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要工作，還是……要罷工？

《靈魂在工作：從異化到自主》，[意] 弗朗科·“比弗”·貝拉爾迪著，李小均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7月版，340頁，75.00元

這本很精悍的小書拿在手里，有點像握著一把手術刀，或者一支雷管。當代意大利思想家、作家弗朗科·“比弗”·貝拉爾迪的《靈魂在工作：從異化到自主》（The Soul at Work：FromAlienation to Autonomy，2009；李小均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6月），中譯本封面的黑色小腰封上寫著這些：“講述‘當代打工人’的心聲，哲思深邃 ，直擊人心”；“一份工作剝削人們身體與靈魂的記錄，追蹤日漸數(shù)字化的世界里人的新異化”；“不幸福的大廠，不幸福的人們？”。反過來，封底的腰封上：“把靈魂投入工作，這是新形式的異化?！边@些推薦語已經(jīng)解釋了書名，也劇透了該書主要的劇情——簡單來說，就是在今天這個時代中，靈魂不得不投入工作中去，整個資本主義經(jīng)濟體系和工作制度要規(guī)訓、要異化的不僅是我們的身體，還有我們的靈魂。屈服還是反抗？靈魂要工作，還是要罷工？這是我們無法回避的生存問題。

再下來，在目錄中看到的小標題更讓人精神為之一振：“工人和學生團結起來戰(zhàn)斗”“現(xiàn)代知識分子”“意大利工人主義視角”“不幸福的工廠”“自我實現(xiàn)和拒絕工作”“恐慌抑郁綜合征與競爭”“中毒的靈魂”“工作中的靈魂”“不穩(wěn)定的靈魂”“精神分裂癥的符號學”“今日經(jīng)濟蕭條和心理抑郁的根源”……說是手術刀或雷管，看來并不太夸張。

書名“靈魂在工作”聽起來很正面，但是杰森·史密斯為該書撰寫的“序言”題目卻是“靈魂在罷工”。靈魂究竟應該工作還是罷工？這是一個大哉問。杰森·史密斯說《靈魂在工作》想要回答的問題是：我們是如何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社會對抗斗爭中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工作變成了精神和情緒投資的核心場域，同時伴隨的是新的欲望經(jīng)濟產生的恐慌與大規(guī)模抑郁？為什么工作會成為我們身份的核心，成為構建自我的關鍵？“簡而言之，我們是如何從逃離工作到認同工作的？”（序言：靈魂在罷工，v-vi）

但是，“認同工作”這有什么問題？難道在認同中工作或在工作中獲得認同有什么不對嗎？杰森·史密斯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生產對人的靈魂與欲望的殖民——把靈魂拉進生產過程之中，是對靈魂的重新格式化，通過激發(fā)的特定創(chuàng)造力和智力，使生產者將工作體驗為在社會生活中實現(xiàn)自由、欲望與自我的部分（同上，vii-viii）。對靈魂的重新格式化，這是很形象的說法。史密斯很會在轉述貝拉爾迪的觀點時加上自己的調料。比如貝拉爾迪曾說“幸福”這個詞聽起來可能“俗氣和平庸”，史密斯就補充說是“腐朽”，“因為它在全球小資產階級的臭嘴里待了足夠長的時間，被永遠玷污了，已經(jīng)凋萎”（同上，xiii）。這真像是關于“幸福”這個概念的一幅漫畫。還有就是他說：“當工作成為力比多和自戀投資的場所，編織出一張抑斥和依賴的網(wǎng)，利用而非壓制欲望時，我們就變得依附并困于我們自己的不幸?！保ㄍ希┮栏接诓⑹芾в谖覀冏约旱牟恍?，這話說得夠狠。未知這位杰森·史密斯何許人也，但可以肯定是弗朗科·比弗·貝拉爾迪的同道中人。

