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風雨中的……叛逆者在前行中

《給青年叛逆者的信》，[美] 克里斯托弗·希欽斯著，陳以侃譯，云南人民出版社丨理想國，2023年9月版，224頁，59.00元

美國著名新聞記者、專欄作家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 1949-2011）的《給青年叛逆者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Contrarian，2001；陳以侃譯，云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至今我知道的有四個中譯版本，最早是《致一位“憤青”的信》（蘇曉軍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綠色封面，這是我二十年前就買來和讀過的譯本，只是后來怎么也找不到。然后是《致憤青》（于海生譯，華夏出版社，2015年），后來華夏出版社在2019年又推出《致憤青》的陳以侃譯本；現(xiàn)在看到的云南社在2023年推出的陳以侃譯本在文字上對華夏版作了些修訂，最明顯的是書名改了，前三個譯本都是致“憤青”，現(xiàn)在成了“青年叛逆者”。順帶要說的是，這是否也可以從一個小小的側面說明“憤青”的語境和接受度發(fā)生了某種變化？從對中譯本翻譯質量的評價來看，幾個版本都有讀者指出誤譯、漏譯和更正意見。我注意到有讀者對華夏社2019年的陳譯本提出不少更正意見，在云南社的版本中，譯者陳以侃的譯文有些是針對批評意見而作出的修改，但是也有堅持原譯。

我在兩個月前讀云南版的《給青年叛逆者的信》，想寫進“書記”，又有點猶豫。就因為寫給“青年”而有點擔心是雞湯讀物，雖然是面向“叛逆者”的。最后還是被這本中譯本封底那個紅色的、大大的“！”和書中一封信的題目“不得不寫”打動了我，真的不得不寫。理由就是印在中譯本封底的這兩段話：“在本書中，克里斯托弗·希欽斯以書信體的形式，為未來的‘叛逆者’（contrarian）提供了一些‘規(guī)避幻滅’的建議。他探究了各種類型的特立獨行者在關鍵歷史時刻為進步與正義事業(yè)所采取的違抗立場，援引左拉、奧威爾、哈維爾等普羅米修斯式人物作為楷范，為‘不同意見’的重要價值做了熱情的辯護?！薄跋J斯言傳身教，勸誡青年人裝配起獨立思考的武器，塑造批判性的人格，對威脅自由意志的一切保持警惕，并從挑戰(zhàn)舊世界的艱辛故事里汲取養(yǎng)分。如何做一名真正意義上的‘叛逆者’，不憚于反對愚頑、無趣和謊言，去實踐一種矯健而廣闊的生命自我——本書是一位久經(jīng)歷練的老兵犀利、雄辯而激揚的回應?！备爬ǖ煤芎?，雖然希欽斯的思想和文風并沒有這么直白，所謂“言傳身教”這樣的老詞用在這個叛逆者身上也有點走板，我相信這會讓他感到尷尬。

