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我為何放棄做猶太人》，[以色列]施羅默·桑德 著，喇衛(wèi)國 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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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所有的受害者
我們，波蘭的猶太人
1944年4月，詩人朱利安·杜維姆（Julian Tuwim）發(fā)表了他的悲情詩《我們，波蘭的猶太人…… 》，詩的開頭這樣寫道：“如果我必須明確我的國籍，確切地說，我的民族情感，我會說我是波蘭人，這樣說有許多簡單而幾乎淳樸的理由，大部分是理性的，小部分是非理性的，但絕無‘神秘’的成分。是波蘭人，這既不是一種體面，也不是一種光榮又不是一種權利。這，就像是呼吸。從未見過一個以呼吸為驕傲的人。我是波蘭人，因為我生于斯，長于斯，在這里生活，在這里學習，因為在波蘭，我曾有過幸運和不幸。因為我只是想，從我被流放的地方返回波蘭，縱使有人在別處允諾我天堂的快樂……對于這一切，我的回答是，我知道有人在問：‘好吧，如果你是波蘭人，那為什么要說，我們，波蘭人？’而我榮幸地告訴你，‘因為血液—也就是說，種族的教義？—不，絕不是。不是種族的教義，恰恰相反，是有兩種血液：一種流淌在血管里，一種流淌在血管外?！?/P>
1944年，杜維姆因他的一腔熱血而成為了猶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詩人不否認他是猶太人出身，即使他更愿意把自己當成波蘭人，并厭惡種族主義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以及想否認其國籍并把他送到巴勒斯坦的基督教排猶主義者。盡管戰(zhàn)后，他更愿意回到他的祖國，籠罩了整個歐洲的地獄般工業(yè)化大屠殺卻促使他把自己認定為猶太人。他的理由很正確：他們，幾百萬因為出身而遭到謀殺的人民，不該再離開自己的土地或者改變自己的出身。因為希特勒，他們應該永遠是猶太人。
我記得，很早以前曾讀過他的悲情詩，從而更加強了我的猶太人意識。彼時，我也認同“二戰(zhàn)”剛剛結(jié)束后伊利亞·愛倫堡（Ilya Ehrenbourg）的觀點,即這個星球上只要還有一個反猶分子，他就要作為猶太人而存在。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以色列的政策越來越極端，尤其因為它強行改變了緬懷歷史的方針，使我對確認自己身份的自信心不斷受到傷害。
獨特的受難者
有件事說明出現(xiàn)了這些傷害：我在巴黎的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讀博士的時候，有人組織了一個大學論壇，在法國，這是第一個關于納粹主義和種族滅絕的論壇。猶太社區(qū)的代表們參與了論壇的準備工作，還籌措了資金，他們對于論壇向一位茨岡女報告人發(fā)出邀請感到十分恐慌并堅決反對她出席討論會。經(jīng)過了極其艱苦的努力，借助于歷史學家皮埃爾·維達爾-納蓋（Pierre Vidal-Naquet ）的積極干預,“非猶太”女研究員才被允許發(fā)言。這件事讓我感到惡心。首先，我非常詫異，因為在20世紀80年代初，我還不知道對于納粹罪行的不懈追索僅僅是為了猶太人。
再后來，又經(jīng)歷了幾次這類事件之后，我經(jīng)常會在不同的情況下（城里的晚餐聚會、大學的課堂上、激烈的爭論中）提問：“有多少人在納粹的種族滅絕集中營以及在其他大規(guī)模屠殺中被殺害？”回答毫無例外的都是：600萬。當我強調(diào)我問的是被害人總數(shù)而不僅僅是猶太人，我的對話者都顯得非常吃驚，極少有人知道答案。
看過20世紀50年代阿蘭·雷乃（Alain Resnais）導演的電影《夜與霧》的每個觀眾都能回答：1100萬人。但這個“非正常死亡”的數(shù)字從西方集體記憶的硬盤中被刪除了。事實上，可能是1000萬死難者（而不是1100萬），其中有500萬猶太人（而不是600萬），這是研究者勞爾·希爾伯格（Raul Hilberg）的權威性著作《歐洲猶太人的毀滅》里提到的數(shù)字。這里，最重要的不是這些數(shù)字上的差別，而是應該知道為什么“總的”數(shù)字會完全消失以及為什么只剩下并只聽得到“猶太人”的數(shù)字。
