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復古為解放? 求學術之思想

本文為中華書局副總編輯俞國林9月13日在上海大學清民詩文研究中心主辦的“近三百年文學與文獻學術研討會”上的發(fā)言。

俞國林在會議現(xiàn)場發(fā)言

尊敬的寅彭先生、各位同道、主持人：

大家上午好！

很榮幸參加上海大學清民詩文研究中心主辦的“近三百年文學與文獻研討會”。記得六月十三日，培軍兄發(fā)來研討會邀請函，問我可否參加。對此議題，很感興趣，當時即回復說，屆時只要沒有上級安排任務，必來。

現(xiàn)在從事出版工作，要專門抽出一整段時間，認真思考一個問題，從而撰寫一篇像樣的文字，極難極難！——但是，為了今天的會議，我還是以多年來陸續(xù)收集了若干資料，準備梳理清華國學院導師與助教合影的一些細節(jié)。

八月二十九日，與培軍兄微信，問會議議程。九月七日，培軍兄示下，命我開幕式“致辭”，并評議會議文章一篇。由于正在審定兩篇匯報文稿，以及整理四篇本月中下旬需要匯報的會議文字，于是求減免評議，得到俯允。之所以這么說，我覺得有三層原因：

從議程的安排而言：今天的會議，沒有校方、院方、系方領導出席并講話，純粹是學術的交流。寅彭先生代表高校，我則忝為媒體出版界代表，三個半天，二十四篇文章，切蹉交流，學誼情誼，融匯互通。這是第一層原因。

從人員的組成而言：共三十一位參會，其中二十位來自高校，一位圖書館研究員，十位來自媒體出版，非高校人員占三之一強，這是由高校組織的學術研討會極為少見的現(xiàn)象。學術研究的成果，終是要通過媒體出版來刊布，而從事媒體出版的人員更需要進入高校學者的研究領域，此可謂互補。換言之，在今天的媒體出版界，也有一支學術力量。這是第二層原因。

從主題的設置而言：首先，“近三百年”是時間概念，即將中國十七、十八、十九三個世紀以迄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這一歷史時代作為一個獨立單元，首創(chuàng)者雖不是梁任公（王鐘麒一九〇六年在《申報》連載《近三百年學術變遷大勢論》，參見李文昌、林存陽《“近三百年”歷史敘事：民國學者的清史書寫》），但確是經(jīng)梁任公使用而固定為一個“專有名詞”。簡單梳理一下幾個時間點：①梁任公一九〇四年刊出《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八、九章，“起明亡以迄今日”，題作《近世之學術》；②一九二〇年作《清代學術概論》，其后有《清初五大師學術梗概》、《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近代學風之地理的分布》、《清代政治與學術之交互的影響》諸文；③一九二二年申報館為紀念創(chuàng)刊五十周年，推出“最近五十年”系列，梁任公撰《五十年來中國進化概論》；④一九二二年秋冬，梁任公在東南大學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⑤一九二三年暑期，在南開學校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概略》；⑥九月，在清華學校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概略》的開篇，梁任公明確了“近三百年”的特指：

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經(jīng)開清學的先河；民國的十來年，也可以算清學的結束和蛻化。把最近三百年認做學術史上一個時代的單位，似還適當，所以定名為《近三百年學術概略》。

梁任公從中國學術思想史演進之脈絡，將“近三百年”作為一個歷史“時代單位”，從多角度對明清之際到撰寫該書之時的學術思潮作全面分析。此后，如顧頡剛《近三百年思想史》（1928，課）、沙孟海《近三百年的書學》（1930）、蔣維喬《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1932）、陳安仁《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概論》（1934）、陳汝衡《近三百年中國民族思想之消長》（1934）、許造時《中國近三百年歲計表》（1936）、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937）、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1962）、來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譜知見錄》（1983）等學者相繼沿用“近三百年”命名自己的著作。所以說，今天會議主題“近三百年”的概念，也是沿用的，而不是以今天的時間點上推的。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其次，“文學與文獻”是研討的范疇，猶以“文獻”為基礎?！敖倌辍遍g，起始也由王學之反動而入乾嘉之樸學，“考證學”因此而盛；復由西學之東漸而興思想之啟蒙，“今文學”由此而起。我們以今天的位置審視“近三百年”，與站在一百年前的坐標回望“近三百年”，同其所同，異其所異。