克里斯托弗·希欽斯到底是誰？雖然他已有三部著作翻譯為中文，這個問題還是應該首先談一下。這讓我想起某種情境：當你激動地，甚至有點故作神秘地向別人介紹一個你認為“很緊要”的人物的時候，對方卻是一臉茫然，或者雖然對方點頭加“嗯嗯”但是他其實并不知道這個人?？死锼雇懈ァはJ斯，在新聞記者、著名作家之外還有很多標簽：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者、英國托派分子、狂熱的無神論者、絕不妥協(xié)的公共知識分子、酒鬼、癮君子、曾經(jīng)的雙性戀者、國際政治的專欄作者、《紐約時報書評》的勤奮書評人、電視時評節(jié)目上的熟客……。他會在自費旅游的路上隨時參加當?shù)氐姆磳O權主義壓迫的示威抗爭活動，同時不斷思考如何才能有效反抗極權壓迫，以及為什么有些自稱是左翼的學者竟然會順從極權統(tǒng)治。后來他的立場也發(fā)生了變化，從左翼變成保守主義和美式愛國主義者，但又仍然堅持說自己初心未改。直到去世前不久，希欽斯仍然撰寫各類文章、在電視上公開辯論，永遠定格在一個絕不妥協(xié)、充滿激情的思想斗士形象。希欽斯的《Hitch-22：回憶錄》（Hitch-22： A Memoir，2010）記錄了他在時代風雨中錯綜復雜的生活和動蕩的一生，回憶了影響他一生的政治信仰。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說他相當沮喪地看著這位朋友從支持左翼反帝事業(yè)、痛斥美國武力的傲慢、支持越共和桑地諾解放陣線的前托派分子變成了喬治·W. 布什總統(tǒng)在伊拉克的吹鼓手，新保守主義的發(fā)言人。布魯瑪認為希欽斯的轉向并非特立獨行的表現(xiàn)，而是被某種當下潮流裹挾而去。在歐洲和美國都有一批前左派加入了新保守主義陣營，他們相信“9·11”之后的戰(zhàn)爭是文明之間的戰(zhàn)爭。應該說，在態(tài)度甚至立場的轉變與思想轉變之間有著更為復雜的因素，在此暫且不論。重要的是希欽斯作為一個“叛逆者”的形象的確終生沒有改變，也沒有放棄他的道德信念。

希欽斯在該書扉頁上寫著“In Memory of Peter Sedgwick ”“紀念彼得·塞奇威克”，這個人也值得說一下。塞奇威克（Peter Harold Sedgwick，1934-1983）是一位英國左翼社會活動家、約克大學和利茲大學的政治學講師。他在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讀書的時候曾經(jīng)加入英國共產(chǎn)黨，1956 年匈牙利革命后退出。后來他加入國際社會主義者（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前身）并為該組織撰稿，1977 年國際社會主義者更名為社會主義工人黨，塞奇威克拒絕加入新組織，然而仍然致力于左翼事業(yè)。希欽斯稱他是“自由主義左翼的崇高殘余”（a noble remnant of the libertarian left）（https://en.wikipedia.org/wiki/Peter_Sedgwick），將這本《給青年叛逆者的信》獻給他表明了一種思想上的敬意。另外，從塞奇威克還可以引出另一位人物，俄羅斯作家、詩人、馬克思主義革命家和歷史學家維克多·塞爾日（Victor Serge，1890 -1947），他的《革命者回憶錄》（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1901-1941）的英譯本是塞奇威克翻譯的。塞爾日最初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1919 年加入布爾什維克，后在共產(chǎn)國際擔任記者、編輯和翻譯。他批評斯大林主義政權，于1936 年被驅逐出蘇聯(lián)而前往比利時和法國。直到去世他都是一名左翼反對派的親密支持者。威廉·吉拉爾迪（William Giraldi）認為塞爾日的小說 “讀起來像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和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合集”，指的是“奧威爾不尋常的政治敏銳度和卡夫卡的荒誕喜劇”（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ctor_Serge）。希欽斯在書中提到了塞爾日，說在一份不為人知的名單上有他，“他們代表著早已湮沒的一代人”（150頁）。