一談到工作，馬上就會想起大衛(wèi)·格雷伯（David Graeber，1961-2020）的那本《毫無意義的工作》（Bullshit Jobs： A Theory，2018；呂宇珺譯，中信出版社，2022年）。在近年來國內出版社紛紛推出的有關工作倫理與經(jīng)濟制度的書籍中，這本書最感性也最令人揪心。格雷伯所說的“毫無意義的工作”——也就是“狗屁工作”（Bullshit Jobs）——指的是根本不需要的、但是由于各種人為的利益動機而設立的工作崗位，乃至從事這份職業(yè)的人都無法為其找出合適的存在理由，但不得不假裝這份工作是完全合理的、重要的（《毫無意義的工作》，13頁）。那么，如此悠閑的工作和鮮亮的職業(yè)外衣，難道還會有人為此感到痛苦嗎？格雷伯的調查和研究的結果是不但有，而且很多，他們甚至會感到生無可戀——這樣的職業(yè)人生被自我欺騙、逢迎上司、虛偽成癮、空虛無聊等必然的伴生物徹底剝奪了真實的自我存在；從青春到墳墓，作為一條光鮮的社會寄生蟲你會感到真心幸福嗎？你能抵御內心里對自己的鄙視嗎？因此格雷伯說“狗屁工作會對人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同上，100頁）。他的這本書對于正在從事“狗屁工作”的人來說是一次讓其猛醒的電擊。

好了，這樣就從“毫無意義的工作”來到了“靈魂”的問題。貝拉爾迪講的“靈魂在工作”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工作呢？也是靈魂中的“狗屁工作”嗎？2013 年春，格雷伯的那篇《談談“狗屁工作”現(xiàn)象》發(fā)表后，在倫敦地鐵車廂里馬上出現(xiàn)一系列游擊隊風格（?。。。┑暮螅厦娴目谔栔芯褪恰斑@是我們集體靈魂上的一道傷疤”。這就很接近貝拉爾迪的“靈魂”了，區(qū)別只是他揭示的“傷疤”不僅來自“狗屁工作”，更是來自統(tǒng)治世界的“狗屁”體系、“狗屁”主流價值觀。其實，從思想脈絡來看，貝拉爾迪與格雷伯完全是相通的。他們都極力強調經(jīng)濟與政治問題有著最為緊密、最為內在，甚至是最為骯臟的關系，他們談經(jīng)濟問題的時候重點指向政治性的批判；他們對新自由主義思想體系同樣給予了激烈的批判，貝拉爾迪的批判鋒芒更為尖銳和犀利。談到應該如何改變這個不健康、不合理的世界，他們設想的方向也是很相近的。

貝拉爾迪在“引言”中首先論述了米歇爾·?？碌乃枷搿熏F(xiàn)代性的故事說成對身體的規(guī)訓，借助社會生產機器，建造能夠征服身體的制度和設備。工業(yè)剝削涉及身體、肌肉和手臂。但是到了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貝拉爾迪把它稱作符號資本主義）的興起，則把心靈、語言和創(chuàng)造性當作價值生產的首要工具。“如果今天我們要繼續(xù)?？碌淖V系學工作，我們就必須把理論關注的焦點轉向心理反應、語言和想象力的自動性，從而轉向在網(wǎng)絡中發(fā)生的異化的、不穩(wěn)定的精神工作的新形式?！保ㄒ?，2頁）這個思想傳統(tǒng)的發(fā)展脈絡是相當清晰的，而且很接地氣。