今天的學者，一盤（移動硬盤）在案，一網(wǎng)（互聯(lián)網(wǎng)）在線，基礎文獻，鼠標一點，紛至沓來。同時，稿本珍本的挖掘，日記書信的公布，發(fā)現(xiàn)了以訛傳訛的原因和流變，鏈接了歷史事件的過程與脈絡，若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里的“實證”與“冥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里的“天地之故”與“人地之故”、書信里的“夫君”與“家君”，一字之異同，都曾引起相應的論述。若非盧弼友朋書札專場拍賣的出現(xiàn)（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2017迎春拍賣會“見字如面——盧弼友朋信札專場”），盧慎之之迂憨，錢默存之挪揄，誰又能知道？——當然，這也涉及書信、日記具有私密性文獻的公布尺度問題。

今年是清華國學院成立一百周年。有一張國學院導師的合影，流傳很廣。這張合影，因著不同的著錄，引出三個問題：（一）中間站立的是陸維釗還是趙萬里？這個已經(jīng)解決（參見孟凡茂《陸維釗在清華國學院的任職時間考》、馮象《其志甚壯，其言甚哀》）。（二）拍攝的是全身照還是半身照？一九二六年《清華學報》刊出的是半身照，一九二七年《清華學校研究院同學錄》收入的是全身照，可知用的是同一底片。（三）什么時候拍攝的？根據(jù)趙元任日記，知是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日拍攝，二〇一九年二月十四日曾發(fā)朋友圈，近來更是細化了上述三個問題論述的文獻依據(jù)。這是第三層原因?！琛爸罗o”機會，將本擬寫成札記充當會議論文的結論，宣讀一番。

前排左起：李濟、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后排左起：章昭煌、趙萬里、梁廷燦（1925年12月10日）

今日之世，文獻層出不窮，“河出圖，洛出書”，甚至有點兒“想什么來什么”的境況，所以，對于文獻真?zhèn)蔚目急?，都是切不能少的。文獻的校訂與研究，哪怕只是一個字、一個句讀的校正，或一種新版本、一部新著作的發(fā)現(xiàn)，但只要能解決之前未知、未定或可以作別解、作重說的，那就是文獻研究工作最大之意義。

梁任公說：“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xiàn)象，則其形質(zhì)也。故欲覘其國文野強弱之程度如何，必于學術思想焉求之。”縱觀任公前后之論述，其好言“變遷”，好言“蛻變”，好言“變遷蛻變”之學術思想。

梁任公從清末走進民國，其所經(jīng)歷，政治與學術之交互的影響，殆有與清初時代相仿佛者，故其亦好言“清初五大師”（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顏習齋、朱舜水）。他說：

這五位大師所處的時代情形，的確有許多和現(xiàn)代相同的地方。他們都是生于亂世，自己造成一派學說，想來引導當世的人。那末，就很像現(xiàn)在的中國，一方面國事紊亂到極點，一方面有一般人講這個主義，談那個學說，都是“異代同符”的。

這種“異代同符”的經(jīng)歷，使得梁任公在敘述前一段歷史，用了“近三百年”這么一個“時代”概念，跳出了“斷代”表達的束縛，蓋審視歷史之發(fā)展，既要溯其“源”，更要知其“流”，這就是求學術之思想。

雖然，學術之風尚可能因時轉(zhuǎn)移，但學術為當代服務之精神，在歷史敘事中發(fā)現(xiàn)當下、服務現(xiàn)實，文獻研究“以復古為解放”之目標，貫通古今，經(jīng)世致用，是我們應該堅持的。這種以文獻為基礎之堅持，即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有九分材料不說十分話。梁任公論研究者所當秉持之態(tài)度，“斷不容以己意絲毫增減古人之妍丑，尤不容以名實不相副之解釋，致讀者起幻蔽”（《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章《研究法及本書研究之范圍》）。上海大學清民詩文研究中心成立二十馀年，致力于編纂、校訂“近三百年”來的重要文學文獻，引領并推動了學術的發(fā)展，所謂以“求真的精神，客觀的態(tài)度，豐富的史料，博洽的論辯”（顧頡剛語），求得歷史之真實。

預?！敖倌晡膶W與文獻學術研討會”取得圓滿成功。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