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與休閑的“文明化過程”與……英格蘭議會制度

《追尋興奮：文明化過程中的體育與休閑》，[德]諾貝特·埃利亞斯 / [英]埃里克·鄧寧著，何江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丨世紀文景，2025年4月版，416頁，95.00元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諾貝特·埃利亞斯（Norbert Elias，1897-1990）與他的學生、英國社會學家埃里克·鄧寧（Eric Dunning，1936-2019）合著的《追尋興奮：文明化過程中的體育與休閑》（Quest for Excitement: Sport and Leisure in the Civilizing Process，1986；何江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是體育社會學重要著作。

本書譯者認為，書中文章的研究對象雖然都是摔跤、獵狐、足球、足球流氓、拉格比球之類，如本書主標題所講的“追尋興奮”，但文章的研究主題卻如副標題所示，是關于文明化過程的探討。具體而言這些文章大體上是圍繞兩個論題來展開：其一，參與及觀看體育運動是對興奮的追尋，是對在文明化過程中發(fā)展起來的例行化的工作及生活的應對；其二，體育運動經(jīng)歷了從直接的身體暴力向模擬打斗的轉型，其發(fā)展是與社會整體的文明化狀況緊密相關的。“總的來說，以體育運動為研究對象的這本文集，并不應簡單歸在體育社會學這個研究類別之下，而應視為對‘文明化過程’‘型構’等埃利亞斯社會學理論中的關鍵概念的闡述和擴展?！保ㄗg后記，406-407頁）這一理解是對的，因為埃里克·鄧寧在本書“前言”中就指出這些文章都是埃利亞斯關于文明化過程及國家形成的開創(chuàng)性研究的系統(tǒng)中發(fā)展出來的，是對這一理論及研究體系的例證和補充，也是埃利亞斯所提出的獨特的社會學“型構”及“發(fā)展”取向（figurational anddevelopmental qpproach）的代表（3頁）。

該書是一部主要發(fā)表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晚期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的關于體育運動及休閑研究的論文合集，作者除了諾貝特·埃利亞斯和他的學生、英國萊斯特大學社會學教授埃里克之外，作為第九章的那篇論文是鄧寧和另外兩位合作者撰寫的。在1986年結集出版的時候，收入了鄧寧撰寫的“前言”和埃利亞斯撰寫的“導言”，實際上這是兩篇關于體育社會學的長篇論文。全書共十章，都是原先發(fā)表過的論文，有些在收入本書時作了修訂。這十章的題目分別是：“在休閑中追尋興奮”“業(yè)余時間光譜中的休閑”“作為社會學難題的體育運動生成”“關于體育運動與暴力的論文”“中世紀及現(xiàn)代早期英國的民間足球”“體育運動群體的動態(tài)機制，特別是關于足球”“現(xiàn)代體育運動的動態(tài)機制：對成就—努力以及體育運動的社會意義的討論”“體育運動中的社會紐帶與暴力”“足球比賽中的觀眾暴力：邁向一個社會學的解釋”“體育運動作為男性的保留地：關于男性特質認同及其轉型的社會淵源的討論”。可以看出，這些論文以“體育”和“休閑”為主要線索，從社會學的角度分別對體育運動的興奮來源、業(yè)余時間光譜、足球運動的發(fā)展演變、體育運動中的暴力與社會紐帶、體育運動與男性氣質等議題進行探索性的研究。在研究中，埃利亞斯的經(jīng)典理論“文明化過程”是貫穿在各種研究議題中的核心概念，是“文明化過程”理論對于發(fā)展中的社會學研究領域具有深遠影響的又一重要例證和學術成果。另外可以看到，被稱作體育社會學先驅的埃里克·鄧寧作為埃利亞斯的學生和學術上的重要合作者，他的貢獻也是非常突出的。因此，諾貝特·埃利亞斯在“導言”特別提到“這本書中的一些部分是埃里克·鄧寧和我合作的成果。這一合作持續(xù)了幾年，我很享受?，F(xiàn)在這次合作的成果第一次結集成一本文集，埃里克·鄧寧自己的研究極大地提升了這本合集的質量”（30頁）。