總的來說，阿蘭·雷乃的這部電影非常成功，但瑕疵是片中僅有兩處提到“猶太人”。敘事的重點聚焦在納粹的種族滅絕機構(gòu)上，電影所表現(xiàn)的死難者主要是政治犯、抵抗戰(zhàn)士和蘇聯(lián)戰(zhàn)俘。遺憾的是，觀眾在這個故事中根本不可能認識到納粹妄想狂的本質(zhì)和對想象中猶太人的妖魔化。一半以上“非常規(guī)”死難者曾被劊子手打上了“猶太人”的標記，這個事實對于理解“二戰(zhàn)”期間納粹的種族滅絕和仇恨行為的性質(zhì)極為重要。雖然這些“優(yōu)先”死難者中的許多人絕不承認自己是猶太人，而堅持認為自己是法國人、荷蘭人、波蘭人或德國人，但當被劊子手認定他們屬于猶太種族之后仍然被殺害了。所以說，“文明化”的對白顯然是雷乃這部電影的主要缺陷。
導演的這個瑕疵，因其要大膽表現(xiàn)隔離區(qū)里一個戴軍帽的法國憲兵而得到了彌補：20世紀50年代還有不少曾經(jīng)與納粹占領者合作過的法國人，那時展現(xiàn)這種令人不舒服的事實需要某種知識分子的勇氣，不幸的是，審查沒有通過。
1985年，即《夜與霧》上映整整30年之后，另一位法國導演的影片上映了：克羅德·朗茲曼（Claude Lanzmann）的《浩劫》，影片迅即在20世紀末的電影文化領域里取得了回憶種族滅絕的權威性地位。是否應對導演在他那個時代接受了以色列政府的直接援助而耿耿于懷？另外，是否不應該指出貧窮、愚昧的波蘭農(nóng)民有時好像與有教養(yǎng)的德國納粹一樣有罪？把這些問題看成是平等、連續(xù)和一致的行為是一種對歷史的歪曲。
在長達九小時的電影《浩劫》里，我無論如何都不能原諒的是，沒有出現(xiàn)過一次從法國開來的死亡列車！也絕少提到1942年7月，當猶太兒童被送往冬季體育場的時候，“光明之城”的大部分相對冷漠的居民，以及他們之中在花神或雙偶咖啡館里消磨時光的知識分子。這部大獲成功的法國電影徹底刪除了維希政府的歷史角色，這一切顯然有利于在法國和西方世界建立標志性的紀念之地。許多人都滿足于這種想法：工業(yè)化大屠殺的實施是在那邊—在遙遠的、瘋狂反猶的東方，在粗野的天主教農(nóng)民之中，而與有教養(yǎng)的、精致的美麗歐洲毫無關系。
況且，我作為這位自稱猶太人導演之作品的一個以色列觀眾，很難接受如此注重細節(jié)的歷史回顧電影從頭至尾談的都是在這個巨大死亡工業(yè)中罹難的猶太人，而沒有其他受害者。因此，盡管電影大部分鏡頭是在波蘭攝制，卻還是讓觀眾無法知道有500萬波蘭人在這里被屠殺：250萬猶太人，250萬天主教徒。即使原來是為非猶太人的波蘭戰(zhàn)俘而修建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也不配在《浩劫》中得到說明。因此，我一點也不會奇怪，那個美國總統(tǒng)巴拉克奧巴馬能夠帶著滿意的神情，談起波蘭的種族滅絕集中營。
當然，幾乎所有在波蘭的猶太人都從波蘭的土地上消失了；他們被拋進了焚燒爐或者被就地掩埋；而大多數(shù)波蘭天主教徒活到了戰(zhàn)后；當我們衡量死者和生者的差距時，會感到那是一種意味深長的差別。但如果按比例計算，羅姆人（即茨岡人）的被害人數(shù)與其族群總?cè)藬?shù)的比例顯得與猶太死難者的比例非常接近；然而他們卻無權在朗茲曼的《浩劫》中出現(xiàn)。
遺憾的是，當涉及回憶受難者的時候，這位法國導演不是唯一要進行種族篩選的回憶監(jiān)制人：有幾個人是在他之前，更多的人緊跟其后。同樣，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埃利·威塞爾（Elie Wiesel）為使猶太人死亡的專屬權得以永存，對于其他人的死亡保持了一種讓人難以忍受的沉默。