因此，從維克多·塞爾日到彼得·塞奇威克再到克里斯托弗·希欽斯，似乎讓我們看到了一條自由左翼的思想傾向脈絡，其關鍵詞可以說是“叛逆者”或“異議者”。

希欽斯很厭煩自己的“事業(yè)”被稀釋成舊貨翻新，也無奈于自己的“異見”被邊緣化或被居高臨下地“寬容”對待（2頁）。因此在2000年初當有人問他“能否給年輕人或心緒尚未安分之人一點建議，給出一些讓他們規(guī)避幻滅的勸誡”的時候，他感到這是一個應該接受的挑戰(zhàn)。實際上他也是效法偉大的奧地利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年）的《給一位青年詩人的信》（Briefe an einen jungen Dichter，1929），或許還有那位偉大的法國作家左拉（émile édovard Charles Antoine Zola，1840-1902），他在發(fā)出那封最有名的信《我控訴》（J'Accuse）之前還寫過公開信給法國的青年。希欽斯在該書中都提到了里爾克和左拉給青年人寫信的事情，而且多年來他自己與青年人的對話一直以各種形式進行著，讓他越來越感覺到，這是一個胡須斑白的“六八”一代人和見證過以柏林墻事件為標志的最后一個革命動蕩時代的人在向青年人說話。這讓人想起一個從前線下來的老兵，一個馬克思所講的“心懷不滿的小伙子”到老了還是“心懷不滿”，眼看著“憤青”已成“憤老”，但是窗外依舊風雨如晦。于是雖然他說不會講自己的經(jīng)歷，因為他“知道聽一個六十年代的激進分子回憶烽火是天底下最無聊的事情”（62頁），但他還是寫了這本書，書中也的確很少談自己的經(jīng)歷?！耙韵碌臅覍懡o一個抽象的收信人，假設他或她可以代表他們?nèi)??！保?-11頁）這是一種熱切地期待的對話。

在這里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在希欽斯心目中的這個“抽象的收信人”可能會是什么人？他應該不會想到寫給過去曾經(jīng)同是叛逆者，后來卻因目睹他們?nèi)绾胃淖兞俗约憾鴿u行漸遠的不再年輕的朋友，因為他知道，也能理解人是很受環(huán)境影響的，屁股決定大腦的事情在他看來并不稀奇，也沒有辦法喚醒那些如今一心要裝睡的昔日同道。而且事實上他與昔日朋友的斷交也是很決絕的。那么誰是他有時會產(chǎn)生寫信給他的沖動的人？在希欽斯對“抽象的收信人”的想象中，有什么是他最希望看到的呢？比如，他是否也希望對方在心中對某些日子“從來也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他是否會想象對方曾經(jīng)在漫步于城市中最為開闊的空間時突然淚流滿面？其實我相信在他心目中的收信人不會是有過共同記憶的人，但不管如何，他會把延續(xù)這種記憶的期待投射在對方身上，會希望未來的青年叛逆者繼續(xù)為了正義事業(yè)而抗爭。

另外，還可以從另一個方面思考希欽斯為什么要與青年對話，那就是他在談到左拉的時候說左拉跟年輕人談起曾經(jīng)的拉丁區(qū)聲援波蘭、希臘的光榮往昔，然后寫到自己為那些支持德雷福斯有罪的學生感到不齒：“我們的年輕人之中居然有反猶分子？這么說他們真的存在，是嗎？這種愚蠢的毒藥真的已經(jīng)顛覆他們的心智，污染他們的靈魂？這對于即將到來的二十世紀是多么讓人哀傷和不安的因素啊?！度藱嘈浴芬话倌曛螅谡宫F(xiàn)了那樣卓絕的寬容和自由的一百年之后，我們居然又回到了宗教戰(zhàn)爭，回到一種最為可憎和愚昧的狂熱中去了?！保?0-21頁）這種對于青年的心智被蒙蔽、靈魂被污染的憂慮無疑也同樣存在于希欽斯的心中。

那么，“叛逆者”是什么人？誰是“青年叛逆者”？指的是“憤青”嗎？誰是未來的“叛逆者”？先不要給自己貼上什么標簽，只要在任何環(huán)境中都保持懷疑與自由思考的精神，在任何情況下都保持精神上和人格上的尊嚴。究竟什么是應該成為的那種人的合適概念？他用得比較多的是“激進派”（radical），但它里面帶著各種威脅性，另外如“特立獨行者”“反叛分子”“憤怒的青年挑事者”等等也都有各種語境的問題。他認為“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 ）這個概念大概更勝一籌，因為它所表達的觸及本質，那就是要獨立思考。“獨立思考者的關鍵不在于他想的是什么，而是他如何想?！保?7頁）

