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元談歷史時間與荊軻刺秦

李開元（章靜繪）

今夏，秦漢史家李開元先后推出兩本新著——《司馬遷來到B大歷史系》（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5年7月出版）與《刺秦：重新認識秦王朝》（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5年8月出版，以下簡稱《刺秦》）。前者是李開元的隨筆，有小說、詩歌、散文、劇本等不同類型的作品。后者系《秦謎：重新發(fā)現(xiàn)秦始皇》一書的姊妹篇，李開元繼續(xù)深讀《史記》，從歷史記述之幽微處抽絲剝繭，重新發(fā)掘荊軻刺秦王這一經(jīng)典故事，對其中秦漢史諸問題展開論述。特別的是，《司馬遷來到B大歷史系》中有兩篇談“歷史時間”的文章，涉及對“歷史是什么”的思考，而李開元在《刺秦》中由“如果荊軻殺了秦王”這一歷史假設深入他的“偵探”之旅，那么，“如果荊軻殺了秦王”這一假設在李開元的“歷史時間”之中嗎？如何從歷史假設推理出的敘述中重新認識秦王朝？這即是這篇專訪的起點。

作為讀者，我以為在解碼刺秦的故事中能發(fā)現(xiàn)夏無且是“荊軻刺秦”這個故事的口述者，特別妙。而能揭示這一點在于您發(fā)現(xiàn)了《史記》中第二處關(guān)于夏無且的記載。那么，這一發(fā)現(xiàn)是出于偶然嗎？或者說，司馬遷面對不同的材料、不同版本的傳說，他記《史記》時是否有意識地對這些信息進行呈現(xiàn)或交代？

李開元：我們今天寫作會明確地說是根據(jù)什么史料來寫，把它交代得清清楚楚。司馬遷作《史記》時并不是這樣。他用了一些戰(zhàn)國時期流傳的材料，還有一些他聽到的故事，他把這些籠統(tǒng)地合在一起，并沒有告訴讀者他具體是怎么做的。也正因為這樣，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待解的謎題，使我們能夠重新偵查，有機會重新發(fā)現(xiàn)夏無且。

在荊軻刺秦王的故事中，夏無且出現(xiàn)了兩次——第一次是在荊軻刺秦的現(xiàn)場，他用藥箱去打荊軻，沒中；第二次是事后秦王特別表揚他，說要賞賜他。這個細節(jié)一直以來都不太被重視，實際上我也不是第一個注意到夏無且的人，顧頡剛先生就覺得這個人物很有意思，與荊軻刺秦的故事關(guān)系密切?！妒酚洝分嘘P(guān)于夏無且的第二處記載是在《刺客列傳》的“太史公曰”中，司馬遷在這里感慨說：世間流傳一種謠言，說荊軻把秦王刺傷了，這是靠不住的。因為夏醫(yī)生（即夏無且）在場，夏說沒有刺傷，夏又把這個事情講給公孫季公、董生聽，他們兩人又講給我（司馬談，司馬遷的父親）聽。所以，司馬遷在這里把這個事情的前后講了一遍。這就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推想的空間。

為什么以前很少有人關(guān)注這個問題，是因為我們往往覺得秦漢之間隔得很遠，沒有注意到夏醫(yī)生是生活在秦漢兩個時代的人。事實上秦始皇死了三年之后，秦朝就滅亡了，又過了五年漢朝就建立了。夏無且一直活到西漢初年，我們可以推想，他在西漢繼續(xù)做醫(yī)生的時候可能會講這個故事，這樣一來，荊軻刺秦這個故事的流傳脈絡就清楚了。

荊軻刺秦王的故事之所以精彩，是因為里面有很多口語和動作的成分，精彩到讓人覺得難以相信，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先生根據(jù)故事中的口語和動作的記載認為，這更像一出戲劇。他覺得是司馬遷去看戲，看戲的時候把它記了下來。這些在書中，我都有談到。我只是進一步修正說，夏無且作為刺秦故事的在場者，他后來口述了這個故事，故事中的口語和動作，都是他在場的耳聞目見，所以形成了這么一個文本。

《刺秦：重新認識秦王朝》，李開元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紀文景2025年8月出版

