化是從何時開始的”。（同上）
在占領軍與賣國政府的殘酷統(tǒng)治下，年輕人敢于反抗的“突如其來的勇氣”究竟是怎么來的，這是全書的中心問題。羅斯伯頓認為，“許多年輕的抵抗運動成員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往往會被某種形式的離別或德國人的暴力行為，激發(fā)出突如其來的勇氣。也許是一枚落在附近的炸彈，也許是自己的家被德國人征用，也許是目擊有人被德國人毆打或射殺，也許是眼看著自己的父母在沮喪、憤怒和羞辱中崩潰——這樣的事常常令青少年目瞪口呆，繼而發(fā)誓要報仇雪恨。當然，許多人會更加謹慎地行事，試圖在這場不可預測的風暴中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而那些已經(jīng)忍無可忍的年輕人，會在穿制服的德國人經(jīng)過時沖他們大喊大叫或者豎起中指?！保?1頁）他接著引述一名親歷者回憶，這個少年開始設想長期生活在德國占領下，必須頑強工作、哄騙他們、安靜站立、咬著牙關順從，直到死去。羅斯伯頓說“這一切何時才能結束”這個問題將成為青少年參與抵抗運動的決定性因素之一。盲人少年、法國抵抗運動的杰出組織者雅克·呂塞朗（Jacques Lusseyran）在他后來寫的回憶錄里講到1938年當他從無線電廣播中得知德奧合并的消息時，震驚得不知所措，他說“歷史帶著殺人犯的面具向我襲來”（91頁）。這句話應該成為人類二十世紀歷史上最具震撼性的警言之一，是對“突如其來的勇氣”的一種注解。
在呂塞朗的回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被占領國土上的生活情景是如何刺傷著青少年敏感的心靈，激發(fā)出反抗的勇氣。他們睜眼就看到路上的德語路標，官方建筑上懸掛的鮮艷的納粹旗，在商店和飯店外張貼的“我們說德語”（ Wir sprechen Deutsch） 的告示，以及看到德國警察在指揮交通，就有一種被冒犯的感覺。更讓他們感到憤怒的是，在德國統(tǒng)治下的最初幾個月，常常被攔下來檢查證件；讓法國青少年更感到恥辱的是，那些檢查站哨兵往往不比自己大多少。
法國的中學教師對于學生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年輕的抵抗運動成員正是在老師的思想引領下走上抵抗的道路。當時法國中學教師大多是進步分子，有些甚至是社會主義者，部分教師在占領初期就加入了抵抗運動，當然也有人仍然擁護維希政府，相信貝當將法國從全面戰(zhàn)爭的浩劫中拯救出來是正確的。也有教師堅持向學生灌輸不同的愛國主義，提醒他們不要忘記法國大革命的遺產(chǎn)，以及國家為保護人權所進行的斗爭。雖然教育部下令停止歷史教師講授1918年后的法國歷史，但是呂塞朗最喜歡的一位歷史老師在放學后關起門，為想留下的學生講述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歷史，從《我的奮斗》到戈培爾，一直講到納粹意識形態(tài)的種族特征；他沖著學生們大喊：“年輕的先生們，這不是一場國家間的戰(zhàn)爭。”這名老師很可能是地下共產(chǎn)黨員，他和他的同伴們很可能會被維希政府解雇，但他們對這些是非分明的年輕學生將產(chǎn)生深刻且持久的影響（94-95頁）。