不過我最認同的還是書名中的“叛逆者”這個概念。在希欽斯的論述之外，我更看到這個概念在今天的現(xiàn)實意義。近日看到一個名為“叛逆者”（The Contrarian）的美國網(wǎng)絡媒體，其發(fā)刊詞寫道：“民主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來自建立在謊言和對法治的蔑視之上的威權主義運動。對民主的首要也是最關鍵的捍衛(wèi)——一個強大、獨立的新聞自由——在行動中卻缺失了。企業(yè)和億萬富翁媒體所有者回避對抗，進行虛假的對等，并試圖討好唐納德·特朗普。讀者和觀眾逃離這些渠道也就不足為奇了。美國人需要一個替代方案。The Contrarian 就是這樣的選擇：堅定不移、毫無歉意地致力于講述真相。逆向投稿人可能并非在所有問題上都達成一致（事實上，他們喜歡激烈的辯論），但我們有著堅定的決心，要捍衛(wèi)我們的基本自由和多元民主所必需的價值觀?！薄拔覀儗⒄偌恍┳盥斆鞯念^腦和最敏銳的專家——法律學者、歷史學家、民權領袖、政治活動家、創(chuàng)意人士、政策制定者和記者——來提供不加掩飾的真相，理解混亂，并幫助制定應對措施，以擊敗我們今天面臨的有害威脅。……加入我們的社區(qū)，由那些拒絕成為同謀的人組成?！薄皥远ú灰啤⒑翢o歉意地致力于講述真相”，這是他們對于“叛逆者”所肩負的使命的認識和表述，在當下的美國和全球政治中，沒有比這更為重要和基本的值得去做的事情。

無論叫什么概念，都不要對自己選擇的身份所帶來的遭遇有所抱怨，“一個真的會讓“異議者”（dissent）吉祥如意的時代是不會到來的。大多數(shù)人，大多數(shù)時候，總是更愿意選擇安全，選擇被認同”（16頁）。他還說，即便這些叛逆者實際上的確有恩于人類，但是不要期待被感謝，而是要認識到“一個反對派的生命艱難一些理所當然”（17頁）。

中譯本第一封信的題目是“需要一點勇氣”，我在網(wǎng)上看到一個英文版本原文是沒有題目的，中譯本加了題目倒是挺好的。他假設收信人會問他一個問題：激進派或者“叛逆”（contrarian）的人生應該如何度過——這樣的“人生”之問的確是很常見的，但是他感到這樣的提問讓人覺得尷尬，因為這是一種暗示他可以成為某種“榜樣”的恭維。他的確很敏感，而且馬上想到一個悖論：要成為叛逆者，首先就不能模仿任何“榜樣”。這種敏感與清醒使他提出的如何成為叛逆者的建議不大會成為“雞湯”或教條，而只能是一種平等的交流和分享。

關于勇氣，他認為左拉是為公正而發(fā)起的非凡運動是一個不可磨滅的例證，“告訴我們一個人單槍匹馬能完成怎樣的事”（18頁）?！叭魏我粋€堅持人本主義的嚴肅激進派都可將埃彌爾·左拉作為榜樣，他所堅持的不僅是不可剝奪的個人權利，而且他把教權主義、種族仇恨、軍國主義以及對“國家”和政權的盲目崇拜，都納入他的抨擊范圍之內(nèi)?！保?9頁）雖然有些事情的確是單槍匹馬也能完成，但是更需要有勇氣；“雖然勇氣不能算最重要的美德，但沒有勇氣，其他美德也無法踐行”（25頁）。寫到這里，希欽斯說他時常想起已故的朋友羅恩·萊登諾爾（Ron Ridenhour），他參加過越戰(zhàn)，收集、披露了1968年3月美萊村大屠殺的證據(jù)，被指責為“背后捅刀子”“給敵人提供彈藥”。他抵住這種壓力，堅持美國軍人和百姓都要遵守通行的戰(zhàn)爭法則，對此希欽斯說“很多比他更少后顧之憂的人應該為此感到羞慚”（26頁）。這句話很有深意，叛逆者的勇氣不是來自沒有后顧之憂，但是他們依然選擇了對的事情。