作者對于本書內容有比較概括的介紹。第一章“20世紀60年代哲學中的勞動與異化”主要講六十年代哲學與勞動理論之間的關系，工業(yè)工人對剝削的反抗被視為去異化過程的開始。第二章“工作中的靈魂”解釋工作過程的逐步心理化，以及隨之而來的“靈魂奴役”：“把靈魂投入工作，這是新形式的異化。我們的欲望能量困在自我企業(yè)的把戲中，我們的力比多投資按照經(jīng)濟法則進行調節(jié)，我們的注意力被變化不定的虛擬網(wǎng)絡捕獲。心理活動的每個片段都必須轉化為資本。我將描述欲望在價值化過程中的引導作用，以及將靈魂置于工作過程的支配下的精神病理學意蘊?！保ㄒ?，5-6頁）第三章“中毒的靈魂”追溯了幾種激進理論的演變，從唯心主義的異化觀到精神病理學的分析觀，強調它們既有差異，也可互補。

第四章“不穩(wěn)定的靈魂”概述勞動（特別是認知勞動）變得不穩(wěn)定所產生的影響，以及語言和情感受生命政治支配的影響?！霸诮Y語中，我將評論當前全球經(jīng)濟這一綜合心理機器有機體的崩潰。全球經(jīng)濟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崩潰，可能為靈魂開啟一個自主和解放的新時代。”（同上，6頁）

“靈魂在工作”指的是今天的工作普遍趨勢：工作是按照相同的物理模式進行的：我們都坐在屏幕前，手指在鍵盤上移動，我們打字。從身體和人體工程學的角度來看，勞動姿勢變得更加統(tǒng)一；但是在內容方面變得更加多樣化和專業(yè)化，人們有著相同的身體動作，但無法交換工作，因為他們精心從事的活動的內容完全不同，且無法通過簡單的技術培訓實現(xiàn)遷移（83-85頁）。因此，“高科技行業(yè)從業(yè)者逐漸將勞動內化為生命存在的核心維度，這種勞動體驗既高度特異化，又深度個性化”（86頁）?！办`魂”就是這樣進入工作中去，在工作中的靈魂無法開小差，沒有了自主權。

貝拉爾迪在“引言”中開始就說他打算討論的“靈魂”與精神并沒有多大關系，指的是有生命的氣息，把生物性的物質轉化為生命性的身體。在后面的“異化與欲望”這一小節(jié)中，他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可以說靈魂是與‘他者’建立的關系，是吸引、沖突與關聯(lián)。靈魂是語言，是構建與他異性關系的橋梁；是一場誘惑、臣服、支配與反抗的游戲”（145頁）。在過去的工業(yè)勞動中，靈魂與身體是分離的。工人的身體被生產規(guī)訓，靈魂則被閑置，資本家不會對工人的靈魂在想什么感興趣。在這樣的時代中，工人要反抗是完全有可能的，罷工就是身體的罷工。但是在資本主義在智能符號生產過程中，靈魂本身被投入到工作之中，使靈魂被規(guī)訓、被屈服的力量不僅來自資本對利潤的追逐，同時更來自資本對欲望領域的絕對操控。通過把自我實現(xiàn)、智力成就感、創(chuàng)造力體驗等心理因素糅合為一種實現(xiàn)欲望的幻覺力量，讓靈魂在工作中自以為實現(xiàn)了自我。這就是杰森·史密斯說“靈魂在罷工”的理由。在人道主義的悠久傳統(tǒng)中，靈魂從未遇到過這樣普遍性的被蒙蔽、被羞辱而不自知的境遇。

在今天，人們已經(jīng)越來越意識到被內卷的主要還不是身體，而是靈魂；需要修復的也主要不是身體，而是靈魂。貝拉爾迪的這本小書就是漫天飛舞的靈魂求救信中分量最重的一封，也是在倉促間努力作出回應的最及時的靈魂修復指南——雖然它還不能說是一部關于工作倫理學或靈魂病理學的經(jīng)典之作，但它的確是直面全新的異化現(xiàn)實、直抵人生中全新的崩潰痛點，發(fā)出了很有預見性的警報和修復指南。