在對法國青少年參與抵抗運動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因素中，搖擺樂、爵士樂等青年亞文化現(xiàn)象也是其中之一。“當法西斯國家開始禁止搖擺樂和爵士樂這種墮落的、陰柔的、黑暗的、民族的音樂時，青少年們只會更加渴望觸碰界線，那條將他們的文化渴求與父母或政府的權威分隔開來的界線?！畵u擺’表面上以一種無傷大雅的方式僭越了道德規(guī)范和政治約束，是對維希政府道德主義的一種‘抵抗’。年輕的法國人后來用‘搖擺’揭穿了占領者們的虛偽面目?！保?01-102頁）還有就是在三十年代末突然在法國大都市流行的“扎族”（ Zazou ）行為和著裝風格——古怪服裝和發(fā)型。扎族是一群非暴力的煽動者，雖然不會公開批評政治，但聒噪、滑稽，舉止瘋癲，以此向占領軍和維希政府挑釁。羅斯伯頓認為，“扎族并不算是勇于反抗德國人及其共謀者的一群人，但他們是反主流文化的，有時也十分勇敢。起初在20世紀30年代末，他們起身反抗那些欺負他們的右翼朋克族，之后他們又反抗維希政府和德國的道德警察。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的存在嘲弄了第三帝國和法蘭西國最珍視的純潔和男子氣概?！M管扎族更多表現(xiàn)出一種蔑視和滿不在乎的態(tài)度，而不是憤怒，但他們仍然被一個約束性強且自以為是的體系視作頗為扎眼的批判者。”（104頁）
還有就是，“法國年輕人突如其來的勇氣的最大動力之一，就是維希政府的政策。” 1940年5月，德國侵略法國，6月14日德軍進入巴黎。10月24日，希特勒與維希政府貝當元帥在蒙圖瓦爾的火車站會面，成為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事件，許多法國年輕人“看透了維希政府的卑躬屈膝，又多了一個追隨其他領袖的理由”（82頁）。按照1942年與柏林簽訂的協(xié)議，維希政府在1943年2月宣布所有十八至五十歲的法國男性和所有二十一至三十五歲的法國單身女性必須進行勞工登記。它迫使成千上萬的年輕人躲藏起來，離開學校，或者只為尋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而加入抵抗運動。許多人此前試圖避免成為抵抗運動活躍分子，但這條嚴厲的法令讓他們別無選擇（169-170頁）。
西班牙內戰(zhàn)也對法國年輕人產(chǎn)生很重要的影響。青年學生們會對政治價值觀產(chǎn)生迷惑，但他們堅信善與惡的差別。他們在西班牙內戰(zhàn)中目睹的對平民的無差別殺戮，徹底越過了他們認定的不可逾越的底線，因而引發(fā)了他們內心的呼喊。他們親眼看見自己的父親、兄長為支持西班牙共和國而匆忙地印刷傳單、在街頭募集資金、為逃亡的西班牙人在法國尋找避難所，甚至自愿參與斗爭，因此學到很多東西（63-64頁）。可以說，西班牙內戰(zhàn)是法國青少年加入抵抗運動的啟蒙與熱身過程，是精神上與行動上的前奏曲。
對于年輕人投身抵抗運動的原因，羅斯伯頓還看到了在歷史中的真實語境帶來的各種因素。比如容易被人們忽視的是作為一種就業(yè)的出路?！暗挚拐碱I并不都是出于社會性的或情感上的原因，有時也基于剛需。占領區(qū)里也有就業(yè)機會，但并不多，待遇也不好。許多年輕人和他們的家人一樣找不到工作，還不得不應對各種限制、配給和通貨膨脹（按照與德國簽訂的停戰(zhàn)協(xié)議，法國只能保留十萬人的部隊，其余人被遣敵后沒有多少職業(yè)選擇）。抵抗組織并沒有薪酬制度，但一些組織確實有資金來幫助組織成員，因此不少年輕人加入抵抗組織，無非是想口袋里能多幾個法郎，接濟自己貧困的家庭。雖然加入秘密團體的選擇可能會帶有一點愛國主義的色彩，但更多時候它只是一個無業(yè)年輕人無法忽視的一條出路。”（11頁）聽起來有點殘酷，但可以相信是實情。青少年當然也有截然不同的選擇，有些人從來沒有參與抵抗運動，直到最后都置身事外；也有不少人選擇加入另一邊，如早期維希政府下的戰(zhàn)斗軍團或1943年建立的準軍事團體法蘭西民兵（16頁）。