做一個叛逆者的勇氣也來自內(nèi)心的真實愿望，這與渴望寫作的愿望也有內(nèi)在關聯(lián)。希欽斯認為里爾克給渴望寫作的青年人的建議或許有些修飾太過，但其見地透徹至極：“你只需做一件事。深入你的內(nèi)心。找到那個驅使你寫作的理由；看它是否已在你心里扎根；坦誠地回答自己：如果被禁止寫作，是否寧愿去死。此事最為重大；在夜闌人靜之時捫心自問：我是否必須寫作？深掘內(nèi)心去尋找解答。如果回答是響亮而肯定的，如果面對這個問題你可以強硬而簡單地說一句‘我必須’，那么就圍繞著這種‘必須’去建設你的人生吧……”（35-36頁）對此希欽斯強調(diào)說：“你必須覺得你不是想寫，而是不得不寫。強調(diào)這個區(qū)別是有意義的，因為在內(nèi)心中想要成為一個放逐者、異議者，決定讓生命與社會構成某個陡峭的角度，都與那種渴望和需求相關——這種關聯(lián)當然很朦朧．但依然是某種關聯(lián)?！保?6頁）這就講得很清楚了，成為叛逆者也是因為“不得不”。

叛逆者在智性上必須保持懷疑，希欽斯說很多馬克思追隨者都忘記了馬克思所講的“懷疑一切”這句話的精髓?！皩τ谝粋€持異議者來說，披上任何信念的鎧甲都不會比保持懷疑更重要。”（59頁）同時要堅持在公開的思想交流、辯論爭議中提出異議、認識真理，他引述喬治·奧威爾的一句話，“告訴大家他們不愿聽到的話，是最重要的職責?！边€有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更為直接地說，“不能保障那些想法不同者的自由，就沒有自由?！奔s翰·彌爾頓提出，“不管你相信什么是正確的，都要把它放在那些所謂錯誤的論點面前，因為只有在一場公開公正的拼斗之后，觀點才有資格取走‘正確’這個頭銜。”（53頁）很顯然，懷疑、思考、自由辯論，這是叛逆者必須堅持的思想戰(zhàn)場。

但是，無論是要保持內(nèi)心的勇氣還是思想上的空間，都要首先面對和解決如何在現(xiàn)實中生存的基本問題。希欽斯說，“為了在那樣的僵局和強權政治中求生，好幾位重要的異見者發(fā)展出一套新策略。用一個詞來說，就是決定采用一種‘就如同’（as if）的生活方式?！保?3頁）他說不知道“就如同”這個概念最初是誰提出的，只是知道作為邊緣劇作家和詩人的瓦茨拉夫·哈維爾（Václav Havel，1936-2011）雖然生活在一個的確稱得上“荒誕”的社會和國家里，但是他說要“就如同”一個自由社會的公民那樣生活，“就如同”他的政府真正簽署了那些保障普遍人權的協(xié)議，他把這種戰(zhàn)術稱為“無權者的權力”（同上）。希欽斯說千萬不要忘記，在那漫長而凄涼的歲月里．勝利似乎遙不可及。因此在每一天，都必須刻意維持“就如同”的姿態(tài)，直至日積月累感受到成效。比如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在美國南方的羅莎·帕克斯（Rosa Louise McCauley Parks，1913-2005）決定在公交車上坐下，“就如同”這是一個勤奮工作的黑人婦女在辛勞一天之后最正常不過的事；又比如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莫斯科，索爾仁尼琴的寫作“就如同”一個學者是可以調(diào)查自己祖國的歷史并發(fā)表他的成果的。“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是在‘按章辦事’，實則維系了一種反諷的態(tài)度。而我們現(xiàn)在看得清楚，每個案例中，當局都沒有其他辦法，只能粗暴應對，繼而暴露其粗暴本性，到最后無一例外地被后世唾棄。只不過，這些都絕非必然的結局，要維系‘就如同’的姿態(tài)，必然有萬分為難的日子?！保?7頁）“就如同”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當然是極為困難和危險的。所以希欽斯說他“只能建議你試著培養(yǎng)一些這樣的態(tài)度。在平凡的一天中，你還是很可能會遇見某種意義上的恃強欺弱或褊狹歧視．或者用拙劣的言辭收買大眾情緒，或者是對權威輕微的濫用。如果你在政治上有依屬的立場，也許會有人用某種見不得光的理由要求你說謊，或者說些半真不假的話，從而達到一些短期目的。每一個人都可以發(fā)明自己的一套應付策略；試著表現(xiàn)出‘就如同’這些事情并不天經(jīng)地義，也并不一定要容忍它們”（67頁）。話已經(jīng)說到這個份上，我感覺“就如同”這個概念是該書中僅次于“叛逆者”的第二個核心概念，對于它的理解和消化是要在生活中才能體會的。

