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作家劉三解此前憑借《秦磚》《漢瓦》深刻剖析 “制度性的殘暴”，在歷史研究領(lǐng)域獲得關(guān)注，最新推出的《漢末之變》是其“魏闕”系列首部作品。
《漢末之變》聚焦初平三年前的曹操與董卓，圍繞“曹操如何發(fā)跡”“董卓又因何死亡”兩大歷史疑點，剖析這兩位權(quán)臣的復雜形象。為滿足不同讀者需求，劉三解從大眾、學術(shù)、政治三重維度辨析歷史，如糾正“董卓篡位”的誤解，探討曹操起兵時間、青州黃巾數(shù)量等學術(shù)爭議問題。
近日，“正史的未盡之處，王朝的真正密碼：《漢末之變》新書發(fā)布會”舉辦。本書作者劉三解與歷史暢銷書作家諶旭彬、青年作家大生劉蟾進行了分享。
“正史的未盡之處，王朝的真正密碼：《漢末之變》新書發(fā)布會”現(xiàn)場
寫“魏史之缺”
之所以在《秦磚》《漢瓦》之后談“魏闕”，意思是“魏史之缺”。劉三解認為，三國史研究長期存在重溯源、輕流變的問題，多以魏晉南北朝文獻回溯三國時代，對東漢向三國制度的演變挖掘不足。實際上，三國英雄活躍的漢末三十六年，雖在《三國演義》中濃墨重彩，但無論是小說還是史書記載，都存在諸多破綻與矛盾。?
《漢末之變》是“魏闕”系列的第一本，主要講的是初平三年之前的曹操和董卓。選擇初平三年作為截止時間是因為董卓在這一年被刺殺了。“初平三年之前，曹操剛剛嶄露頭角，還沒有成為歷史上舉足輕重的角色，董卓進京之后，成為了東漢朝廷的實際掌權(quán)者，引發(fā)了一系列大家熟悉的歷史大事件，比如遷都、十八路諸侯討董卓等等。”劉三解談道。
曹操和董卓是本書要討論的主要人物。劉三解以《漢末之變》中董卓的形象來分析，“董卓還是一個渾蛋，我沒有在《漢末之變》里為董卓翻案。我們思考一個問題，董卓是怎么發(fā)跡的，他進京之后，是怎么控制住朝廷的。董卓到洛陽的時候不是像《三國演義》講的帶了四十萬大軍，他實際上只帶了五千人，那他是怎么成功的呢，一定不是靠軍事手段，而是靠政治手段。具體來說，一是拉攏，靠近黨人，比如王允，兩人前期配合非常好。二是讓利，董卓對下屬非常大方，不獨占賞賜。他憑借這兩點斗倒了袁隗，成功把持了東漢朝廷。”
《漢末之變》書封
歷史認知的三重框架
1974年，社會學家歐文·戈爾曼在《框架分析：經(jīng)驗組織論》中提出了“框架”的概念，其核心觀點是，人們通過“框架”這一心理基模，對復雜的社會現(xiàn)實進行篩選、分類和解釋，從而形成對事件或現(xiàn)象的認知與行動策略。
劉三解談道，社會事件原本混亂無序，人的認識能力卻是有限的，正是框架的存在使得人們能夠定位、感知、辨識和標識社會事件與信息。說得更白一些，就是“事件不會自己說話，要從它們本身所嵌入的框架中呈現(xiàn)意義。”
《漢末之變》的書寫就包含了大眾的、學術(shù)的、政治的三重“框架”：大眾對于三國的認知，基于《三國演義》及周邊的文本、影像經(jīng)驗，建構(gòu)的一重認知框架，并由此理解的“三國”；學者對于三國的認知，基于《三國志》及裴注、《后漢書》《資治通鑒》《后漢紀》等文本歷史書寫，建構(gòu)的一重認知框架。
上述兩重框架的前提，則是漢魏禪代之際，曹魏三祖（曹操、曹丕、曹叡）作為現(xiàn)實政治解釋的主宰者，建構(gòu)的敘事框架，與散落在敵國和士林的、不同面相的大事記憶，經(jīng)過長時間的互動發(fā)酵后，形成的一重認知框架，它在當時既是歷史，又是現(xiàn)實。
這種框架是我們在讀歷史時不可忽視的。在《漢末之變》中，對于大眾的認知，主要通過一些基本事實的辨析，作出回應，比如董卓沒有篡位行動的問題；對于學術(shù)的認知，主要通過提出記載之間的矛盾，如曹操起兵時間問題，或是文本與常識之間的沖突，如130萬青州黃巾的吃飯問題，或是對史料的補充解讀，如董卓弟弟擔任外戚官職，要求“重審”這些問題；對于政治的認知，卻是最難的，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賴有限的史料，作出合理推測。
《漢末之變》書影
以人之常情理解史料
劉三解強調(diào)，書中提出的顛覆性觀點并非為歷史人物翻案，而是基于對史料問題的發(fā)現(xiàn)，提出更合理的歷史可能性。大生劉蟾也認為：“很多時候我們獲取知識的視角和方法比知識本身更重要。如果僅從單一角度、片面信息去理解歷史，很容易陷入認知偏差?！?/p>
諶旭彬表示：“人文學科不同于理工科，有著明確的正誤之分。人文學科大家都可以表達，從太史公乃至更早的時候，這種獨立于價值判斷之外的歷史敘述就不存在。但是歷史寫作有幾個原則。首先要基于史料，不能是天馬行空或虛構(gòu)的；其次要基于常識，千百年來世事變化，但人性是共通的；最后需要專業(yè)訓練，面對同樣的史料，受沒受過專業(yè)訓練，解讀是不一樣的。”
雖然是同樣一份史料，但是放在不同的位置，對于其解讀也可能天差地別，諶旭彬談道，自己寫作的原則就是不輕易否定史料，但要把史料放到恰當?shù)奈恢??！氨热缰\士郭嘉為鼓勵曹操而寫的‘十勝十敗論’，以人之常情去理解，它顯然應該出自宣傳口徑，而不是正式的軍事會議。”
劉三解認為，寫史的人的基本原則是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史料中有些東西被放大了，有些東西被隱藏了，但史官的基本操守是有的。我們對待史料的態(tài)度首先應該是與人為善，即使發(fā)現(xiàn)有難解之處，也應該認為寫史書的人不是故意在撒謊，要思考不合理的敘事出現(xiàn)的原因。其次如果有兩個史料是絕對矛盾的，就一定要去考證。
諶旭彬談道，有人認為寫歷史的人一定要站在客觀的立場，只講事實。其實，從太史公乃至更早的時候，這種獨立于價值判斷之外的歷史敘述就不存在。《史記》中漢文帝的本紀記錄的都是他的善政、漢武帝本紀都是政治措施的不良影響，之所以這么寫，是因為司馬遷要通過漢文帝和漢武帝本紀的強烈對比，來表達他認為的善政是什么樣子。
《漢末之變》內(nèi)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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