從20世紀最后的1/4算起，幾乎所有關于未被納粹打上“閃米特人”標記的死難者的記憶都消失了。工業(yè)化殺戮成了猶太人特有的悲劇。西方記憶中的納粹集中營和種族清洗的現(xiàn)象或多或少地排除了其他受難者：茨岡人、抵抗戰(zhàn)士、反對派、共產(chǎn)黨人、社會黨人、耶和華見證人派、波蘭知識分子、蘇聯(lián)軍官和警察等等。除了某些同性戀以外，那些所有被納粹清洗的人，以及對猶太人及其后代的系統(tǒng)性謀殺，也都從儲存記憶的主要網(wǎng)絡中刪除了。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一切，而創(chuàng)建這種新的再回憶又對當今猶太人身份的特點產(chǎn)生了什么影響？
記憶的演變
20世紀40代末以及整個50年代到60年代，滅絕猶太人的恥辱記憶始終處于西方思想和文化的邊緣。在以色列，盡管對艾希曼（Eichmann）進行了審判，但直到1970年，種族大屠殺竟然沒有列入教學大綱。這個課題在全世界的猶太人教育機構(gòu)中很不得人心，在談到它的時候也總是小心翼翼。這有好幾個原因，我在此試舉二例。
第一個原因?qū)儆谛睦磉^程的反復無常：戰(zhàn)爭剛剛結(jié)束，集中營的幸存者在大眾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好。按照當時令人痛苦的偏見，如果某人成功地活著走出地獄，那可能是他出賣了那些被謀殺的人。納粹，在把人變成灰燼以前，先竭力把他們變成失去一切人類團結(jié)精神的人渣。這將會進一步證明他們的達爾文主義哲學。在這種反人性的勾當中，他們挑唆囚犯之間互斗，鼓勵偷竊，取笑他們的身體殘疾。兇惡的獄吏及其獄霸走卒非常愿意看到他們沒有團結(jié)的意識而有普遍的獸性。事實上，在20世紀50年代初，集中營的幸存者都相互指責這種可恥環(huán)境里的卑鄙行為。想要采訪幸存者并讓他們提供關于經(jīng)歷折磨的口述或視覺證據(jù)幾乎是不可能的，許多人為幸存下來而感到恥辱。
這種長時間沉默的第二個原因與國際政治有關：在冷戰(zhàn)時期，整個西方積極動員起來力爭西德重返人民“民主”的大家庭。然而，事實是，這個國家的精英們—既不是社會黨人，也不是共產(chǎn)黨人，而是曾經(jīng)諂媚希特勒的那一代人，所以最可取的還是淡化這段歷史，同時提出一種謹慎而克制的版本。當時的許多美國電影創(chuàng)造了一個經(jīng)過漂白和正?；耐栺R赫特（Wehrmacht）形象，有好些書描寫了德國的反納粹抵抗運動及其暗中受到的同情。那些以“不負責任的方式”敢于冒犯這種回顧歷史時的犬儒主義選擇性游戲規(guī)則的人，主要是些政治上的左派作家和藝術家。
從20世紀60年代起，關于極端恐怖的認識開始漸漸發(fā)生變化。冷戰(zhàn)進入了新的階段，而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在向以色列賠付了金錢和補償了幸存者之后，便順利地融入西方的政治文化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機構(gòu)中。在同一時期，以色列也成為了大西洋聯(lián)盟和美國在中東的忠實伙伴。
1967年的戰(zhàn)爭也在這個轉(zhuǎn)折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以軍“閃電戰(zhàn)”的勝利洗刷了建國以來一直伴隨著以色列精英們的“恥辱”。如果說，直到那時，屈從于大屠殺的“牲畜”屬于培養(yǎng)本土以色列人的反面典型，那么代表摧毀過去的戰(zhàn)略將從此經(jīng)歷一番徹底的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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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成了一個強國，當然是個小國，但很強盛，統(tǒng)治著另一個民族并迫使他們接受長期而粗暴的軍事占領。昨天還因為懦弱而被掩飾的猶太人受難，將被視為猶太人做出的最大犧牲而變得崇高。傳說中的英雄主義和抵抗行為受到貶低，以便給大屠殺歷史中被害的猶太人留出最大的位置，他們不應該與歷史上其他罪行的罹難者處于同一水平。在紀念“猶太基督教”文明的時候，滅絕猶太種族一直居于邊緣位置，這顯然是無法被容忍的。重要的是必須承認，它是歐洲在心理上維系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關系的主要因素。然而，為了偽猶太人和猶太復國主義者的新策略，把對罹難者的懷念銘刻在西方人的意識中是不夠的，它還需要苦難的特殊性、排他性和全民性。通過所謂的“大屠殺工業(yè)”，用最大化過去的痛苦來聚積聲望資本以及經(jīng)濟資本。
