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吟中的屈原何以被一次次追念與描繪

屈原是端午節(jié)民俗的源頭之一，屈原的形象在藝術(shù)長河中如同一根堅韌的文化絲線，串聯(lián)起不同時代的精神共鳴。從石刻的簡樸勾勒到絹帛的細膩渲染，再到水墨的磅礴寫意，其藝術(shù)形象的演變不僅是技法發(fā)展的見證，更是民族精神符號的沉淀與升華。

端午節(jié)紀念屈原的說法最早見于南朝梁宗懔《荊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

當我們在博物館凝視歷代畫作中屈原清癯的背影，或傅抱石水墨里那片蒼茫的汨羅江水，看到的不僅是藝術(shù)風格的嬗變，更是一個民族如何以畫筆雕刻自己的精神圖騰。屈原從歷史人物到藝術(shù)符號的千年旅程，藝術(shù)家每一次對屈原的描繪，都是與古人精神的對話。

早期石刻與繪畫：屈原形象的雛形

屈原（約公元前339年—公元前278年），名平，字原，戰(zhàn)國時期楚國政治家、詩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被譽為“楚辭之祖”和“中華詩祖”。他出身楚國貴族，曾任楚懷王左徒、三閭大夫，主張舉賢任能、修明法度、聯(lián)齊抗秦，但因觸怒貴族利益遭讒言被流放。在流放期間，他創(chuàng)作了《離騷》《九歌》《天問》《九章》等不朽詩篇，開創(chuàng)了“香草美人”的文學傳統(tǒng)。

公元前278年，秦將白起攻破楚國郢都，屈原悲憤交加，于農(nóng)歷五月初五抱石投汨羅江自盡，以身殉國。

中國藝術(shù)史上可追溯的屈原圖像始于南北朝時期。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卷六載錄有南朝劉宋畫家史藝的《屈原漁父圖》，這是目前較早見于文獻記錄的，該畫雖評價一般，卻開創(chuàng)了以視覺藝術(shù)詮釋屈原的先河。此外，據(jù)明末蕭云從《楚辭圖自序》所言，南朝梁代大畫家張僧繇作過屈原像。事實上，此時的屈原形象尚未定型，多依附于《楚辭》插圖或宗教壁畫中，功能大于藝術(shù)性。

▲《歷代帝王名臣像》里的屈原

宋代以降，歷朝均有畫家為屈原畫過像。如宋《歷代帝王名臣像》里，有屈原的形象。宋代著名畫家李公麟畫有《九歌圖卷》，卷首也有屈原畫像，這也是流傳最廣的版本，元代書畫家趙孟頫和張渥都曾臨摹過。元代張渥臨摹李公麟的《九歌圖》中，屈原首次以獨立形象出現(xiàn)：寬袍長袖、面容平和，似忠厚長者，但憂思不足，體現(xiàn)了元代文人隱逸思想對屈原形象的“柔化”處理。

左為元代趙孟頫臨摹李公麟的九歌圖屈原像，右為元代畫家張渥臨摹同一幅圖的作品。

明清時期：標準像的確立與儒家化重塑

明代是屈原形象定型的時期。弘治十一年《歷代古人像贊》中的屈原頭系儒巾、面容清癯，配以“深思高舉潔白清忠”的贊辭，標志其正式被納入儒家忠臣譜系。而真正奠定后世視覺范式的，是明末陳洪綬所作的《屈子行吟圖》。

此版畫中，屈原“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身著寬袍，腰佩長劍，于荒江畔踽踽獨行。人物身形瘦削如孤竹，衣紋如金石鑿刻，《屈子行吟圖》呈現(xiàn)的是屈原被放逐江南，憂思徘徊的形象。畫面上屈原孤身一人，邁著艱難的步履神情憂憤地緩步而行，頗有《漁父》中形容的“游于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形象。圖中清晰可見高冠與腰間斜佩之長劍，這與《涉江》里“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云之崔巍”的自我描寫較為相合。

