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風雨中的流亡者及其……知識共和國

《16至20世紀知識史中的流亡者與客居者》，[英] 彼得·伯克著，周兵譯，商務印書館，2025年3月版，2025年3月版，297頁，88.00元

昨天讀一篇題為《特朗普正在把美國科學家推向歐洲的懷抱》的文章（原刊于2025年3月27日《經濟學人》），文章說約翰·馮·諾依曼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曾是逃離納粹德國、奔赴美國的一批杰出科學家代表，并由此開創(chuàng)了許多全新的研究領域，對美國科學創(chuàng)新產生了深遠影響。而在今天，由于特朗普政府削減科研經費，并出于政治原因打壓氣候科學家等研究人員，因此歐盟十三個成員國的科技部長在3月20日聯名致函歐盟委員會，呼吁“立即行動”，使歐洲對那些“可能因研究遭到干涉、遭遇動機不純且粗暴的資金削減的杰出海外人才”更具吸引力。一位官員也表示，歐洲研究委員會（ERC）將提升對資深科學家的資助力度。德國的馬普學會稱，已有多位美國頂尖科學家表達了遷往德國的興趣，機構正在評估應對方案。應該說，無論接下來的情勢會如何發(fā)展，歐盟科技官員的反應是有遠見的。

正在這時讀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16至20世紀知識史中的流亡者與客居者》（Exiles and Expatriates in the History of Knowledge， 1500-2000，2017；周兵譯，商務印書館，2025年3月），真是感慨于歷史風云的翻覆竟然如此令人猝不及防。眼看著二十一世紀知識史上又要出現一批新的“流亡者”與“客居者”，而且這次是從美國、從自由女神的腳下流向四方，知識史上一個新的嚴重時刻或許就這樣降臨了。不過正如彼得·伯克在書中所論述的，流亡者和客居者為知識生產的全球化、去地方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也就不必那么悲觀。該書最后附了一篇題為《論英國脫歐》的文章，是作者在2016年該書完成之后面對英國即將脫歐而寫的。伯克指出，脫歐是為了限制移民的數量，而這對英國的經濟和文化都將是一場災難。因為“如果移民的源流枯竭，或者只是嚴重減少了，在認知多樣性（cognitive diversity）方面造成的損失，其后果也許假以時日才能完全顯現出來，但它們很可能就會是非常嚴重的。如果英國把自己同其他的觀點隔絕開來，就將使英國，人變得越來越封閉，越來越狹隘，越來越缺乏創(chuàng)造力。本書中所討論的案例表明，即使沒有人真正想要這樣的未來，但是假如英國脫離了歐盟，它將在幾十年后不可避免地出現”（194頁）。這番話看來也可以用于分析今天正發(fā)生在美國的事情，一個“越來越狹隘、越來越缺乏創(chuàng)造力”的美國，難道是那里的選民們希望看到的嗎？

該書的“譯者序”中談到伯克論著和史學思想的翻譯引進、學習借鑒，堪稱新世紀中外史學交流中的“彼得·伯克現象”，借用伯克的知識史系列著作里的觀點，這一現象本身就可以作為一個分析當代史學跨區(qū)域、跨文化傳播與接受的知識史研究案例（3頁）。的確是這樣，我在近兩年給研究生講歷史圖像學方法論的時候，也談到了系統(tǒng)地研讀彼得·伯克相關著作的重要性。對于我們的藝術史研究來說，伯克對于圖像研究的重視和研究方法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16至20世紀知識史中的流亡者與客居者》可以看作是伯克的《知識社會史（上卷）：從古登堡到狄德羅》（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2000；陳志宏、王婉旎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和《知識社會史（下卷）：從（百科全書）到維基百科》（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From the Encyclopedie to Wikipedia，2012；汪一帆、趙博囡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的專題性續(xù)編。在《知識社會史（上卷）》的“導論”中就已經談到波蘭社會學家弗洛里安·茲納涅茨基（Florian Znzniecki）移民美國和俄國學者喬治·古爾維奇（Georges Gurvitch）流亡巴黎后對知識社會學的復興做出的貢獻，也談到了從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的學者常把自己看作“文人共和國”（Respublica litteraria），“這一說法表達了他們超越國界的群體歸屬感”（《知識社會史（上卷）：從古登堡到狄德羅》，21頁），同時還強調了知識生產的社會情境問題。在第四章“知識之定位：中心及其邊緣地帶”中對知識生產的旅行與傳播更有全球語境的論述。因此，從這些議題延伸到對于流亡者和客居者移民語境中的知識史的關注是必然的。在“導論”中談到“把圖片（包括地圖）看作知識的交流途徑并用插圖的方式來避免邏各斯中心論（logocentrism）”（同上，14頁） ，有點遺憾的是，在現在這部《16至20世紀知識史中的流亡者與客居者》中卻沒有了圖片與地圖。

