椒柏酒在古代是一種特色的節(jié)令食物，最晚至東漢時期，元日飲椒柏酒的風俗就已存在，崔寔《四民月令》云：“正月之旦，是謂正日……子婦曾孫，各上椒酒于家長，稱觴舉壽，欣欣如也?！比藗冇谠障蜷L輩共獻椒柏酒是為了祈求長壽，表達對新年的祝愿。目前學界對椒柏酒的關注多著眼于它“時令食物”的身份，并探討其背后的民俗現(xiàn)象，如陳愛平認為漢代元日飲椒柏酒除了能增添節(jié)日喜慶氣氛外，還有蠲除百病之用；駱亞琪、樊志民認為唐代飲椒柏酒是為祈求健康長壽，并且飲用與椒柏酒同為元日節(jié)令食物的屠蘇酒，可利用外界魔力來增強自身抗災避禍的能力，是與中國古老醫(yī)學觀念相結合的年節(jié)飲食習俗；徐華龍則認為，飲椒柏酒、屠蘇酒是為辟鬼祛病，確保平安，并將此習俗作為春節(jié)源于鬼節(jié)這一觀點的印證。學者們雖然看到了椒柏酒所蘊含的民俗，但卻較少關注到椒柏酒功效的轉變及其背后的原因。李傳軍、金霞《疾疫與漢唐元日民俗——以屠蘇酒為中心的歷史考察》一文所研究的雖非椒柏酒，但對本文的研究仍具有啟發(fā)意義，作者認為屠蘇酒的出現(xiàn)和流傳與漢末魏晉時期的疾疫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與屠蘇酒相似，在這場疾疫中，椒柏酒的功效也發(fā)生了遷移與轉變，并衍生出更多的意象。因此，考察椒柏酒功效流變的表現(xiàn)及原因，對于管窺疾疫下的民眾心態(tài)，勾勒古代中國的風俗畫卷具有重要意義。
一、椒柏酒功效的流變
由漢至清，椒柏酒的功效曾發(fā)生數(shù)次改變，其間或是原功效的遷移，或是多重功效的疊加，而這些功效變化的背后所反映的正是不同時期民眾心理的變化。
（一）兩漢：祈福祝壽
有關椒酒的記載最早見于先秦時期，《詩經·載芟》云“為酒為醴，烝畀祖妣……有椒其馨，胡考之寧”，這是用椒酒祭祀祖先；《楚辭》云“蕙肴烝兮蘭籍，奠桂酒兮椒漿”，這是用椒酒祭祀神靈。王逸在《離騷》“懷椒糈而要之”句下注云“椒，香物，所以降神”，在古人看來，花椒氣味芬香，與神靈高潔的品性相符，所以能成為奉神祭祀之物。先秦時期，人們雖會將椒與酒配制在一起，但主要是作祭祀之用，直至漢代在椒酒中加入柏葉后，才為人們飲用。據(jù)前引《四民月令》“上椒酒于家長，稱觴舉壽”及東漢應劭《漢官儀》載“正旦飲柏葉酒上壽”可知，飲椒柏酒在東漢時期已是一項流行于社會各階層的風俗，不僅民間在元日飲此酒，宮苑官府之中亦流行在此日飲椒柏酒祝壽。人們之所以將椒柏酒用以祭祀與祝壽，主要是因為椒籽、柏葉被賦予的神仙內涵，以及所衍生的長壽功效。
崔寔在《四民月令》中對元日飲椒柏酒一事注云：“正日進椒柏酒。椒是‘玉衡’星精，服之令人能老，柏亦是仙藥。”玉衡星又名廉貞星，在北斗七星中位于斗柄的第一位，是七顆星宿中最亮的一顆?；蛟S古人見滿樹紛繁的花椒籽狀若天上絢爛的辰星（圖1），故將其與天上的星精相關聯(lián)，而花椒自身的芬芳氣味和輕身耐老的功效又使得它的地位有所抬高，如《歲時廣記》引東晉董勛語云“俗有歲首，酌椒酒而飲之，以椒性芬香，又堪為藥，故此日采椒花以貢尊者飲之，亦一時之禮也”；《神農本草經》云秦椒“味辛溫。主風邪氣，溫中，除寒痹，堅齒發(fā)，明目。久服輕身好顏色，耐老增年”，蜀椒“味辛溫，主邪氣、咳逆，溫中，逐骨節(jié)皮膚死肌，寒濕痹痛，下氣。久服之，頭不白、輕身、增年”，《五十二病方》《養(yǎng)生方》《武威漢簡醫(yī)方》《敦煌漢簡醫(yī)方》《張家界古人堤漢代簡牘醫(yī)方》等醫(yī)方中，也記載了多首以椒入藥的藥方?？梢姡繁毁x予長生的功能，是其外形、氣味和藥效共同作用的結果。椒氣味馨香，本身的功效可提神益壽，故而得到人們的青睞，并被類比為玉衡星精。所以，以花椒釀成的“椒漿”或“椒酒”在祭祀中具有引神、降神、饗神以祈求吉祥的功效，如《漢書》云“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及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