埃里克·鄧寧在本書的“致謝”談到他的老師諾貝特·埃利亞斯給予他的巨大幫助，講到了五六十年代的社會學研究的狀況：“當時，社會學這個研究類別在很大程度上陷于毫無生機的僵局，理論上以功能論的靜態(tài)形式為特征，經(jīng)驗上也是以同樣靜止且乏味的實證主義形式為特征?！保?頁）他在“前言”中繼續(xù)談到了對體育社會學的發(fā)展狀況的看法，在此我們應該簡單回顧一下這個學科的起源。

從起源角度來看，英國學者、社會學創(chuàng)始人之一H.斯賓塞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就探討過體育的教育問題，德國社會學家M.韋伯論述過清教徒對體育運動的興趣，G.齊美爾也曾以體育競賽來揭示人的社會化，并把它視為沖突中的一個統(tǒng)一因素。一般認為在1912年出版《運動社會學》的德國學者H.里塞和在1937年發(fā)表《體育社會學》的美國學者F.羅德是現(xiàn)代體育社會學學科的開拓者，初期的體育社會學側重研究競技、體育團體、大學體育運動、觀眾等問題。二戰(zhàn)之后，美國、波蘭、日本、蘇聯(lián)、芬蘭等國的學者對體育運動進行了系統(tǒng)的社會學研究。1956年羅德等人發(fā)表的《目標──建立一門體育運動社會學》一書被公認為體育社會學的首創(chuàng)性著作。1964年 6月，在國際運動與體育理事會日內瓦工作會議上正式成立國際體育運動社會學委員會，組織舉辦年會、世界性學術討論會以及編輯出版《國際體育社會學評論》等刊物。此后不久，國際體育運動社會學委員會被國際社會學學會接納為會員，標志著體育社會學學科地位的正式確立。另外不能忘記的是，約翰·赫伊津哈的《游戲的人》和托爾斯坦·凡勃侖的《有閑階層理論》就是最早以更普遍的方式思考體育的著作，它們都為體育社會學研究的興起作出了貢獻（https://zh.wikipedia.org/wiki/體育運動學）。

埃里克·鄧寧在該書的“前言”中認為，體育社會學直到相當晚近才被作為一個專門的領域，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早期開始，體育社會學的發(fā)展就不再那么薄弱了。但是就它目前的狀況來看，體育社會學仍然主要是體育教育家們的創(chuàng)造，他們的研究既缺乏對有成效的社會學分析來說所必需的一定程度的疏離，同時還缺乏所謂對社會學中心關懷的“有機”嵌入，即未能從有關體育的研究中展示更廣泛的社會關聯(lián)。因此他說“我確信多數(shù)社會學家都會贊同：到目前為止，體育社會學中的多數(shù)研究不大可能激發(fā)體育教育領域之外的興趣，也不大可能吸引‘主流’社會學家的注意。”（4-5頁）

實際上，在古典社會學的發(fā)展歷程中可以看到一種不斷拓展的、開放的、宏觀的研究視野，例如從杜爾凱姆研究的社會分工、教育、宗教、自殺等到韋伯研究新教精神、工作倫理、世界經(jīng)濟史、統(tǒng)治形態(tài)、世界幾大宗教，從齊美爾開創(chuàng)了沖突論、交換論、符號互動論等研究到埃利亞斯研究文明進程、權力、知識社會學、宮廷禮儀、音樂家莫扎特、體育，可以說明在社會學奠基人的心目中，社會學不應該成為一塊被固化的、越來越“專業(yè)化”的學術園地。以“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為例，正如E.H.卡爾說的：“歷史學變得越來越社會學化，社會學變得越來越歷史學化，這樣對兩者都有更多的益處。讓社會學、歷史學之間的邊界保持更加廣闊的開放態(tài)勢，以便雙向溝通?！保‥.H.卡爾《歷史是什么？》，陳恒譯，商務印書館，2007年，161頁）這種雙向的學科化使學科邊界保持開放性，這是復合型學科的特征與優(yōu)勢。但是，歷史社會學的基本問題意識仍然落腳在社會學問題之上。英國歷史社會學家丹尼斯·史密斯（Dennis Smith）認為，“歷史社會學是對過去進行研究，目的在于探尋社會是如何運作與變遷的?！保ǖつ崴埂な访芩埂稓v史社會學的興起》，周輝榮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4頁）因此從嚴格的學科分類來說，“歷史社會學”仍然被認為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分支。這對于認識體育社會學的學科屬性與研究領域很有啟發(fā)性和參考價值，也是理解埃利亞斯和鄧寧為何堅持把體育社會學視作社會學研究分支的重要參照。