屈原的這一形象被一些學者稱為“后世屈原創(chuàng)作的母本”，甚至影響了連環(huán)畫、雕塑等大眾媒介。

陳洪綬《屈子行吟圖》

此外，畫得比較生動的還有清代安徽桐城張若靄《屈子行吟圖》等。古代典籍中的屈原形象更是不勝枚舉。

屈原像 （明）天然撰贊    明代弘治十一年重刻《歷代古人像贊》

近現(xiàn)代：傅抱石的精神投射與戰(zhàn)時重構(gòu)

20世紀，面對中國的現(xiàn)實與歷史，傅抱石以生命重鑄屈原藝術(shù)高度?？箲?zhàn)烽火中，他與郭沫若合作，將屈原轉(zhuǎn)化為民族精神的火炬。

1942年《屈原圖》中，屈原散發(fā)立于汨羅江畔，雙目微合，衣紋如波濤翻涌。背景留白處似無盡虛空，隱喻“舉世皆濁我獨清”的孤絕。1944年《屈子行吟圖》中，屈原右手緊握劍柄，亂發(fā)如戟，以“抱石皴”揮就的狂風惡浪成為國族危難的隱喻。

傅抱石一生創(chuàng)作至少七幀《屈原像》，從南京博物院藏作到故宮《屈原行吟圖》，其筆下屈原或悲愴、或堅毅，實為畫家在戰(zhàn)亂中對知識分子氣節(jié)的自我剖白。

《屈原行吟圖》   傅抱石

傅抱石的屈原人物形象在用筆用線上雖然有借鑒顧愷之“高古游絲描”，其描繪人物筆墨流暢貫通、造型高古典雅，既有墨骨設(shè)色渲染，又有線條勾勒，宛如氣勢宏大的交響樂，將人物的精神氣質(zhì)與內(nèi)在情感思想都表達的淋漓盡致。這幅作品不僅是傅抱石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中國現(xiàn)代美術(shù)史上的重要作品。

此外，徐悲鴻筆下的屈原，融合西方寫實技法與中國傳統(tǒng)筆墨，在民族危亡之際成為精神圖騰。其代表作《屈原與漁父》（1938年）以戲劇性場景直擊“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絕。

現(xiàn)當代多元詮釋屈原的形象

近六七十年代，屈原形象走向大眾化與世俗化。劉旦宅的連環(huán)畫《屈原》以寫實筆法再現(xiàn)其政治生涯，使屈原從殿堂走入課堂。1955年3月，《屈原》經(jīng)上海美術(shù)出版社出版，《屈原》腳本緊湊、構(gòu)圖簡潔，人物形象豐滿，無論是屈原“憂國憂民”又“飄逸絕塵”的人物形象，還是子蘭、鄭袖等奸佞嘴臉，都深深吸引著讀者，出版發(fā)行后影響巨大。

連環(huán)畫《屈原》

2009年秭歸屈原祠壁畫《屈子遠游圖》中，屈原衣袂飄舉于云霞間，與《九歌》諸神共舞，呈現(xiàn)了楚文化的神巫浪漫。知名油畫家、中央美院朱乃正也曾作《國魂——屈原頌》（1984年），以油畫語言重寫屈原的精神。

朱乃正《國魂——屈原頌》

此外，現(xiàn)代黃永玉、沈子丞等對屈原的形象也多有創(chuàng)作。

《屈原》 沈子丞

縱觀千年圖像史，屈原的藝術(shù)形象始終圍繞三大核心特質(zhì)展開：一是形貌的符號化：“枯槁”“長劍”“散發(fā)”成為跨越時代的視覺標簽，源自《漁父》的文學基因；其二是精神的儒家化，從南朝名士風度到明清“忠貞”符號，最終在抗戰(zhàn)中升華為民族氣節(jié)象征；此外，還有，楚地壁畫的瑰麗、湘人的悍勇、文人的孤高（傅抱石），都不斷融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