圖1 花椒
柏葉亦有輕身延年的功能，此所論之“柏葉”為側柏葉（圖2）。據(jù)《抱樸子內篇》記載，漢成帝時，有獵者于終南山見一人云：“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饑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柏葉實。當時苦澀，后稍便之，遂使不饑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薄睹t(yī)別錄》云柏葉可“輕身、益氣，令人耐風寒，去濕痹，止饑”。郭幼為認為，漢唐時期人們之所以認為柏葉、柏實具有輕身延年的功效，主要是源于對這些常青樹的樹神崇拜，并將對常青樹的崇拜投射到果實上，認為食用常青樹的果實就可以獲得長生的能力。誠然，在萬木皆枯的凜冬時節(jié)，柏樹能夠獨樹一幟，不枯不凋，臨霜而綠，使古人賦予其常青長壽的仙木想象。《本草綱目》云“柏性后凋而耐久，稟堅凝之質，乃多壽之本，所以可以入服食”，就是認為柏樹為長壽之樹。于是，在漢代追求長生的社會風氣的影響下，柏葉成為人們眼中的“仙藥”，擁有了長生長壽的功能——“藥有松柏之膏，服之可以延年”。而正是由于椒與柏被人們視為是天上星精和地上仙藥的緣故，在每年歲首飲用椒柏酒便被賦予了祈求長壽的意義。
圖2 柏葉
（二）魏晉南北朝：驅災辟疫
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椒柏酒的功效發(fā)生轉變，人們更多是將其作為辟疫酒來飲用。南朝梁宗懔《荊楚歲時記》記載南北朝時期荊楚地區(qū)的元日風俗云：“正月一日，長幼悉正衣冠，以此拜賀，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餳。下五辛盤；進敷于散，服卻鬼丸；各進一雞子。造桃板著戶，謂之仙木?！逼渲?，食用雞子、赤豆等是為了禳疾疫、辟惡氣。杜公瞻對此注曰：“按《煉化篇》云：‘正月旦，吞雞子、赤豆各七枚，辟瘟氣?！帧吨夂蠓健吩疲骸┘捌呷?，吞麻子、小豆各二七枚，消疾疫。’《張仲景方》云：‘歲有惡氣中人，不幸便死。取大豆二七枚、雞子、白麻子，并酒吞之?！碧覝?、五辛盤、屠蘇酒等食物的主要功能是伏邪辟癘，如“《典術》云：桃者五行之精，厭伏邪氣，制百鬼也”。五辛概指蔥、蒜、韭之類帶有辛氣的蔬菜，“周處《風土記》曰：元日造五辛盤。正月元日五熏煉形。注：五辛所以發(fā)五藏之氣”，《本草綱目》云“昔人正月節(jié)食五辛以辟癘氣”，古人認為食用五辛可以發(fā)散辟邪。杜公瞻在注文中雖未提到屠蘇酒，但孫思邈《千金要方》指出屠蘇酒可“辟疫氣，令人不染溫病及傷寒”，可知其亦有辟疫的功效。
椒柏酒與雞子、赤豆、桃湯、五辛盤、屠蘇酒等飲食并列，表明它們在節(jié)令風俗中的功能應當相近。魏晉成公綏《椒華銘》云“嘉哉芳椒，載繁其實。厥味惟珍，蠲除百疾”，說明在魏晉時期，人們對花椒的推崇不再僅是因其延年耐老的功效，而更看重它祛除疾疫的功能，花椒的象征功效已從敬神祝壽演變成與辟疫同在。因此，椒柏酒在元日風俗中應當也是作禳疾辟疫之用。南北朝庾信《正旦蒙賚酒》所云“正旦辟惡酒，新年長命杯。柏葉隨銘至，椒花逐頌來”即證明在這一時期人們飲用椒柏酒是為“辟惡”，即辟疫之用。結合《荊楚歲時記》記錄的風俗與杜公瞻的注文可知，椒柏酒的主要功效至魏晉時期也已由長壽祈福轉為驅災辟疫，人們于元日飲椒柏酒，除用以祝壽祈福外，更是將其視作預防疾病的藥酒。
（三）唐宋：祝壽迎春