對我們很多人來說，“靈魂在工作”的嚴重性尚未被充分認識，關鍵的問題是在這個急速變幻的數(shù)字化世界中，人們難以認識到自己的靈魂早已被呼嘯的浪潮裹挾而去，有時還以為趕上了日新月異地進步的好時光。只有到了某一天暮色降臨，才驀然發(fā)現(xiàn)自己早已靈魂出竅而不知安放何處，才痛感“我是誰”的懷疑竟然如此錐心。作為普通讀者，我們也無需鉆研何謂“意大利后工人主義理論”，我們只要知道在今天全世界的知識打工人都被迫發(fā)出第一次的吼聲——“起來，不愿意工作的靈魂！”

作者的理論素養(yǎng)很強，馬克思、黑格爾、海德格爾、薩特、馬爾庫塞、克拉爾、加塔利、德勒茲、博格曼等思想家的理論隨手拈來，而且時有很接地氣的闡釋，不是時風中那種無聊的話語套用。比如在談到海德格爾在1947年發(fā)表的《關于人道主義的書信》“Letter on Humanism” （published 1947）的時候，他沒有糾纏于海德格爾如何針對薩特來討論存在主義和形而上學等問題，而是直接引向了海德格爾已經(jīng)展示了人道主義是如何處于危險之中（277頁）。海德格爾在這封信中說，“……人類針對一切事物，啟動了無休止的計算、規(guī)劃和培育的進程?！刂@些路徑，現(xiàn)代性以一種參與者都未曾察覺的速度，朝著其本質的實現(xiàn)疾馳而去?！保?78-279頁）貝拉爾迪接著說：“這段引文的最后幾句需要加以關注。在說過現(xiàn)代性是對世界進行征服，并將世界降為圖像、最終簡化為一種綜合形式之后，海德格爾得出結論：這一過程以參與者無法認識到的速度發(fā)生?！保?79頁）

實際上，關于“這一過程以參與者無法認識到的速度發(fā)生”在今天的確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議題，“速度”的涵義之豐富、影響之重大，歷史進程中的參與者恐怕很多都難以認識到。尤其是在今天關于人工智能的認識中，“速度”已經(jīng)成為既讓人振奮同時也使人憂慮的關鍵詞。然后，貝拉爾迪繼續(xù)追問“參與者是誰？”的問題。他認為“他們是逐漸失去統(tǒng)治世界的權威的人類，被滲透世界并重新定義世界的自動化取代?！逼鋵嵾@就是今天人們談論的人工智能終將奴役人類的問題，在十幾年前貝拉爾迪就有這樣的預判。最后的結論就是：“人道主義的終極，源于人道主義自身的力量?！保?79頁）

貝拉爾迪告訴我們，在所謂的“意大利紅色雙年”（1968年和1969年）中，“工人和學生們團結起來戰(zhàn)斗”是一句最重要的口號，出現(xiàn)在成千上萬的集會、會議、罷工和示威中；“它們遠遠超出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聯(lián)盟或表面形式的團結。它們是勞動與智力有機整合的標志……”（11頁）光從這句口號的字面上難以讀出這樣重要的涵義。他接著說：“意大利新馬克思主義，通常名之為‘工人主義’，這個思想流派關注的焦點是工人階級斗爭和知識技術轉型之間的關系?！保?1頁）于是，翻過來的下一頁就是“現(xiàn)代知識分子”，也就是今天的知識打工者。