從伯克關于知識史的個人研究語境來說，對于知識史中的流亡者與客居者這個特殊專題的研究顯然是以知識史、社會史與流亡史、移民史以及國際政治史相融合的方法來進行的。與《知識社會史》的研究“集中于知識的結構和發(fā)展趨勢上，而不是關注單純的個體”（同上，前言于致謝，i）有所不同的是，以“流亡者”和“客居者”作為核心對象，使研究焦點主要落在作為知識生產者的個體身上。通過對個體際遇、研究貢獻的分析而切入知識生產的發(fā)明、接受和傳播的動態(tài)過程，在多種層面上解釋學者個人與所在地在知識生產領域中發(fā)生的互動現象及其文化價值。從目前流行的全球史研究視野來看，伯克關于知識史中的流亡者與客居者的研究恰好提供了一個全球化知識話語與“去地方性”文化融合的重要視域。

德洛爾·瓦爾曼（Dror Wahrman）在該書“前言”中談到“如何來看待作為歷史學家的彼得·伯克呢？”的問題，他說這個問題回答起來有點困難，因為幾乎沒有彼得未曾研究過的話題。雖然有點夸張，但是彼得·伯克的博學和在多個史學領域取得的成就的確令人敬佩。瓦爾曼舉出伯克的三本重要著作來代表他的三個重要研究方向：《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1978）的精英與大眾文化研究、《對話的藝術》（The Art of Conversation，1993）和《歐洲近代早期的語言和共同體》（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004）的語言的社會史研究以及《制造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1992），其中談到《制造路易十四》“重塑了我們對于歐洲專制君主制度全盛時代的理解，把路易十四作為第一個近代傳媒的現象來研究，而國王本人被視為一個媒體大王，他再一次地早早地引領了這一種研究類型的風氣”。另外還順帶提到《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的眾多語種譯本，說明“就文化和語言的影響范圍而言，當代歷史學家中幾乎無人能夠望其項背”（3頁）。就這部《16至20世紀知識史中的流亡者與客居者》而言，我覺得瓦爾曼在“前言”一開頭說的那則逸事是頗有意思的：當伯克離開任教的蘇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前往劍橋大學面試的時候，一位面試官問他：伯克博士，你會說哪些語言？”他回答說：“嗯，我懂并且在研究中用到了從莫斯科到里斯本之間的各國語言，不過我的挪威語口語不是很好?！弊詈笏黄赣昧耍?頁）。我想到的是，對于像全球史和知識史中的流亡者、移民者這樣的研究課題來說，語言能力的要求特別突出，其挑戰(zhàn)性遠遠大于當年那些流亡者來到一個新的國度所面臨的語言問題。

如果就研究者個人語境來說，彼得·伯克的個人身世和經歷也為他的知識史中的流亡者研究提供了難得的個人體驗。他的祖父母是從愛爾蘭西部來到英格蘭北部的客居者，而外祖父母則是由于擔心種族清洗而逃離俄國的流亡者，家族的歷史自然使家庭生活中也具有了文化碰撞與融合的氛圍。后來他在老師和學界同仁中認識了許多流亡者和客居者，與有些學者有著多年的交流討論，其中也有我們在閱讀中比較熟悉的學者，如阿納爾多·莫米利亞諾（Arnaldo Momigliano）、恩斯特·貢布里希（Ernst Gombrich）和埃里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等人。在他舉出的名單中，可以看到他與這些流亡者學人的交往明顯具有跨學科的特征，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他的學術研究特征。

伯克在“導論”中首先闡明本書是知識史和移民離散史這兩種研究趨勢的交集，“涉及流亡者和客居者，以及可稱為‘流散的’‘移植的’或‘轉譯的’知識。……本書還可以被描述為一篇社會史、歷史社會學或歷史人類學范疇的論文，受到了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米歇爾 ·?？拢∕ichel Foucault）和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等人著作的啟發(fā)。曼海姆曾經兩度流亡，先是從匈牙利到德國，再從德國轉至英國，他認為知識是社會性存在的。此論原意本是泛指，但對于流亡者們卻尤為適用，因為他們必須應對生活處境所發(fā)生的重大變化”（10頁）。對于我們來說，也必須認識和反思我們的知識也是“社會性存在的”，無論對于學界中的功成名就者還是精神上的流亡者也同樣適用。