全書開頭的第一個故事是居伊·莫蓋，作者說“是為了引領大家走進一片歷史的荊棘叢”（36頁）。1941年10月，德國國防軍中?？枴せ舸模↘arl Hotz）在南特（Nantes） 的人行道上被三名年輕的共產(chǎn)黨人槍殺。根據(jù)一旦發(fā)生任何針對德國士兵的襲擊就槍決一定數(shù)量的囚犯的所謂“人質政策”，十七歲的居伊·莫蓋和另外六名男孩被處決。居伊被捕入獄是因為他在兩年前和同伴們一起抗議包括他父親在內的法國共產(chǎn)黨議員被維希政府監(jiān)禁的事件，而他自己被作為人質而槍殺則使他成為法國共產(chǎn)黨宣稱的為共產(chǎn)主義理想壯烈犧牲的烈士，戴高樂也在BBC電臺呼吁整個法國為受害者默哀。無論事實是怎樣的，在整個德國占領期間，居伊都成了法國共產(chǎn)黨所宣傳的榜樣，也確實影響了很多年輕人加入抵抗的事業(yè)之中。直到大半個世紀之后，居伊再次引起巨大的關注。2007年春天，尼古拉·薩科齊（ Nicolas Sarkozy）當選總統(tǒng)后的第一項公共法令就是要求所有中小學在學年開始時閱讀居伊·莫蓋寫給母親的最后一封信，學校要用一整套課程紀念居伊·莫蓋和他的同伴們。郵局發(fā)行一款印有居伊·莫蓋肖像的郵票，政府制作他的紀念冊在全國發(fā)放，巴黎十七區(qū)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地鐵站前和街道上舉辦紀念活動。薩科齊因此被指責利用愛國烈士為自己牟取政治私利，共產(chǎn)黨人感到憤怒，右翼的作家和歷史學家也感到不滿。這些事件讓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許多已彌合的裂痕重新出現(xiàn)，但諷刺的是，也將居伊·莫蓋的名氣抬高到連他最狂熱的崇拜者都未曾設想過的高度。對此羅斯伯頓認為“盡管存在爭議（或許正是因為這些爭議），居伊依然是年輕人的一個好榜樣，他在道德立場上堅定不移，毫不猶豫地開始抵制第三共和國的專制反共行為”（36頁）。同時他也指出，利用少年烈士進行政治宣傳是法國共和黨的一個起源于1793年的悠久傳統(tǒng)。當時，年僅十三歲的約瑟夫·巴拉（Joseph Bara）和十四歲的約瑟夫·維亞拉（ Joseph Viala）在與?；庶h的斗爭中犧牲。羅伯斯庇爾和其他人立刻意識到其中的價值，這兩名少年的故事和形象很快以木版畫和大報的形式傳遍法國。此后兩百多年，這兩名少年出現(xiàn)在各種藝術創(chuàng)作之中，在巴黎都有以他們名字命名的街道（37頁）。
“突如其來的勇氣”的重大表現(xiàn)之一是1940年11月11日在香榭麗舍大街上被德國和法國警察鎮(zhèn)壓的示威游行。這是法國的抵抗運動的誕生標志，事件的導火索是10月30日物理學家保羅·朗之萬（ Paul Langevin）教授被捕，大學和高中的墻壁上開始出現(xiàn)標語和海報。11月11日是法國在一戰(zhàn)中戰(zhàn)勝德國的紀念日，學生在游行中舉起抗議的標志：扛起兩根釣竿，在法語中“兩根釣竿”發(fā)音與“戴高樂”相同。人們高舉雙手比出“V”形，高唱著《馬賽曲》或《國際歌》。游行當然被鎮(zhèn)壓，幾十名學生被逮捕，接著是學校被關閉，結果反而使更多學生投入到抵抗運動。
青年抵抗者都把“將消息傳遞出去”視為重要的工作，那些消息就是被占領當局認為不適宜傳播、要禁止人們閱讀的消息。當時很多法國人對于戰(zhàn)爭的情況一無所知，眼前看到的法國潰敗與混亂的情景帶來絕望，很快就轉變成冷漠，這正是占領軍及其合作者最需要的。因此年輕人的任務就是收集和傳播不利于占領軍和統(tǒng)治者的信息，鼓舞迷惘、悲觀的民眾重新喚起精神。這種行動顯然產(chǎn)生了效果，起碼能夠在民眾心理和情感中產(chǎn)生共鳴，使民眾會對這些在街上跑得飛快的男孩們抱以同情與支持，當他們被德國士兵或警察追趕的時候，常常在街邊會有一扇門為他們打開，隨后立即關上（107-108頁）。