在唐宋時期的醫(yī)書記載中，人們在用藥酒辟疫時更多選擇屠蘇酒而非椒柏酒。《千金要方》詳細記載了屠蘇酒的配制和飲用辦法，并將其列入辟溫方中，但對椒柏酒卻只字未提。其他如《千金翼方》《外臺秘要》《醫(yī)心方》《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劑局方》等醫(yī)書中，僅《外臺秘要》提到在元日以椒酒送服千金丸可“終歲無病”，此外再無關于椒柏酒的記載。與醫(yī)書相對，在文人筆下有關椒柏酒的記載俯拾皆是，如孟浩然《歲除夜會樂城張少府宅》云“舊曲梅花唱，新正柏酒傳”，晏殊《元日詞其一·東宮閣》云“椒柏暖風浮玉斝，兩宮稱慶奉皇慈”，蘇頌《賀紹圣三年元會表》云“梯航重譯，傾眾星拱極之心；椒柏稱觴，同萬壽無疆之獻”，楊萬里《題董陾中興慶壽頌》云“玉巵艷海泛椒柏，寶冊錯錦琱瓊瑤”等等，皆認為椒柏酒上具有迎春祝壽的意象，僅陸游《除夜》“椒酒辟瘟傾瀲灩，藍袍俘鬼舞跰躚”提到椒柏酒具有辟疫的作用，且與“藍袍俘鬼舞”一樣是對新年習俗的客觀描述。而宋代陳元靚所著記載節(jié)令時俗的《歲時廣記》也僅將“椒酒奉尊”這一行為記為“時之禮也”，未言及椒柏酒的辟疫功能。
可見，在唐宋時期的記述中，椒柏酒的辟疫功能雖仍存在，但已被淡化，更多是作為表達迎春之喜的節(jié)日符號。在唐宋文人筆下，椒柏酒幾乎與迎春綁定在一起，頌春詩詞中常見椒柏酒的身影。至宋代，椒柏酒的身份似又回歸至東漢時期的祝壽酒，宋人所寫的祝壽賀詞中往往以椒柏酒寄寓長壽，在元日賀表中，“椒柏酒”也會和“萬壽無疆”等祝福語聯(lián)系在一起。至于人們在實際生活中飲用椒柏酒究竟是為了迎春祝壽還是辟疫消災，結合時人文字便一目了然，在唐宋時期，椒柏酒的辟疫功能已被淡化，人們飲用椒柏酒不再是為了驅災辟疾，而是為了納新祝壽。
（四）明清：迎春與辟疫并行
明清時期，椒柏酒依然延續(xù)其迎春年俗酒的身份，文人筆下多有以椒柏酒為意象描繪新年的詩句，如車大任《和江南螢照堂春正宴集韻》云“柏酒唱酬聯(lián)好句，樽花香馥到清樽”，陳恭尹《立春日送黃蒲園謁選都門》云“初年車馬發(fā)河干，椒酒猶余膝下歡”，陳鵬年《都城元夜喜雪》云“卿云三祝誦，椒酒萬年杯”等。但與唐宋時期不同的是，明清時期的醫(yī)書中有關“椒柏酒辟疫”的記載陡然增多（表1）。
表1 明清醫(yī)籍中椒柏酒辟疫記載輯錄
不獨醫(yī)書，在歲時著作和農書中人們也強調椒柏酒的辟疫功能。明代李一楫所纂《月令采奇》記載“寅時飲屠蘇酒，食馬齒莧，以□一年邪氣。又食五辛盤，佐椒柏酒以辟厲氣”，清代丁宜曾所輯《農圃便覽》亦云“長幼以次禮拜坐，飲屠蘇酒，自少而長，各三杯……屠蘇，椒酒也，辟瘟疫，謂屠絕鬼氣，蘇醒人?”。并且，這一時期的詩歌中還有“膠牙餳片辟邪椒，柏酒桃湯次第澆。但愿平安今日始，病魔窮鬼一時消”之語?？梢?，“椒柏辟疫”這一遙遠的記憶在明清時期被再次喚醒，并儼然成為全社會的共識。
二、椒柏酒功效流變的原因
人們對椒柏酒功效的選擇在不同時期各有側重。魏晉前后，椒柏酒經歷了由祈福酒轉為辟疫酒，再轉為迎春酒的過程。為何椒柏酒的功效會在魏晉之際陡然從祈福轉為辟疫，在唐宋時期又回歸迎春祝壽，辟疫色彩幾乎未見于人們日常生活中，而到明清時期又為醫(yī)者所重，紛紛推崇其辟疫的功效？作為一項節(jié)令民俗，椒柏酒功效的轉變或許與漢晉之際的社會環(huán)境和民眾心態(tài)有關。筆者認為，漢末魏晉時期持續(xù)數(shù)十年、席卷東南乃至中原地區(qū)的大瘟疫或許就是椒柏酒功效轉變的直接原因，而疾疫之下民眾用以抗疫的反抗巫術則是椒柏酒功效轉變的催化劑。
（一）大疫頻發(fā)與社會影響