究竟什么是“流亡”和“流亡者”？作者從歐洲多種語言的詞源和歷史語境中做了解讀，他認為作為流亡者的西班牙哲學家何塞·高斯（José Gaos）自創(chuàng)的新詞 transtierro（移植）很有價值，帶有雙向的相遇和變化之意。另外也談到了“難民”（refugees）和 “客居者”（expatriates）的詞源和詞意變化，這些概念在不同語境中的真實涵義自然有區(qū)別，但也并不總是涇渭分明。這讓我想起在我們的漢語生活經驗中，常用的是“流亡者”和“移民”，“客居者”則很少用；但在實際上使用“流亡者”也是隱含有某種立場和情感傾向，因而也要受到所涉及的人和事件的具體語境制約。因此伯克說“在20世紀70年代，一些拉丁美洲知識分子既沒有被驅逐出境，也未受到嚴重威脅，而只是因為反對非民主化的國內政權，選擇了離開祖國。在存疑的個案中，我會用中性的名詞“移民”（emigrant，émigré），而在同時討論到流亡者和客居者的時候，也會如此措辭。”（12頁）有時候，“難民”或“流亡者”的標簽令人不愿意接受，比如智利作家阿里爾·多夫曼（Ariel Dorfman）和德國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都是這樣。值得注意和區(qū)分的是，流亡者基本上是不能回母國的，生離死別的痛苦一直伴隨著他們；客居者通?？梢詠韥硗?，但是常常會把自己的際遇與留在母國的親友熟人相比較，總有一種患得患失的心態(tài)。無論是流亡者還是移民，都會遇到精神上和現實生活中的諸多問題，如事業(yè)的中輟、不安全感、孤獨和鄉(xiāng)愁，以及失業(yè)、貧困、語言不通、與他人的沖突等等。對于許多學者來說，流亡帶來了嚴重的精神創(chuàng)傷，有時甚至會導致自殺?？傊?，就如德國哲學家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在結束流亡美國的生涯后講的一句話：“每一個移民知識分子，無一例外，都是傷痕累累的（besch?digt）。”伯克接著說，“不論是在思想還是情感上，流亡者都出現了脫位?！保?5頁）

容易被一般人所忽視的是另一種流亡者，用伯克的話來說就是“內部的流亡者”：“許多人因反對當權的政治或宗教制度，雖然人未離境，但卻過著像流亡海外一樣自我放逐的生活。在近代早期歐洲，有無數類似的例子……在20世紀，類似的持不同政見者范圍更廣，如猶太人語言學家維克多·克萊普勒（Victor Klemperer），他在希特勒統(tǒng)治下的德國得以幸存偷生，將自己真實的思想傾訴在日記里；再如俄羅斯核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Andrei Sakharov），他因參與人權運動而受到內部流放，從莫斯科被驅逐到了高爾基市（Gorky）。”（19頁）這類流亡者也不在伯克這本書的討論之中，這當然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所謂“內部的流亡者”的涵義難以明確界定，個人身份、生存際遇和社會關系等情況差別很大，與思想探索和知識生產的關系更為復雜。想到伯克竟然在國家之間的流亡者與客居者的研究視野中也能關注到“內部的流亡者”的存在，已然很令人感佩。

多年前我曾寫過一篇《在風中流亡的詩與思想史》（發(fā)表在《南方周末》2006，1，12，李公明專欄“穿越記憶”；后收入個人文集《在風中流亡的詩與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三十年集”系列叢書，2011年），談的議題是“在20世紀的政治思想史上，流亡者的詩歌是否可以占有一個恰當的位置”。我在文章中談到，其實真實的流亡者身份并沒有凝固在空間和護照本上。從1979年起僑居美國的蘇聯詩人德·博貝舍夫說，“所有人都是流亡者”；波蘭流亡作家貢布羅維奇認為：“我覺得任何一個尊重自己的藝術家都應該是、而且在每一種意義上都名副其實的是流亡者”；俄羅斯詩人阿赫瑪托娃說：“詩人是流浪的猶太人”；學者艾德華·薩依德希望知識分子能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樣具有邊緣性—— 這些言說都把“流亡者”這個概念放置于思想的空間和心靈的狀態(tài)中考量。心靈上的流亡、自我放逐是對日常狀態(tài)中的非流亡狀態(tài)的揭露與反叛，是進入思想史的必由之途。這也正是伯克所講的那種“內部的流亡者”。