有一些熟悉的事物在關于抵抗運動的青春敘事中獲得了新的涵義，例如“自行車”，與我們曾經(jīng)極為熟悉的自行車有完全不同的畫風。對于抵抗運動中的青年人來說，自行車不僅僅是最便利的交通工具，同時也是他（她）們的偽裝、保護和令占領軍頭疼的事物。抵抗運動成員時刻都需要把情報、物件、信息從一個街區(qū)、村鎮(zhèn)傳送到另一個街區(qū)、村鎮(zhèn)，在面對異常情況的時候需要盡快消失于街道上的人群、車流之中，沒有比自行車更方便的工具。而且在占領軍和賣國政府的管治政策之下，自行車還有更多有意思的故事。當局要求所有自行車注冊上牌，但由于自行車的數(shù)量龐大而難以徹底執(zhí)行，騎車的少年還是很容易就消失在人群中。更好笑的是禁止青少年在馬路上并排騎車，據(jù)說是為了防止在此過程中交換抵抗運動的暗號或情報。德國士兵會攔住騎自行車的青少年，搜查他們后座的掛包，或直接征用他們的自行車。于是，自行車商戶和倉庫經(jīng)常被抵抗組織成員襲擊，遭襲的頻率幾乎和軍火庫一樣高。既然自行車如此重要，那么輪胎和補胎所需的補丁、膠水和充氣泵等材料對于抵抗組織而言和武器一樣重要。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自行車還會成為抵抗組織考驗一個申請加入隊伍的年輕人的工具。十五歲的猶太男孩保羅被組織上要求去偷一輛自行車，作為接納他加入的考驗。作者解釋說：“類似的偷竊行動對于這些野心勃勃的年輕人而言是個很好的考驗。比起偷武器，偷一輛自行車沒有那么困難或危險，但仍然需要一點勇氣和鼓勵，也能讓招募者測試一個年輕人是否愿意打破他或她的宗教和家庭信條，甚至違法犯罪?！畯囊粋€陌生人那里偷自行車，是新人加入秘密世界的重要試煉?！罱K，保羅偷來了一輛自行車?！庇悬c類似投名狀，但是顯得自然和合理。那位要求保羅去偷自行車的領導說：“聽著，小家伙，自行車就是我們的火車。它不但容易搞到手，而且對于城市中的游擊隊隊員來說，它是完美的交通工具：輕巧便捷、容易處理且能匿名使用。特別是可以匿名使用。誰會注意到一個在大馬路中間騎自行車的人呢？進攻，是我們在自行車上發(fā)起的……有一天，人們將把自行車放進榮軍院，就像馬恩河（Marne River） 戰(zhàn)役中的出租車一樣?！保?63-164頁）
關于在一個滿是外國士兵的城市里生活、成長的心理與行為的復雜性、微妙性，青春少女米舍利娜·布德（Micheline Bood）的日記提供了一份很有價值的史料。她和她的閨蜜都被年輕德國士兵的禮儀、外表以及自信的男子氣概迷住了，有些士兵只比她大五歲，而且這些外國士兵總是試圖讓人們對其保持尊重?？謶峙c生理上的迷戀交織在一起，可以解釋許多年輕女性在第一次遭遇德國占領者時的行為。她和她的朋友們（就是在城市墻壁上涂鴉的同一批人）經(jīng)常去市政游泳池玩水球，并在那里與年輕的德國士兵熱烈地調情。她總是保持著適當?shù)亩Y儀，同時也在擔憂是否不應該與德國人交往，但是她又堅決地認為有自由做她有權做的事情，那就是吸引男孩子們——不管他們是不是德國人。她被兩種極端的情感撕扯著：憎恨德國軍隊，卻喜歡年輕的德國士兵；鄙視自己國家的軍隊沒有堅持到底，卻祈禱英國能大獲全勝。因此，米舍利娜和她的朋友早上剛在德國人的宣傳標語上貼了支持戴高樂的海報，下午就在城市的公共泳池里和德國士兵一起玩耍，她仇恨“德國佬”群體，卻偏愛個體的德國人。羅斯伯頓對她的評述是比較公允的：“從一連串相互矛盾的反應可以看出，她控制不了自己。孩童、青少年、夫妻、商販、教師、神父和退休人員——都不得不經(jīng)常與德國人及其維希支持者們打交道，但沒有一份明確的文化地圖向他們指明，哪些道路會通向屈辱或地位的喪失。對青春期的女孩們來說也一樣，她們充滿活力又善于交際，但也足夠聰明地知道自己正在越軌?！保?40頁）