知識分子的命運大體上經(jīng)歷過三次轉折。最初“在過去的資產階級社會的背景下，在現(xiàn)代啟蒙運動領域，知識分子并不是由其所處的社會狀況來定義的，而是作為普世價值體系的代表。啟蒙運動賦予知識分子的角色，是通過行使理性來確立和保障對人權、平等和普世法律的尊重”（12頁）。然后是在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知識分子成為特定歷史信息的代理人，注定要從思想史走向社會階級史?！R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認為自己是歷史過程的工具，旨在創(chuàng)造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共產主義藍圖使理論成為物質力量，知識成為改變世界的工具。只有參與到消滅階級和雇傭勞動的斗爭中時，知識分子才真正成為普遍使命的推動者”（14頁）。到了今天，“隨著教育普及化以及生產的技術和科學變革，知識分子的角色被重新定義：他們不再是一個獨立于生產的階級，也不再是承擔純粹道德和自由認知選擇任務的自由個體，而是成為大眾社會主體，往往成為一般生產過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7頁）。他在前面論述薩特的知識分子理論的時候就已經(jīng)說了：“一旦知識勞動異化為一種直接的生產功能，一旦科學家淪為認知生產機器的工人，一旦詩人淪為廣告這種想象生產機器的文案撰寫者，知識分子便不再承載任何普遍性使命。知識勞動就此淪為資本自主運作過程的一環(huán)?！保?6頁）這三個“淪為”——當然不止這三個——戳穿了知識分子的面紗，尤其是當今天許多人發(fā)出“文科死亡”哀鳴的時候，貝拉爾迪實際上是說既不僅僅是文科的命運問題，科學家也一樣；也不是死亡的問題，只要靈魂愿意工作，面包會有的，只是被“淪為”和被異化。

這個時代的社會心理學與神經(jīng)病專家一直發(fā)出關于抑郁癥蔓延的警告，在貝拉爾迪的研究中提出的概念是“恐慌抑郁綜合癥”。這是我們應該特別注意的一種社會性心理現(xiàn)象。他指出恐慌是心理學家不太了解的一種綜合癥，因為在過去它似乎很少發(fā)生，直到最近才被診斷為一種特殊現(xiàn)象，很難找到其生理和心理原因，而且更難找到有效的療法（120頁）。認真想想，即便我們自認為心理比較健康、尚未出現(xiàn)抑郁癥狀，在某些時候、某種情境中產生過恐慌情緒恐怕也不是太偶然的事情。

究竟什么是恐慌？“恐慌是我們面對自然的無限時的感覺，我們感到不知所措，我們的意識無法接受世界在我們身上產生的無限刺激。”（120頁）那么，應該如何解釋恐慌作為一種綜合癥在我們時代的傳播？貝拉爾迪認為恐慌的傳播有三個背景。第一是充滿競爭的社會背景，“所有的能量都被動員起來以超越他人。生存不再基于做好充分的準備和具備足夠的能力，而是不斷地受到質疑：如果一個人不贏，在幾天或幾個月內，他可能會被淘汰”（121頁）。第二是技術背景，“全球機器節(jié)奏的不斷加速，相對于個體大腦有限的處理能力，網(wǎng)絡空間在不斷擴張”。第三是傳播背景，指的是信息圈的不斷擴張，其中包含競爭和生存所依賴的所有信號（同上）。這種恐慌是廣泛傳播的、幾乎是普遍化的社會綜合癥的個體表現(xiàn)；這是是一種集體恐慌行為，可以產生諸如對移民的非理性攻擊、體育場館中無意義的大規(guī)模暴力等現(xiàn)象。這種恐慌病癥不能通過政治說服或司法鎮(zhèn)壓的手段來糾正，因為它們是由信息圈的過剩、超刺激和無盡的認知壓力引起的社會精神病理學，這是由永久性電擊引起的。（122頁）

從恐慌到抑郁的距離并不遙遠。殘酷的經(jīng)濟競爭是導致抑郁的最大原因。貝拉爾迪指出：“經(jīng)濟競爭成為社會聯(lián)合體的主要心理律令時，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大規(guī)模抑郁的誘因就會出現(xiàn)。實際上，這種情況正在我們眼皮底下發(fā)生?！薄吧鐣睦韺W家已經(jīng)指出，在過去幾十年，由于自由主義思潮盛行，超級資本主義高歌猛進，恐慌和抑郁這兩種病理已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保?20頁）