《說文解字》釋“疫”為“民皆疾也”。據(jù)學者統(tǒng)計，東漢時期共發(fā)生疾疫27次，其中桓帝、靈帝、獻帝在位的50余年間就發(fā)生大疫16次，平均不到4年一次，且主要流行于南方和東部地區(qū)。魏晉時期發(fā)生疾疫45次，平均不到5年出現(xiàn)一次，且持續(xù)時間較長，有的甚至長達兩三年之久。發(fā)生范圍除東部、南部地區(qū)外，還傳播到了中原地區(qū)。長時間的大疫導致人口銳減，據(jù)《宋書·五行志》記載，在魏文帝黃初四年（223）的大疫中，僅宛、許兩地就“死者萬數(shù)”，晉武帝咸寧元年（275）的大疫亦造成“京都死者十萬人”，晉孝武帝太元五年（380）五月的大疫更是持續(xù)近一年之久，結果“多絕戶者”。受這場大規(guī)模疾疫影響的不止社會下層民眾，士族、官僚等上層階級也難逃疫病之災。曹丕《與吳質書》云：“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干）、陳（琳）、應（玚）、劉（楨），一時俱逝，痛可言邪！”甚至有醫(yī)者的家屬也死于這場疫災，如張仲景在《傷寒論序》中說：“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币粫r之間，無論貧賤富貴，皆“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大疫之下的慘狀令人目不忍視，“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shù)。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這場大疫也給人們帶來強烈的心理沖擊，造成社會性的疾病焦慮，“民多病死，死有滅戶。人人恐懼，朝廷燋心，以為至憂”。
持續(xù)數(shù)十年的大疫造成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短時間內暴發(fā)多場疫病的原因，學界目前有自然災害說、戰(zhàn)爭兵燹說、徭役沉重說等不同觀點。然而，縱然產生瘟疫的原因復雜，但造成瘟疫暴發(fā)的因素卻不可否認都與當時的氣候變化有重要關聯(lián)。雖然據(jù)學者統(tǒng)計，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瘟疫主要集中在夏季，但冬季暴發(fā)的瘟疫亦不在少數(shù)。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指出：“到東漢時代即公元之初，我國天氣有趨于寒冷的趨勢……這種寒冷氣候繼續(xù)下來，直到第三世紀后半葉，特別是公元280—289年的十年間達到頂點……那時年平均溫度大約比現(xiàn)在低1—2℃?！睔夂蝮E然寒冷必然帶來階段性疾疫的高發(fā)，面對氣候寒冷所帶來的疾疫，人們自行學會使用藥物以預防、施救，而椒“除寒痹”“主邪氣咳逆”和柏“令人耐風寒，去濕痹”的功效，使得椒柏酒在寒冷環(huán)境下受到人們的重視，進而被用以祛疾辟疫。
（二）巫術心理下的辟疫武器
如果僅因藥用功效而被用以辟疫，椒柏酒尚不足以成為一項特殊的節(jié)令符號，畢竟張仲景在《傷寒論》中還提供了如小柴胡湯、桂枝湯等驅寒辟邪的方劑。真正使椒柏酒的功效由長壽轉為辟疫，并由此固定為一項重要的、具有特殊意義的節(jié)令食物的，其實是民眾基于椒柏藥效而產生的一種巫術心理。
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將巫術分為順勢巫術和接觸巫術。接觸巫術是指事物一旦接觸過，它們之間將一直保留著某種聯(lián)系，即使他們已互相遠離。馬伯英在弗雷澤二類分法的基礎之上又增加了傳化巫術。高國藩則將中國古代的巫術分為交感巫術、模仿巫術、反抗巫術和蠱道巫術4種類型。其中，反抗巫術是以反抗律原則確立的，即巫術中使用的物品及其扮演的驅邪者對巫師欲反對的對象具有明顯的反抗性質。在民眾認知水平較為低下的中古時期，人們普遍認為瘟疫由疫鬼作祟導致，東漢劉熙《釋名》稱“疫，役也。一言有鬼行役也”，曹植《說疫氣》亦云“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面對超自然的鬼神所制造的疾疫，人們一方面將辟疫的希望寄托在符箓等巫術手段上，“愚民懸符厭之”，另一方面也將希望寄托于具有驅除邪氣功能的藥食之上。