如何更為深入、更有成效地把體育研究與社會學緊密結合起來，正是這部《追尋興奮：文明化過程中的體育與休閑》收入的各篇論文從不同的研究議題所共同指向的目標。如果以“追尋興奮”這個核心概念來描述這種學術探索的過程，也是恰當?shù)摹绨＠麃喫乖诒緯鴮а灾兴v的：“追蹤人們生活于其中的、看起來不言自明的制度的起源及發(fā)展，本身就是一項令人興奮且很有價值做的工作。”（50頁）

埃利亞斯在“導言”和《關于體育運動與暴力的論文》中比較集中地論述了體育運動與十八世紀英格蘭憲政的關系，這是在“文明化過程”中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論題，是把體育運動學與政治制度史研究緊密聯(lián)系起來的重要研究案例。問題是這樣提出的：為什么游戲-比賽的文明化以及通過社會規(guī)則限制針對他人的暴力行為會首先在英格蘭發(fā)展起來？體育運動為什么首先出現(xiàn)在十八世紀英格蘭上層社會？（36頁）埃利亞斯認為，這種相對非暴力類型的體育運動的出現(xiàn)，與社會整體的發(fā)展有關：暴力循環(huán)有所緩和，解決沖突利益或信仰的方式是“允許政府權力的兩個競賽者完全通過非暴力手段，并按照雙方共同商定的、遵守的規(guī)則來解決他們的差異”（39頁）。在這里就呈現(xiàn)出英格蘭議會政體與體育比賽的之間的某種親和力，這種親和不是偶然的，而都是因為在不同領域中出現(xiàn)“文明化過程”而產生的。

在十八世紀的英格蘭，狩獵、拳擊、賽馬和一些球類運動等特定類型的休閑活動具有了體育運動的特征；而“當議會政體在18世紀出現(xiàn)于英格蘭時，其主要要求是：如果在議會的一次重要投票或者整個社會的選舉中失利，政府中的派別或黨派就有遵守議會游戲規(guī)則的要求，準備好將權力移交給對手，而不使用暴力?！保?1頁）因此他指出：“議會制政府的出現(xiàn)，作為英格蘭國家形成過程——具體地說，是國王與有土地的上等階層之間的權力平衡的轉換過程——的一部分，在英格蘭社會的發(fā)展中起到了積極的，而不僅僅是從屬性的作用。如果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為什么體育運動形式的消遣在英格蘭發(fā)展起來了？那么回答時就不能忽略議會制政府的發(fā)展，還有因此或多或少自治的貴族及鄉(xiāng)紳的發(fā)展，這些對體育運動的發(fā)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保?9頁）可以說，英式議會政體與英式體育運動在十八世紀的出現(xiàn)是相互作用的“文明化過程”的結果。

在議會政體的發(fā)展過程中，人們對待使用暴力的態(tài)度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埃利亞斯指出：“議會政體的逐步建立，代表了非常明顯的和緩化的迸發(fā)。這要求更高水平的自我約束。這種自我約束是必要的，只有所有相關組合都堅定地放棄了使用暴力，根據(jù)協(xié)商一致的規(guī)則，自己的對手才可能上臺并享受其果實及權力資源。有產階級相對更暴力且管制不夠得當?shù)南不顒樱F(xiàn)在轉化為了相對不那么暴力且管制得更細致的消遣，這幾乎不是偶然，這些消遣將現(xiàn)代含義賦予了‘體育運動’這個表達。在同一時期，正是這些社會階層開始宣布放棄暴力，并學會了自我約束的強化形式，而這是議會形式的控制，尤其是議會形式的政府輪換所要求的。事實上，議會競爭本身并非完全缺乏體育運動的特征，以言辭為主的議會爭斗也并不缺乏令人享受的緊張-興奮的機會。換句話說， 18世紀英格蘭政體的發(fā)展及其結構，與同一時期英格蘭社會上層消遣活動的體育運動化之間存在很明顯的密切關系?！保?38頁）這段論述把議會政體的建立與體育運動的發(fā)展中共享的節(jié)點講得很清楚：那就是對待使用暴力的態(tài)度和立場。應該說，這就是“文明化過程”中的產物。