所有其他的受害者都被排除在外，種族滅絕成了猶太人的專用詞，從此以后，任何與其他民族的大屠殺做比較都被禁止了。當美國的亞美尼亞人后裔要求承認土耳其大屠殺罪行紀念日時，親猶太復國主義的大拉比聯(lián)手土耳其人全力加以阻止。所有當今和以往的罪行，相對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的猶太人大屠殺必然顯得微不足道。罹難者因“猶太人出身”而完全不同于其他人——斯蒂芬·斯皮爾伯格的電影《辛德勒的名單》或者克羅德·朗茲曼的《浩劫》中的那些罹難者就是如此。
希特勒將猶太人排除在“正常”人之外的企圖，在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針對整個西方世界的紀念活動中以一種反常的現(xiàn)象得到了證明：猶太復國主義的修辭越來越強調(diào)罹難者永恒的特異性而不是劊子手的特異性，強調(diào)猶太人的特異性而不是納粹的特異性。有太多像希特勒一樣的劊子手，卻從沒有像猶太人一樣的罹難者，而且將永遠不會再有！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在他那個時代被形容為新希特勒，之后，被冠之以這個稱謂的是巴勒斯坦人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再后來是伊拉克人薩達姆·侯賽因（Sadam Hussein）,直到最近，這個角色又轉(zhuǎn)給了伊朗人艾哈邁迪·內(nèi)賈德（Ahmadi-Nejad）。按照這種緬懷歷史的架構(gòu)，從啟蒙時代以后，歐洲大陸的歷史獨特性并不體現(xiàn)在死亡工業(yè)的納粹組織者身上，而僅僅體現(xiàn)在被虐待和被殺害的猶太人身上。
從20世紀70年代起，種族滅絕幸存者后裔的陣營不斷發(fā)展壯大：許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既不曾在歐洲生活，也不曾對大屠殺受害者表示過實際支持的猶太裔美國人也自稱是浩劫后幸存者的直接繼承人。伊拉克和北非的猶太人子女最終也自認為是日益擴大的納粹主義受害者陣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同一時期，以色列出現(xiàn)了“大屠殺之第二代”的用語，接著又出現(xiàn)了“第三代”；苦難歷史的象征性資本也因而成為了可以傳承的遺產(chǎn)，像所有的資本一樣。
舊時“上帝選民”的宗教身份逐步讓位于非常有效的現(xiàn)代世俗宗教—不僅是“選擇性受難”的宗教，而且還是“專屬受難”的宗教。這種“世俗猶太人性質(zhì)”的身份政策，使得許多人可以從人種中心論的心理層面上自我認同為猶太人；后面我還會談到這一點。 這也促使我對自認為是世俗猶太人感到越來越苦惱；當然，除此以外，還有其他的原因。
作品簡介
《我為何放棄做猶太人》，[以色列]施羅默·桑德 著，喇衛(wèi)國 譯，中信出版集團，2017年6月
以色列著名歷史學家施羅默·桑德在本書中回憶成長經(jīng)歷，追溯猶太民族和以色列的歷史，以兼?zhèn)鋭忧榕c學識的書寫，頗具膽量地揭露了以色列對“上帝選民”理念與大屠殺苦難的鼓吹，質(zhì)疑了猶太民族的定義方式，批判了那些根深蒂固的觀念與已成習慣的現(xiàn)實：猶太人身份的凝固不變、猶太人的道德優(yōu)越性、猶太復國主義的種族政治、以色列的等級差別與殖民主義……而質(zhì)疑與批判之后，桑德展望了一種世俗的、非排他性的、超越猶太復國主義的以色列身份認同，一個由坦誠、慷慨的普世原則指引的未來。
由于無法忍受以色列法律強加于我虛構(gòu)的民族屬性，更難以忍受它在世界其他民族面前自詡上帝選民俱樂部的成員，我愿意放棄做猶太人并不再自認為是猶太人。——施羅默·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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