這是一個全球化和集體性的社會心理毒化時代。貝拉爾迪敏銳地在1977年英格瑪·伯格曼的電影《蛇蛋》中看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德國納粹主義的興起與今天這個毒化時代的真實聯(lián)系。納粹主義的興起就是一個社會空間心理、人際關系網(wǎng)絡與日常生存境遇的全面滲透的過程，伯格曼成功地將異化主題處理為心理痛苦、靈魂的痛苦沉默和無法交流：社會主體被納粹主義轉變?yōu)橐粋€被剝奪了自己的意志、隨時被牽著鼻子走的無定形群體?！拔覀冊谶@部電影中發(fā)現(xiàn)的心理屈服的隱喻，遠遠超出了德國納粹主義的例子：它可以描述其他集體心理污染的過程，如消費主義、電視商品廣告、攻擊行為的產生、宗教原教旨主義和競爭性從眾行為。”（141頁）在二十世紀人類歷史上，這樣的集體心理污染過程難道我們還沒有足夠的了解嗎？

貝拉爾迪說：“孤獨、無意義，這些感覺四處蔓延。隨著資本主義的勝利，人們的時間、生活和情感都屈從于自動化競爭的邪惡節(jié)奏?！保?25頁）說得非常準確。因此，“成規(guī)模地制造不幸，是我們時代的話題”（225頁）。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在關于“自殺”這個話題之中作出的判斷。自殺可能發(fā)生在一個人的隔離小屋，也可能發(fā)生在地鐵站的人群中；“自殺不是對政治動機的回應，而是對痛苦、不幸和絕望的回應。自從資本主義的勝利開始侵蝕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公共生活遭到競爭、速度和攻擊性的入侵，不幸就像森林火災一樣蔓延?，F(xiàn)在，自殺正成為世界各地青年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保?26頁）更為恐怖的是攻擊性自殺，他指出攻擊性自殺在今天“不再是一種罕見的邊緣現(xiàn)象：它已經(jīng)成為當代絕望的傳播表現(xiàn)?！谫Y本主義勝利的時代，世界范圍內的不幸福感的流行病引發(fā)了全球各地的攻擊性自殺浪潮”（222-223頁）?，F(xiàn)在打開國際新聞，這樣的信息多得容易令人麻木，就因為它們已經(jīng)是一種恐怖和殘酷的流行病。

作為一名激進的左翼思想家，貝拉爾迪對資本主義體系以及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批判是極為猛烈的?！艾F(xiàn)代性的終結宣告著我們人文主義遺產的終結。超級資本主義正在從其西方遺產和所謂的‘價值觀’中解放出來，但這揭示了一個可怕的景象：沒有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的遺產，資本主義是一種純粹的、無盡的、非人的暴力政權?！保?71頁）這是在今天必須認真思考的問題，盡管“暴力政權”這個標簽無疑過于簡單化和激進化了。比較可靠的分析是：“新自由主義理論將自由的概念簡化為其形式的、法律的維度，但當代極權主義已經(jīng)鍛造了與政治專制主義不同的鎖鏈：它的統(tǒng)治工具已經(jīng)從政治領域轉移到主體性的技術生產領域，從法人的領域轉移到有生命的身體，轉向靈魂?！薄耙环矫妫伦杂芍髁x旨在消除所有限制競爭動力的法律規(guī)范和社會規(guī)則。另一方面，它希望將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包括醫(yī)療、情感、文化等）轉變?yōu)橐粋€經(jīng)濟空間，那里唯一有效的規(guī)則是服務的日漸絕對私有化背景下的供需法則?！保?67頁）這種極端貪婪、冷酷的供需法則在今天不難看到，而且還不僅僅是在“絕對私有化”背景下才能看到。結果就出現(xiàn)這樣的局面：“每一個政府抉擇、社會倡議、文化形式、教育或創(chuàng)新，都根據(jù)一個獨特的標準來判斷：經(jīng)濟競爭和盈利能力的標準。每一種學科、知識、情感的細微差別，都必須符合那個標準。新自由主義代表了構建經(jīng)濟人的嘗試：一個無法區(qū)分自己利益和經(jīng)濟利益的人類學模式?！保?59-260頁）