《太平御覽》引《荊楚歲時記》“于是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進椒酒、飲桃湯及柏，故以桃湯柏葉為酒”，其下注曰“以歲首用椒酒，椒性芬香，人中以為藥。咒而飲之，亦一時之禮。故于此日采椒花以貢尊者”，說明當時人們在飲椒柏酒、桃湯之前需要念咒，且這一行為并非偶然之舉，而是被大多數(shù)人踐行。明代《古今醫(yī)統(tǒng)大全》載上古時期人們在患病求醫(yī)時，“但北面而咒，十言即愈”，孫思邈《千金要方》亦記載多條通過念咒增強治療效果的醫(yī)方。咒以療疾就是當時人們在面對疫疾時所采取的一項具有反抗意識的巫術儀式。
迫于史料的局限，目前尚不能明確人們在飲椒柏酒前所念咒語為何。但誕生于魏晉時期、在元日飲用以祛疾辟疫且同樣需要念咒而飲的屠蘇酒，史料中關于它的記載更加明晰，葛洪《肘后備急方》載：
《小品》正朝屠蘇酒法，令人不病溫疫：大黃五分，川椒五分，術、桂各三分，桔梗四分，烏頭一分，柭楔二分，七物，細切，以絹囊貯之。十二月晦日正中時，懸置井中至泥，正曉拜慶前出之。正旦取藥置酒中，屠蘇飲之，于東向，藥置井中，能迎歲，可世無此病。此華他法,武帝有方驗中，從小至大，少隨所堪。一人飲，一家無患，飲藥三朝。
《肘后備急方》所引之《小品方》記載的屠蘇酒配方包含大黃、川椒（蜀椒）、術、桂、桔梗、烏頭、柭楔等藥物，其中大黃“味苦，寒……主寒熱”，術“味苦溫，主風寒濕痹”，桂“味辛溫，主上氣咳逆……久服通神，輕身不老”，桔?！拔缎廖亍保瑸躅^“味辛溫……除寒濕”，柭楔即“菝葜”，“味甘，平、溫”，川椒亦“味辛溫，主邪氣咳逆，溫中”。可以看出，屠蘇酒所使用的藥物多為溫陽之藥，其藥效也多為止咳逆、除濕痹，就當時因寒冷所引發(fā)的瘟疫來說十分對證。然而，《小品方》中對貯藏、飲用屠蘇酒的規(guī)定，卻也頗有巫術祝禱儀式的意味，或許這些規(guī)定也是驅除疫鬼的重要手段。關于屠蘇酒的起源，除此“華他法”外，《歲時廣記》中還記載了其他說法：
《歲華紀麗》：俗說屠蘇者，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歲除，遣閭里藥一劑，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于酒尊，合家飲之，不病瘟疫。今人有得其方而不識名，但曰屠蘇而已。
《孫真人屠蘇飲論》：屠者，言其屠絕鬼炁；蘇者，言其蘇省人魂。其方用藥八品，合而為劑，故亦名八神散。大黃、蜀椒、桔梗、桂心、防風各半兩，白術、虎杖各一分，烏頭半分，哎咀，以絳囊貯之。除日薄暮，懸井中，令至泥。正旦出之，和囊浸酒中。頃時，捧杯咒曰：一人飲之，一家無疾。一家飲之，一里無病。先少后長，東向進飲。取其滓，懸于中門，以辟瘟氣。三日外，棄于井中。此軒轅黃帝神方。
孫思邈《千金要方》中也記載了屠蘇酒的制作、飲用方法。《千金要方》所載制作屠蘇酒的材料與《肘后備急方》大致相同，但需煎沸后才可“東向戶中飲之”，規(guī)定了飲酒的方位。又“屠蘇之飲，先從小起，多少自在。一人飲，一家無疫；一家飲，一里無疫。飲藥酒得三朝，還滓置于井中，能仍歲飲，可世無病”，在飲后三天，還需要將酒滓重新放置于井中。將藥物浸泡在井水中，可能會有消毒井水的作用，但普通民眾遵循醫(yī)者“還滓置于井中，能仍歲飲，可世無病”的教導，更像是舉行一場加強屠蘇酒藥效的儀式。又《孫真人屠蘇飲論》說“一人飲之，一家無疾；一家飲之，一里無病”，這是飲用屠蘇酒時口中所念的咒語，將此方溯源至黃帝，更增添了巫咒神秘之感。