伯克說了，“黑云也有銀鑲邊，本書著重關注的，是流亡后的一些積極的后果……本書研究的中心主題是，流亡者和客居者對知識的創(chuàng)造和傳播做出了非凡的貢獻，在積極的方面自然是功德無量的。但即便如此，流亡造成了事業(yè)的中輟，如果沒有流亡，他們創(chuàng)作的論著和對知識的貢獻可能更多，雖然具體的損失永遠無法估算了?！保?5-16頁）因此，“本書試圖揭示的，是不僅在知識傳播，而且在知識創(chuàng)造方面，流亡者和客居者們所做出的不同尋常、數量驚人的貢獻”（20頁）。另外，從知識的創(chuàng)造與傳播的視角來看，正如伯克所說的，“事實上，整本書都可以說是一項接受史的研究，其中有兩重的意義，既包括寄居國的人們對于流亡者或熱情或冷淡的接納，也指對他們的觀念及所帶來的知識給予的或積極或創(chuàng)造性的接受”（39頁）。在今天的全球史研究中，接受史是所有思想、知識傳播研究中的關鍵一環(huán)，其中也必然會受到不同利益立場上的接受史觀的影響。

同為流亡者的律師弗朗茨·諾伊曼（Franz Neumann）歸納了流亡者和客居者應對生存的三種文化策略：融入新國家的文化，對其文化加以抵制，而最有效的第三種策略是折中與綜合。伯克的研究表明，對于知識的貢獻，主要來自那些立身于這兩個極端做法之間的學者（17頁）。書中所論述的學者個案的確都可以說明，放棄自我與固守自我這兩種極端的態(tài)度都不利于學者在新的國度環(huán)境中創(chuàng)造新的知識。伯克指出本書中的研究是“集中在一些個案的研究上，將側重在流亡者們對知識的貢獻與創(chuàng)造這些知識的個人和群體所身處的境遇之間的關系上”（20頁）。當然他很清醒地看到在這里的個案研究必然會遇到“冰山問題”和“馬太效應”，前者指的是被研究者往往只是一個群體中相對較為明顯的一角，因此要盡量認識到那些略次一等的學者所做貢獻的重要價值，從而免于陷入社會學家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所提出的著名的“馬太效應”（《新約》：“因為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即一些不知名的科學家的發(fā)現和觀點常常被記在了一些著名學者的名下（21-22頁）。

更重要的是，伯克認為“這項研究和寫作的動因，不僅是羅列流亡者們對知識所做出的各種貢獻，而且要探究其根本，是什么使得其貢獻卓然不凡？在審看最終‘產品’的同時，也檢視生產的‘過程’，試圖揭示移民們對知識的各種貢獻是如何做到的。這個問題也許可以用一個詞來回答——‘去地方化’（deprovincialization）。更確切地說，流亡者與接納他們的東道主之間的不期而遇，導致了一場雙重的去地方化的進程”（23頁）。流亡者與東道主在相互接觸、交流中均有可能實現“去地方化”，也就是打破原來固化在地域中的知識生產，獲取新的思想方法和新的知識。因此，他在這個基礎上提出“流亡作為一種教育”的觀點。也就是說，流亡者與在地民眾雙方在接觸當中都會學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而且如果流亡者回國之后，其祖國的學生們也會有同樣的收獲（24頁）。最后這一點頗有意思，他由此說到雖然“人才外流”的消極后果顯而易見，但有時也有積極的方面——當某些流亡者返回故鄉(xiāng)的時候也會帶來新的觀念與知識，如1945年以后許多還鄉(xiāng)的流亡者將新的觀念和新的方法帶回了德國（24-25頁）。

“流亡作為一種教育”使我想起馬克思流亡倫敦三十多年，恩格斯在寫給他的一封信里寫道，“流亡是一所學校”，但是據說馬克思并不怎么喜歡這所學校，他曾經說流亡政治是“一所學習丑聞和平庸的學?！?。但是在伯克看來，馬克思在英國的生活長達三十四年，經歷了倫敦博覽會（1851年）、印度“土兵起義”（Mutiny ）和反英起義（1857年）、蘭開夏“棉荒”（1861-1965年）等事件，“讓他得以近距離地觀察到資本主義、工業(yè)化和帝國主義的發(fā)展進程”（139頁）。這也應該說是“流亡作為一種教育”的一種過程。