前面講到叛逆者就是要講述真相，有人說講述真相是一件非常復雜的事情，叛逆者往往會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了。對此希欽斯第七封信的題目就是“事情并沒有表面上那么復雜”，他說在很多時候“復雜”只是被借來混淆事理和挑戰(zhàn)最基本的正義和原則的，其實事情并沒有表面上那么復雜（77頁）。他講了自己的例子。1968年他在古巴參加了一個會議，聽到了關于醫(yī)療和消除文盲事業(yè)中獲得長足進步的各種自豪言論——其中有些也是真實的。于是他提出了簡單的問題：“古巴公民可否創(chuàng)辦雜志，能否出國，以及出國之后回到古巴？會場內(nèi)的共識似乎又是：只有一個自戀狂和不良分子才會提這樣不合時宜的問題?！保?1頁）所謂不合時宜的問題就是提出最簡單的、事實明擺在那里的問題，可以證明事情有時候并沒有那么復雜。比如，假如希欽斯在美國聽到一位學界名流多年來一直大談他所供職的大學有著如何光榮的傳統(tǒng)、他如何為其感到榮耀的時候，假如希欽斯問他一個最簡單的有關事實的問題：你的這所大學里是否曾經(jīng)有過數(shù)以百計的教師被公開毆打、羞辱人格、尊嚴掃地、導致為數(shù)不少教師只能以死抗爭？而他（她）們的同事不是幫兇就是沉默者？而直到后來在公開出版的校史上所有這些事實都銷聲匿跡？而且或許還會追問他是否能夠在全世界的大學校史中找到比這更為罪惡的事實嗎？希欽斯會樂意看到對方如何不失風度地回避回答。希欽斯說，“我每一天都告訴自己，把我置于這種境地的政府不是合法的政府?！保?3頁）因此當他榮幸地見到他的國家某個部長或高階的官員并要和他們握手的時候，他并不會表現(xiàn)出來，但是一定會想到自己握住的是沾滿鮮血的手套，甚至有時會自得其樂地設想要是他們知道在那一刻他心里的真實想法，恐怕會像被咒語擊中一般萎縮（84頁）。

最后，收信的人肯定會問：做一個叛逆者不是活得很艱難、很累嗎？是的，希欽斯講“就如同”的那封信的題目就是“會有一些艱難的日子”。但是他也說了，當他每天看到《紐約時報》頭版的一個方塊里寫著“所有適合發(fā)表的新聞”這句話的時候，他會檢查自己是否依然會對這句話感到生氣，那么，“我至少知道自己的血還是熱的”，并且認為“自己每日注射的這點不快對我來說是延年益壽的”（86頁）。

這就是一個真正的叛逆者形象，他在時代風雨中無畏地前行。這是給青年叛逆者送去的鼓勵與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