《小品方》言屠蘇酒方在武帝時曾有驗中，雖不能明確是魏武帝還是晉武帝，但二人皆處于漢末魏晉瘟疫肆虐的時代，屠蘇酒或許就是為治療當時的瘟疫所研制?！秾O真人屠蘇飲論》雖然將屠蘇酒的起源溯至上古黃帝時期，但卻明確表示屠蘇酒最初就是治療瘟疫所用，且根據(jù)《歲時廣記》中所記載的制作屠蘇酒的方法可知，人們飲用的“屠蘇酒”并不是真正的酒，而是浸了藥劑的井水，且飲用時需口念咒語。無論是“武帝時期說”“草庵之人說”還是“黃帝神方說”，屠蘇酒源于疫情之下人們伏邪治疫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人們在一年歲首飲屠蘇酒，即是源于通過反抗巫術來辟疫的思想。
《荊楚歲時記》記載的元日飲食中不獨椒柏酒和屠蘇酒，桃湯、敷于散、卻鬼丸、雞子等節(jié)令食物的主要功能也都是辟疫，且或多或少都帶有巫術色彩。《淮南子》云“羿死于桃棓”，東漢許慎注云“棓，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酉陽雜俎》載郴州仙壇的桃“硏飲之，愈眾疾。尤治邪氣”；《本草綱目》云“（桃）味辛氣惡，故能厭邪氣”。無論是在神話傳說中，還是在本草學說中，桃都是能伏鬼驅邪的重要物品，因此在元日要飲桃湯。敷于散出自葛洪《煉化篇》，“或用柏子仁、麻仁、細辛、干姜、附子等分為散，井華水服之”，又云“正月旦，吞雞子、赤豆七枚，避瘟氣”，敷于散和雞子一樣，應當都是道醫(yī)葛洪認可的驅瘟辟疫的藥食。卻鬼丸與其他食物相比，巫術神話色彩更重，杜公瞻在《荊楚歲時記》的注文中說，攜帶卻鬼丸“至所見鬼處，諸鬼悉走。所以世俗行之……正月旦，令男女左右?guī)е薄０炊殴八f，卻鬼丸是佩戴在身上的，但《荊楚歲時記》記載的卻是服食，這或許是因為不同地區(qū)的風俗有所不同，但根據(jù)其命名和來源來看，應當都是作辟疫之用。
可以看出，《荊楚歲時記》記載的元日節(jié)令食物幾乎都是出于某種原因而作辟疫之用，或是食物本身的藥用功能，或是食物身上所憑附的鬼神傳說，或是制作時需遵循的某種程序及儀式。這些因素使得椒柏酒、屠蘇酒、桃湯、卻鬼丸、敷于散等食物被人們用作反抗疫鬼的武器。又《黃帝內經》云“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在藥食辟疫和治未病思想的雙重影響下，具有驅邪作用的花椒自然就成為人們眼中可以辟疫的藥食，常青不老的柏葉自然成為人們遠離疾疫、希冀長生的寄托，椒柏酒的功能也就此從延年益壽轉換到辟疫。
魏晉以后，疾疫消散，但椒柏酒、屠蘇酒等辟疫食物卻作為一種特殊的節(jié)令食物被保留下來，成為人們對那段瘟疫鴟張的歲月的集體記憶符號。唐宋時期氣候變暖，有關瘟疫的記憶漸漸淡化，人們對椒柏的印象又回轉到“椒乃星精、柏乃仙藥”之上。在南北朝時期，人們仍記得椒柏酒是辟疫除惡之酒，如前揭庾信“正旦辟惡酒”之語。而唐宋以降，人們就只將椒柏酒、屠蘇酒當作迎春納福的節(jié)日意象，如李處全《南鄉(xiāng)子·除夕又作》云“節(jié)物映椒盤，柏酒香浮白玉船”、蘇軾《春帖子辭》云“葦桃猶在戶，椒柏已稱觴。歲美風先應，朝回日漸長”、成文斡《元旦》云“好是燈前偷失笑，屠蘇應不得先嘗”、裴夷直《戲唐仁烈》云“自知年幾偏應少，先把屠蘇不讓春”、盧象《贈鄭虔》云“書名會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等。
（三）從巫到醫(yī)：椒柏酒的身份演變
明清時期，隨著氣候寒冷期的到來，旱澇、蝗災、冰雹、鼠疫等災害頻發(fā)，瘟疫再次席卷全國。據(jù)《明實錄》《清史稿》等統(tǒng)計，自明永樂六年（1408）至崇禎十六年（1643）的247年間，共發(fā)生大疫19次，清代統(tǒng)治的268年間，全國大小瘟疫發(fā)生149次。瘟疫之下“尸山血海，萬死一生”，所造成的慘狀較魏晉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面對聲勢浩大的瘟疫，百姓與醫(yī)者積極投身抗疫，憑借生活經驗與自身所長尋找對策，曾經在魏晉時期被用以辟疫的椒柏酒再次進入人們視野。