經(jīng)濟史學者丹尼爾·斯特德曼·瓊斯（Daniel Stedman Jones）在《宇宙的主宰——哈耶克、弗里德曼與新自由主義的誕生》（Master of the Universe： Hayek Friedman，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 Politic，賈擁民譯，華夏出版社，2014年）中全面描述了跨大西洋新自由主義思想的歷史演變，并且細致描述了新自由主義是如何主宰了英、美的政治生活。他在結論部分寫的第一句話就是“新自由主義改變了英國、美國乃至全球的政治生態(tài)”（《宇宙的主宰》，404頁）。西方左派常常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經(jīng)濟政策是為資本利益說話，而且逐步滲透和支配了政府決策權，但是往往過于在利益動機上做文章。貝拉爾迪把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引向類似經(jīng)濟競爭和盈利能力的標準這樣更為具體的議題，這是合理的。

貝拉爾迪指出：“經(jīng)歷了符號資本主義長久的絕對統(tǒng)治（即經(jīng)濟法則塑造集體想象）之后，社會無意識中形成了獲取性和競爭性的強迫性內核。社會無意識中流轉的迭奏變得僵化、擁堵、好斗和恐懼?！保?82頁）這里提出的在“社會無意識中形成了獲取性和競爭性的強迫性內核”，的確是當下許多社會現(xiàn)象的根源，所謂的“卷”體現(xiàn)在無處不在的強迫性獲取與競爭之中。進而，“對于符號資本主義的絕對統(tǒng)治，沒有政治抵抗的可能，因為符號資本主義的基礎不是外部的東西，既不是國家的軍事暴力，也不是公司的經(jīng)濟虐待：它們被納入了普遍進入集體無意識的病理性迭奏中”（182-183頁）。

那么，說到最后，人類社會還有什么希望嗎？如何讓靈魂不在這樣的工作語境中死亡？貝拉爾迪認為：“也許答案是：我們需要慢下來，最終放棄經(jīng)濟主義的狂熱，共同重新思考‘財富’這個詞的真正含義。財富并不意味著一個人擁有很多東西，而是意味著一個人擁有足夠時間享受大自然和人類合作提供的一切。如果絕大多數(shù)人能夠理解這個基本概念，如果他們能夠從正在使每個人的生活變得貧困的競爭幻覺中解放出來，資本主義的根基就會開始分崩離析?！保?26-227頁）但是，如何才能讓人“慢下來”？在流行的勵志教育中，“慢”能成為一種目標嗎？

在“結語”部分，作者終于要從正面回應“怎么辦？”的問題。

首先是要正視危機的嚴重性。貝拉爾迪為這次不是一場危機，“而是已經(jīng)持續(xù)了五百年的系統(tǒng)的最終崩潰”（289頁）。說是“最終崩潰”，無論是經(jīng)濟學家還是政治學家都會有人不贊成。但是他引述溫和保守派的大衛(wèi)·布魯克斯（David Brooks）說的那句話：“我擔心，我們的運作遠遠超出了我們的經(jīng)濟知識范圍?！边@是對的，“這句話恰中肯綮：全球經(jīng)濟的復雜性遠遠超出了任何知識和可能治理的范圍”（同上）。

其次，他提出要拓寬思考的角度，不應該只從經(jīng)濟角度來看待當前的衰退，而是必須將其視為一個人類學意義上的轉折點，“它將改變世界資源和世界權力的分配?；谠鲩L的模式已經(jīng)深入人心，因為它滲透到日常生活、感知方式、需求體系和消費模式之中。但增長已經(jīng)結束，可能再也不會回來，不僅因為人們再也無力積累的債務，而且因為這個星球的資源已逐漸枯竭，社會認知體系也處在崩潰的邊緣”（290頁）。問題就提到了對增長主義的批判性思考。主流經(jīng)濟話語堅持刺激消費、拉動經(jīng)濟增長、為人們提供更多的就業(yè)機會，但是貝拉爾迪卻認為社會既不需要、也無法提供更多的就業(yè)機會，相反，我們需要大規(guī)模減少工作時間，從社會工廠中解放生命，重新編織社會關系的結構（292頁）。