說到底，英式議會制度就是要通過遵守大家認同的規(guī)則打破暴力循環(huán)，實現(xiàn)對權力和利益的制衡。既要維持對國家權力的控制，又要防止暴力的行為，就要求認真地權衡和要有妥協(xié)的準備。埃利亞斯指出：“議會政體在18世紀的發(fā)展，是對這類權力平衡的回應，這樣的權力平衡確保了英格蘭國王沒有像法國國王那樣，英格蘭國王永遠不會將上層精英轉化為朝臣，也不會恣意侵犯他們的利益?！⒏裉m傳統(tǒng)的等級會議轉化是制度性的變化，也顯示了英格蘭上等階層人格結構的變化。這種未經(jīng)計劃的發(fā)展，使得英格蘭有土地的上等階層能夠擊敗所有建立君主專制政體的企圖……”（52頁）國王不能把上層精英變?yōu)樽约旱某?，也無法為自己建立君主專制政體，這就是對國王權力的根本性制衡?？纯唇裉烀绹姆N種亂象，實在令人感慨的恰好就是白宮內的“朝臣”現(xiàn)象和總統(tǒng)權力朝向專制化步步邁進的危險。

想起多年前讀過的英國憲法學家阿爾伯特·維恩·戴雪（A. V. Dicey，1835-1922）的名著《英憲精義》（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1885；雷賓南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1年），該書早在1935年就由商務印書館刊行，譯者雷賓南是民國著名翻譯家、教育家，該譯本譯、釋并重，但其用語、行文時有“艱奧、迂曲”之處。前幾年出了新的中譯本，書名改為《英國憲法研究導論》（何永紅譯，商務印書館，2020年9月）。戴雪被認為是英國憲法的編纂者，甚至有現(xiàn)代英國的“Founding Farther”之稱。深受震撼的是他在這部著作中對“英憲”（并非簡單意義上的“憲法”）的闡釋，從中看到自由生成與不成文的“軟精神”在平衡與維護自由、權利與傳統(tǒng)中的巨大力量。這也正是埃利亞斯所強調的英式體育運動與英格蘭議會制度起源的共同點：自由生成的“軟精神”，維護自由與權力的平衡。另外還有英國著名法學家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蘭（Frederic Willian Maitland，1850-1906）的《英格蘭憲政史：梅特蘭專題講義》（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1908；李紅海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12月），即便是對于英格蘭憲政的歷史素無研究，在閱讀中也能了解到自1215年約翰王（John，1166-1216）不得不簽署了《大憲章》（Magna Carta）以來，英格蘭的統(tǒng)治權發(fā)展史就是一部不斷在國王、貴族和議會之間調整配置的歷史。不過，無論是戴雪還是梅特蘭，他們都沒有把十八世紀的英式體育和休閑活動與議會發(fā)展的歷史聯(lián)系起來。

埃利亞斯在論述英國議會和上層社會的時候，經(jīng)常與法國的情況作對比，他指出：“在法國，由于國王的至高無上和統(tǒng)治形式的君主專制，派別之間的分歧及斗爭通常并不被允許公開化。而在英格蘭，議會政體不僅允許對立派別之間公開競賽，而且使得這種公開做法成為必需（necessary）。在議會社會中，社會生存以及最確定的社會成功，都有賴于爭斗的能力．但并不是使用匕首和劍的爭斗，而是運用論證的力量、說服的技能和妥協(xié)的藝術……我們可以看到議會競賽與體育運動競賽之間的親和性。后者也是競爭式的斗爭，紳士們在這里不使用暴力，或者在諸如賽馬或拳擊之類的觀賞型體育運動中，則盡可能地努力消除或緩和暴力。”（53頁）這里再次對何謂“文明化過程”作出了形象的闡釋。這也就看得比較清楚了。有些憲法學家沒有看到或者并不重視體育運動與議會制度的實施與發(fā)展的關系，可能是因為受學科分隔的學術體制的影響，而社會學的傳統(tǒng)如前所述，有利于發(fā)展出更為開闊和跨學科的研究視野。