如前文所述，明中后期和清代的醫(yī)書，以及歲時著作、農書中皆有飲用椒柏酒伏邪辟疫的記載。也就是說，面對明末瘟疫，“飲椒柏酒辟疫”不僅是民間對抗疫鬼的巫術行為，也是得到醫(yī)者認可的醫(yī)療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椒柏酒于明清時期雖與魏晉時期一樣作辟疫之用，但其飲用方式與功效闡釋卻有所不同。首先，明清時期椒柏酒的飲用方式更為簡便，只需將椒、柏浸于酒中飲用即可，無需在飲用前施以咒語，如：《食物本草》云“除夕以椒三七粒，東向側柏葉七枝，浸無灰酒內，向元旦飲之”；《本草綱目》云“除夕以椒三七粒，東向側柏葉七枝，浸酒一瓶飲”?！端煞逭f疫》的記載與《本草綱目》一致，無需其他特殊程式。其次，椒柏酒功效的來源被醫(yī)者們進一步闡釋。相較于魏晉時期基于藥性形成的辟疫邏輯，明清醫(yī)者更強調椒、柏的超自然屬性，即將其功效溯源至藥物自身的神性。如李時珍“柏乃百木之精，為仙藥，能伏邪鬼故也”、李中梓謂椒為“玉衡星之精，善辟疫伏邪”、清太醫(yī)院所編《藥性通考》云“萬木皆屬陽，柏獨西枝受金之正氣，堅莖不凋，多壽之木，故元旦飲椒柏酒以辟邪”等。這些曾經被認為是構成椒柏長生功效的因素，被明清醫(yī)者再次運用并構建為“以神克鬼”的辟疫機制。在此邏輯下，醫(yī)者將椒柏酒的辟疫功能從單純的藥理作用升華為借助神力對抗外邪，即通過飲用椒柏酒汲取椒“玉衡星精”辟疫伏邪的功能與柏“多壽之木”耐老長生的特質，從而達到邪疫不侵的效果。
可以看出，在明清時期，椒柏酒成了一項具有雙重身份的文化載體。一方面，它仍然保留作為春節(jié)迎新的民俗符號功能；另一方面，被簡化的飲用方式和被神化的功效來源，使其在醫(yī)療行為中能夠受眾范圍并增強可信度，成為得到醫(yī)者認可的醫(yī)療行為。椒柏酒在經歷唐宋時期的身份回歸后，在明清時期被正式納入醫(yī)療體系之中，其本質是群眾在面對疾疫所帶來的未知恐懼時所采取的雙重策略：既通過經驗醫(yī)學降低疫病風險，又借助神仙敘事來構建精神防御機制。
三、抗爭與慰藉：巫術抗疫與民眾心理
瘟疫是無情的，對認知水平較低、醫(yī)療條件有限的古人而言，大規(guī)模的瘟疫與洪水猛獸無異。然而，面對可怖的瘟疫，人們并沒有坐以待斃，而是積極地采取應對措施。歷朝政府在疾疫來臨時都會采取相應的預防和醫(yī)治措施，或是設立病坊，或是給散醫(yī)藥，或是減免課稅、開倉賑糧。歷代醫(yī)家在疫情中也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他們或是公開秘方、編著醫(yī)書救治民眾，或是研究致病緣由，推動醫(yī)學進步。醫(yī)圣張仲景就曾在目睹家人在瘟疫中死去的慘痛景象之后“勤求古訓，博采眾方”撰成《傷寒雜病論》，為普通民眾提供救治。普通民眾在接受政府和醫(yī)者的救助之外，也會積極地采取抗疫措施。他們將對疫鬼的反抗寄托于巫術之上，期望能借助超自然的力量抵抗突如其來的災疫。
科學與巫術僅有一步之遙，古人飲用椒柏酒反抗瘟疫正是因為椒柏本身所具有的藥用價值，以及令人輕身延年的仙藥傳說。恰如弗雷澤所言“巫術與科學兩者在認識世界的概念上，兩者是相近的。二者都認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規(guī)律的和肯定的。并且由于這些演變是由不變的規(guī)律所決定的，所以它們是可以準確地預見到和推算出來的”。法國哲學家霍爾巴赫說：“人之所以迷信，只是由于恐懼；人之所以恐懼，只是由于無知。人缺乏對于自然力量的認識，于是設想自然受一些看不見的勢力支配，認為自己依靠這些勢力，想象它們可以發(fā)起脾氣來對自己不利，也可以有利于自己的族類。”于是，在面對難以抗爭的瘟疫時，上至皇家，下至民眾，社會各界都會尋求看不見的勢力——巫術的幫助。如以皇帝為首的皇室成員會在宮中舉行大儺之禮祈求瘟疫消散?！