既然“去地方化”是一個重要的知識創(chuàng)造過程，伯克認為在這個“傘式術語”（umbrella term）之下涵蓋了多個具體進程，它們是分別是轉介調和（mediation）、疏離超然（detachment）和融合會通（ hybridization ）。這是貫穿全書的三個關鍵詞和基本分析方法，在第一章“來自邊緣的視角”中分別對它們進行了深入的闡釋，而且在論述中均以不同學科的著名流亡學者為案例，是一份非常精簡和難得的另類學術史注解。其中一些觀點對于今天的學術研究仍有重要的啟發(fā)性。比如關于“疏離”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因為流亡者與寄居地之間的疏離關系而帶來了“全局感”、長時段方法（tongue duree）和冷眼旁觀的視角，后者如德國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所講的“陌生人的客觀性”（30頁）。另外還有從德國來到美國的歷史學家弗里茲·斯特恩（Fritz Stern）所講的“雙焦視野”，意即用美國人的眼睛去看待德國事物，而在看美國的事物時，用的是德國人的眼睛。在今天的知識和信息全球化的語境中，我們無需非要踏上異國才能獲得“雙焦視野”，問題是我們在知識傳播的信息場中能否自覺做到視角轉換和“概念位移”。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伯克從流亡者、客居者的學術創(chuàng)造的視角所提出的問題意識、研究方法和重要見解，往往是在通常的學術史系譜中容易被忽視或誤解的，因此我覺得該書是一個很好的另類學術史研究文本。

第五章“大逃亡”主要論述的是在1789年后，則主要是政治流亡者或種族清洗的受害者。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1830-1831年發(fā)生在波蘭的反抗俄國統(tǒng)治斗爭的失敗和1848年歐洲“民族之春”的革命先后形成了三次流亡與移民離散的浪潮，但是伯克比較集中論述的是發(fā)生在二十世紀十月革命后離開俄羅斯的知識分子案例和三十年代的猶太人大逃亡浪潮。關于俄國革命，他指出一直要到1919年俄國內戰(zhàn)結束后，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反對者們才開始大規(guī)模逃亡，他們最主要的落腳點是柏林、巴黎和布拉格。1922年是離鄉(xiāng)潮的關鍵年份，一百五十多名學者遭到驅逐，其中不少人是乘坐臭名昭著的“哲學船”來到德國的，被驅逐的哲學家包括尼古拉·別爾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等人。

“俄羅斯的損失成為其他國家的收獲，其中以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最為明顯。”（142頁）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是，親身經歷和異國感受激發(fā)起流亡者們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原因的探討。三十年代主要來自德國的猶太人和知識分子流亡者，規(guī)模之大和學者比例之高是以前沒有過的：“有近1700名德國學者和科學家在希特勒政權初期遭到解職，其中75%以上是猶太人。除了猶太裔學者（在當時，只要有四分之一的猶太血統(tǒng)，就會被解職）之外，難民中還包括配偶為猶太裔的一些個人，以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政黨的成員。匯總起來，超過五分之一的德國大學教師因故被解職?！保?55頁）關于在這樣規(guī)模的流亡浪潮中產生的知識創(chuàng)造，伯克認為“在知識層面帶來的最重要的結果，無疑就是深具理論積淀的難民與其東道主的經驗主義或實證主義文化之間的相互接觸，從而以一種17世紀胡格諾派難民所未曾有過的方式制造產生了新的知識。如前所述， 20世紀30 年代的移民物理學家被形容為德國理論和英國實驗傳統(tǒng)之間的‘架橋者’。這些物理學家就是文化的轉譯者?！保?79頁）除了對學者個人案例的研究之外，伯克還特別關注跨學科的研究機構——瓦爾堡文化科學圖書館和社會研究所，它們因其各自在藝術史和社會學領域的貢獻而聞名，但其影響絕不局限于這些學科。進而為了更好地理解這兩個機構對其寄居國所產生的影響，特別強調了來自德國的藝術史和社會學這兩個學科對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英美學術界的重大貢獻：由于在當時兩個學科的基礎更多地植根在中歐而不是英語世界，因此“使得流亡者實現了充分的臨界價值，為這些學科的發(fā)展做出了遠超出其人數比重的重要貢獻，特別是在英國”（163頁）。這一部分也是我在閱讀該書的時候收獲最大的地方。

在今天看來，后冷戰(zhàn)時代新的地緣政治使流亡與移民的問題更為復雜化，但是知識的傳播與創(chuàng)造仍然不會中斷，在歷史風雨中的知識共和國永遠屹立不倒。因此，前面所講的歐盟科技官員的遠見是值得我們關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