但是，在把體育運動發(fā)展與議會政治的發(fā)展聯(lián)系起來的時候，埃利亞斯的研究態(tài)度還是比較審慎的。對于歷史發(fā)展的因果關系，他不認為有什么事件是注定（bound）會出現(xiàn)的。對于社會不同領域之間的發(fā)展的關聯(lián)，他認為：“在這個個案中，是上層階級議會式的統(tǒng)治方式與上層階級以體育運動為形式的消遣之間的關聯(lián)，這些關聯(lián)并不具有因果（causal）關聯(lián)的特征?？梢院唵握f，參與了議會派系競賽的和緩化以及更大程度的規(guī)范化的這群人，在其消遣的更大程度的和緩化及規(guī)范化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不能認為在這一個案中，英格蘭古老的上議院及下議院的議會化是原因，而體育運動是它的結果。當體育運動和議會在18世紀出現(xiàn)時，它們既是英格蘭權力結構變化的特征，也是因之前的斗爭而成為統(tǒng)治群體的那個階級的社會慣習同步變化的特征。”（57頁）兩者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但重要的是參與這兩種活動的人基本上是同一個群體，都是處在社會慣習同步變化中的人群，這就是“文明化過程”中的人與社會慣習的相互形塑。

談到體育運動與社會公共領域可能存在的關聯(lián)，可能每個人都會有一些個體經(jīng)驗。我想起在“文革”后期讀中學的時候，曾經(jīng)對一位班主任選擇男生干部的方法印象深刻。與其他老師主要以“根正苗紅”（家庭出身好）和“聽話”“敢于向壞人壞事作斗爭”等標準不同，這位班主任卻選喜歡體育運動、在球場上有威信、最好是隊長之類的男生，只要他的學習成績還可以，那就是他了。后來發(fā)現(xiàn)，讓這樣的男生當“副班長”，配合女生“班長”執(zhí)行老師安排的工作，是很好的搭檔。老師需要的不僅是聽話的學生干部，更需要的是需要其他同學愿意聽他的話的干部，而小伙伴們中間的球隊隊長就是最佳人選，即便在旁人看起來他不是很聽話。而且，永遠聽話的孩子只要有一次不那么聽話，就會被老師批評；而平常不怎么聽話的，只要有一次表現(xiàn)好一些，老師就會大大地表揚，選他做班干部就有示范效應。把這些記憶中的學生政治放在埃利亞斯和鄧寧他們的體育社會學中不僅不違和，而且是一個有意思的微觀論證：體育運動中的競爭與建立威信的過程可以對管理學產生直接的作用和正面的意義。另外還有一個經(jīng)驗也是與我讀中學那個時代有關。盡管“文革”后期的中小學教育很重視體育課，那首“運動員進行曲”整天回響在耳邊，但是關于普世的體育精神卻是從課本上收入的魯迅文章《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才從反面接觸到，老師講解課文的時候總要先解釋什么是“費厄潑賴”，然后才是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忘記老師當時具體怎么解釋的，總之就是體育比賽要守規(guī)矩、要用正當手段之類。問題是，如果今天還在講這篇課文——我想應該沒有了，是否可以講到英國人以體育運動的fair play原則運用于政治黨派之間斗爭和社會生活中去？再后來，在大學二年級學習十九世紀政治史的時候，與“議會道路”并提的必然是“暴力革命”，前者當然是要被徹底批判的對象。