逗鬂h書·禮儀志》中對大儺之禮有詳細記載，黃門宦官們在皇宮中“索室驅疫”，期盼將宮中的疫鬼驅逐，以護佑皇室。張衡《東京賦》記錄了大儺之禮舉行時的景象：“爾乃卒歲大儺，驅除群厲。侲子萬童，丹首玄制。桃弧棘矢，所發(fā)無臬。飛礫雨散，剛癉必斃?；突瘃Y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此后直至清朝，舉行大儺之禮驅逐疫鬼成為每年宮廷中的例行儀式?；适胰绱?，普通民眾亦會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來驅逐疫鬼。
誠然，普通民眾在來勢洶洶的疾疫面前是乏力的，但他們也會積極與之斗爭。在缺醫(yī)少藥、物力匱乏、觀念落后的時代，巫術往往成為民眾對抗疾疫的重要手段。以巫抗疫貫穿了整個古代社會：先秦時有將狗血潑灑于門上抵御蠱疫，“秦德公既立……殺狗磔邑四門，以御蠱菑”；東漢飲菊酒以辟疫，“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學累年，長房謂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除”；魏晉時期佩戴卻鬼丸、飲屠蘇酒以辟疫；唐代上巳節(jié)俗佩戴細柳圈，是為“帶之免蠆毒瘟疫”；宋代時疫期間百姓“奉祀瘟神……凡有疾者，必使來致禱”；明代崇禎年間吳江大疫，民眾“相率祈哀鬼神，設香案，燃天燈，演劇賽會，窮極瑰奇，舉國若狂”。古人將對疫災的恐懼和抵抗寄托于鬼神和某一事物之上，在今人看來或許只是一種愚昧迷信的精神慰藉，甚至是有礙抗疫、延誤病情的失范之舉。然而，這些非理性的行為卻是在醫(yī)療資源匱乏的背景下，民眾基于經驗所創(chuàng)造出的生存策略，為他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撐，也構成了傳統(tǒng)防疫體系中不可忽視的精神力量。
中國古代醫(yī)、巫不分，在面對大規(guī)模疫病侵襲的同時，普通民眾既可以選擇向醫(yī)者求醫(yī)問藥，也可以向巫者“尋巫問藥”，因此藥物療法與巫術療法在古代是并行不悖的兩種反抗疾疫的重要舉措。椒柏酒在漢晉之際身份的轉換、屠蘇酒在瘟疫背景下的誕生，以及椒柏酒在明清之際雙重功能的并行與身份的遞嬗，就是這兩種舉措結合并實施最鮮明的表現(xiàn)，其演變過程也折射出中國古代傳統(tǒng)社會巫醫(yī)交融的深層文化邏輯。英國社會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說：“巫術底功能在使人底樂觀儀式化，提高希望勝過恐懼的信仰。巫術表現(xiàn)給人的更大價值，是自信力勝過猶豫的價值，有恒勝過動搖的價值，樂觀勝過悲觀的價值?！奔幢忝癖姷乃魉鶠橹荒芴峁┚裎拷?，但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為他們增強了抗疫的信心。就辟疫酒這一身份而言，它的存在是階段性的：當疾疫來臨時，人們將對疾疫的反抗寄托于藥酒之上，希冀全家一起飲用藥酒后就能一年順遂、無病無疾，而當疫氣消散后，曾經籠罩在人們頭上的陰霾逐漸散去，椒柏酒的功用又重新回歸到迎春祈壽之上。雖然飲用椒柏浸制而成的藥酒以對抗疫災具有一定的科學性，但飲酒辟疫仍是一項具有巫術色彩的行為。除椒柏酒、屠蘇酒外，疾疫之下還誕生了眾多習俗，這些習俗無一例外都帶有反抗律的巫術色彩，同樣都是民眾積極應對疫災的表現(xiàn)。
（本文首刊于《中醫(yī)藥文化》2025年第3期，作者曾文嵚[貴州大學圖書館]、于賡哲[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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