讀完全書之后，我相信很多讀者會與作者一樣感到“這種反對暴力、傀儡政治和邪惡種族主義的激情，并沒有隨著第三帝國的覆滅和維希政府的瓦解而從法國消失”（300頁）。從成年人的和今天的角度來重新認識年輕人面對不義的世界的叛逆、反抗，這是羅斯伯頓在書中反復論述的重要議題，對于我們來說更具有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世界各地當下發(fā)生的事情提醒我們……在他們狂熱秉持的信仰中，妥協(xié)是一種道德的失敗，而不是一種策略?！覀冞@些成年人會暗自思忖：‘等他們長大了，看清了世界的真實面目，就會改腔換調了。’而事實也確實如此。但就在短暫的幾年中，他們提醒我們這些成年人，或許是我們妥協(xié)了太多?！保?頁）作者非常關注當今現(xiàn)實中的青年人抵抗問題，“當我寫作這本書時，在世界各地民主的、不太民主的和專制的政權中，‘抵抗’都已成為一種行動的代名詞……當代的新聞頭條提醒我們，不管身在何處，青少年往往都是第一批與政府的無能、腐敗與壓迫做斗爭的人”（17頁）。“青少年近來走上俄羅斯、埃及、波蘭、匈牙利、土耳其、阿爾及利亞和美國的街頭。……但不管受到怎樣的意識影響，沒有哪個年齡層的人會比青少年更樂意將自己幾乎與生俱來的正義感和公平意識轉化為行動?！保?8頁）人們也的確看到了他（她）們如何把正義感轉化為行動，在寒冷的冬天溫暖著我們的心。在香榭麗舍大街上學生在游行中舉起兩根釣竿，羅斯伯頓也不難想象在其他情境中的青少年也會有自己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
在今天的國際地緣政治急劇撕裂的大變局中，大半個世紀前法國青少年所經(jīng)受的心理沖擊讀起來顯得格外刺眼：“西班牙政府被佛朗哥叛軍擊敗，這標志著許多法國青少年在心理成長上的一個重大轉變。正義的一方輸了，那些本可以提供幫助的人，不是不愿伸出援手，就是徹底反對西班牙共和國。這些青少年第一次見識到‘現(xiàn)實政治’（ realpolitik），他們也許并不知道這個術語，卻知道他們對正義與非正義的認識與現(xiàn)實政治相比簡單了太多?！保?31頁）“再一次，政治似乎關乎妥協(xié)，而非正義；正邪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保?32頁）這個“現(xiàn)實政治”的概念和這些心理感受，最近以來也一直纏繞著我們。
最后來到“結語”部分。羅斯伯頓說：“這本書里被拿來舉例的年輕人，都不是那么精于算計，也不太自私，他們值得被熱愛政治自由的人們仰慕?！保?96頁）這真是很令人感慨。至于“我們”——作為成年人甚至是步入老年的人們，“我們當中有許多人，作為這些年輕人的長輩，都私心希望他們能夠點燃一把火，讓我們和那些控制我們生活的人感到畏懼。我們對他們的正直和直率表示敬意，但這不足以讓我們放下自己的工作、事業(yè)或社會地位加入他們的行列”（303頁）。說得有點扎心。無論如何，“我們都羨慕這些年輕人無私的勇氣——以及他們拒絕認為自己超凡脫俗的謙遜——這種勇氣是對他們的生活結構中預想不到的眼淚和意料之外的事件突然迸發(fā)的回應……我問自己：他們長大后還會保持同樣的道德熱忱嗎？當我們尋求社會和政治安定時，我們的民主制度在本質上，是以磨滅政治熱情來維持穩(wěn)定的嗎？如果是這樣，當憤怒的派系和不道德的領導人開始威脅我們最引以為傲的價值時，我們應當怎么辦？誰能抵擋住誘惑，不至于默許讓社會徹底退回到那個貧瘠又殘酷無情的時代呢？只有孩子們嗎？”（304頁）眼下的西方世界不正是處于這樣的“憤怒的派系和不道德的領導人開始威脅我們最引以為傲的價值”的嚴重時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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