多年前我曾經(jīng)為現(xiàn)代奧運會之父皮埃爾·德·顧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 1863-1937）的侄孫諾佛瑞·德鈉瓦塞爾·德·顧拜旦男爵的《“奧運之父”顧拜旦的一生》（王益群譯，南方日報出版社，2008年5月）寫過一篇序言《學習一種人生哲學》，文中談到了在顧拜旦的奧林匹克理想中，英國紳士的價值觀念與傳統(tǒng)占據(jù)重要的位置；還談到了在他創(chuàng)作的散文詩《體育頌》中充滿的對社會正義與公平的理想，并由此反思體育在國民性格改造中的意義。以上這些個體經(jīng)驗都可以作為體育運動與社會各方面生活的廣泛聯(lián)系的微觀例子，可以說明即便處在非常特殊的時代語境中，體育作為人類生活的基本生活必然要在埃利亞斯所講的“人作為個體”與“人作為社會”之間的互動中發(fā)揮重要作用。

在近代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內容中，埃利亞斯反復論述的英格蘭議會政體是一個重要的對象。1876年出任大清國駐英國公使的郭嵩燾（1818-1891）很有可能是在近代史上最早認真考察了英國議會制度的中國人。他在光緒四年（1878年）二月三十日應邀赴下議院聽會，回來后在當天日記中記錄了會議上議員相互詰問辯駁的情形（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岳麓出版社，1984年11月，159-160頁）。在十一月十六日的日記中更是談到了新聞與議會的議論、辯駁情況：“西洋一切情事，皆著之新報。議論得失，互相駁辨，皆資新報傳布。執(zhí)政亦稍據(jù)其所言自由之得失以資考證，而行止一由所隸衙門處分，不以人言為進退也。所行或有違忤，議院群起攻之，則亦無以自立，故無敢有恣意妄為者。當事任其成敗，而議論是非則一付之公論?！保ㄍ蠒?01-402頁）在十二月十四日的日記中又寫著：“兩黨之勢既定，議論同異，相持不下。大率當國者議論行事足以相服，則亦轉而從之。其初各以其黨持議，幾于一成而不可易。蓋軍國大事一歸議院，隨聲附和，并為一談，則弊滋并多。故自二百年前即設為朝黨、野黨，使各以所見相持爭勝，而因劑之以平，其由來亦久矣?！保?29頁）是月十八日又記：“自始設立議政院，即分同、異二黨，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駁，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間迭起以爭勝?！腊灿袩o政治教化而能成風俗者哉？西洋一隅為天地之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保?34頁）以上所引，恰可與埃利亞斯的論述相印證，而且他最后提到的教化、風俗和精英問題，也和埃利亞斯的“文明化過程”相聯(lián)系。郭嵩燾回國后，把倫敦日記整理為《使西日記》印行，卻激起滿朝官員的公憤，以致“奉旨毀板”。他本人亦不再被起用，直至光緒十七年（1891年）病卒。郭嵩燾生活的年代當然難以容下他對在英國所見所聞的思考與傳播，但是歷史的回音并沒有隨著“毀板”而消失。

最后要回到一個問題：在當今的全球化世界中，政治制度與體育運動相契合的那種“文明化過程”還能朝著進步的方向發(fā)展嗎？鄧寧在“前言”中說過，埃利亞斯的文明化過程理論有時候會被詮釋為指稱一個簡單的、單線的、進步的且不可逆的趨勢，他當然不同意這樣的看法（23頁）。埃利亞斯自己在“導言”中提醒我們要警惕這樣一種情況：“文明化過程和其他在特定方向上的社會變化序列一樣，可以倒擋后退。文明化過程可能會跟隨‘去文明化’的過程，甚至可能朝著相反方向的迸發(fā)。”（64頁）他以假設的論述方法描繪了一面我們今天已經(jīng)不會太陌生的社會鏡像：“如果部分人口穩(wěn)定的自我控制能力減弱了，如果暴力經(jīng)由自我升級循環(huán)使人們避免實施暴力行為的意識衰退了，那么議會政府也會衰弱。如果人口的不同部分之間的敵意及仇恨上升到一定水平，按照既定規(guī)則進行的和平的政府輪換，也就不再能夠正常進行?！保?6-77頁）

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學家真的沒有理由忽視研究體育運動所具有的社會學意義；而從事議會制度研究的學者也應該從體育社會學研究中獲得有效的觀察角度和思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