那么，最簡單也是最關鍵的問題就是，沒有工作或不用工作的人靠什么活下去？貝拉爾迪的回答是：“解除工作和收入之間的綁定關系”（同上）、“每個人都有權獲得生存所需的金額，而工作與此無關”（293頁）。也就是說，不用工作也有收入。這與一些福利國家的生活救濟金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大衛(wèi)·格雷伯提出的具體解決狗屁工作崗位的方法是發(fā)放基本相同的全民基本收入，然后去做自己真正喜歡的、能看到對社會有真正意義的工作。他也明白這一切都建立在一個假定的前提之上：人類會在非強迫的情況下進行工作（《毫無意義的工作》，327頁）。因此他說“本書的主要目的并非提出實際的對策，而是倡導大家去思考和討論真正自由的社會具體會是什么樣的”（同上，332頁）。

可以說，消滅工資制度、發(fā)放全民生活基金、讓人們自由從事能勝任的、有意義的工作，這無疑是一種烏托邦。但無論是格雷伯還是貝拉爾迪，他們都曾經(jīng)走在現(xiàn)實斗爭運動的前列，都不是書齋里的空想家。因此，作為對思想探索的激勵和對人類自由與尊嚴的最終向往，他們的觀點仍然是有思考意義的。比如，貝拉爾迪認為：“工資不是自然給定的，而是社會領域特定文化塑造的產物：將生存與從屬于剝削過程聯(lián)系起來，這是資本主義增長的需要?，F(xiàn)在我們需要讓人們釋放他們的知識、智慧、情感。這是今天的財富，而不是強迫性的無用勞動。除非大多數(shù)人從收入和工作之間的聯(lián)系中解放出來，否則痛苦和戰(zhàn)爭將是社會關系的常態(tài)。”（293頁）這的確是值得思考。

至于對增長主義的反思與批判，更是有著積極的建設性意義。他指出：“在主流政治話語中，克服抑郁意味著重新啟動增長和消費的動力：這就是他們所說的‘復蘇’。但這將是不可能的，因為集體債務無法償還，因為地球無法支持資本主義擴張的新階段。增長經(jīng)濟本身就是毒藥；它不是解藥。”（299頁）法國人類類學家塞爾日·拉圖什（Serge Latouche）也一直在談論作為政治目標的“去增長”，由此也可以發(fā)現(xiàn)從經(jīng)濟學向人類學研究轉換視角之后，對問題的看法會有更多的一致意見。貝拉爾迪說去增長已經(jīng)不是關于未來的方案，而是已經(jīng)在現(xiàn)實中出現(xiàn)的事實（同上）。

最后，他表明了對于未來發(fā)展的審慎態(tài)度：不應期望社會景觀會迅速變化，而應期待新趨勢的緩慢浮現(xiàn)：共同體將放棄崩潰的經(jīng)濟領域；越來越多的個體將放棄尋找工作，轉而開始創(chuàng)建經(jīng)濟之外的生活網(wǎng)絡。他對未來的期待中提到了服務和商品的非私有化將成為可能，但這不會以計劃和統(tǒng)一的方式發(fā)生（301頁）。作為左翼思想家，他認為資本主義不會消失，它將失去的在我們符號化中的普遍范式作用；共產主義則將是擺脫資本主義統(tǒng)治的一種可能的自治方式（302頁）。他用弗洛伊德的話來說明，這樣的社會治療和走向自主性將是一個無盡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