如果沒有《刺客列傳》“太史公曰”這一段，“夏無且是刺秦故事的口述者”還能成立嗎？是否還有別的依據(jù)能證明這一點？

李開元：如果沒有這一段，可能就是一半成立。

如果仔細解讀荊軻刺秦的文本，一方面，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夏無且兩次出現(xiàn)。另外，還可注意到文本中的講述是基于醫(yī)生的眼光。荊軻刺秦是如何刺的？故事說荊軻左手抓衣袖，右手持刀刺過去，沒刺到，秦王拔出劍后，首先砍斷了荊軻的左大腿，總共砍了八刀，這些都是醫(yī)生的眼光。因為醫(yī)生要驗傷，他就記得很清楚，都是很獨特的視角。如果我們以很專業(yè)的眼光來看的話，可以看出來夏無且在這個故事中非同尋常，但是無法證明刺秦的故事是基于夏的口述。

關(guān)于秦始皇的相貌性格，您認為他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精力智力超凡，總之形象是比較完美的。您在書中闡明秦王猥瑣、陰鷙的形象其實來自范蠡說勾踐的相貌性格，并簡單提及這與漢文帝時期的方士有關(guān)。這里可以展開談談嗎？

李開元：以前帝王的相貌是忌諱，不能講。而《史記》中有一段尉繚子見秦王的故事，專門說了秦王的相貌性格，但那個話很奇怪。尉繚子說秦王不可交，因為他“蜂準，長目，鷙鳥膺”，就是說鼻子如同野蜂，長眼睛，胸部如同猛禽，向前突出，說這種相貌的人有求于你的時候，他會低聲下氣，一旦他得意了就把你吃了，所以他堅決要走。這是有關(guān)秦始皇相貌性格的唯一的記載。

但分析這個故事之后，我認為是靠不住的。司馬遷作《史記》時會選一些他聽到的故事放進來，有的是有根據(jù)的，有的就有問題。尉繚子見秦王的故事來自古代的相面術(shù)。大概從春秋戰(zhàn)國時代一直到東漢，相面術(shù)都很流行——就是根據(jù)性格來推相貌，或者根據(jù)相貌來推性格，各有相應的類型。尉繚子說秦王的面相就屬于當時相面術(shù)的一種類型，猛禽相貌約等于忍者或者狠人性格，一個典型代表就是勾踐。

范蠡文種輔助勾踐成功以后，范蠡就告訴文種，說我準備走了，這就說到了勾踐的相貌屬于猛禽相，可以共患難，不可共富貴，你不走就會被他殺了。文種的結(jié)局果然被范蠡說中了。所以，尉繚子對秦王相貌的描述，其實也是相面術(shù)的一種相似類型。而且，仔細研究尉繚子這個人，他根本不可能見過秦王。所以，這個故事可能是后來人的添加，并非出自司馬遷的記載。

在荊軻刺秦的故事中，我們看不到秦王的相貌，但可以推想他的體魄，應該是很敏捷、健碩的。他跪坐案前，面對荊軻的刺過來的劍，他可以一下跳起躲避，荊軻還追不上他，說明他腰腿力量都很強，絕無大腹便便的累贅。再考慮到他的父親是秦國王子、母親是趙國的舞蹈演員，這樣的基因組合，正常情況下，應當不會差。

秦始皇年輕時曾經(jīng)受過很多委屈，但功成之后，沒有無辜誅殺過任何一位功臣，這說明他性格比較沉穩(wěn)寬容，并不因猜忌而亂殺人，他的相貌不應該是勾踐這個類型。那更接近的是誰呢？我認為是東漢的光武帝，他不誅殺功臣，性格沉穩(wěn)寬容。如果我們也從相面術(shù)的角度從性格推想相貌的話，秦始皇應當與光武帝屬于同一龍相類型，“虎口日角，大目隆鼻”，也就是有力的大嘴，前額隆起，大眼睛高鼻梁。古代類書《太平御覽》中有這樣一條材料。當然，這也是基于相面術(shù)的推想，真相還埋藏在秦始皇陵下面，留待將來。

那么，對于秦始皇相貌的這種曲解是如何形成的呢？是因為秦漢更替而對其的抹黑嗎？

李開元：有這個原因，但時間比較晚。

漢初，劉邦對秦始皇是非常尊重的。劉邦對以前的帝王，比如說各國的國王，包括信陵君都很尊重。他還曾拜祭秦始皇陵，為他設置的守墓專業(yè)戶最多。為什么如此？因為最初劉邦他們覺得漢是繼承了秦的，劉邦是以秦為根據(jù)地統(tǒng)一天下的。但文帝晚年的時候就出現(xiàn)了改制的動向，從賈誼開始。他們認為，我們不是秦的繼承者，而是革命者，于是鼓吹改制的方士們制造了很多輿論，編造了很多故事，包括秦始皇的相貌。這點我還沒有找到直接證據(jù)，但是覺得最可能是在這個時候。當然，文帝時并沒有成功實現(xiàn)改制，到漢武帝時最終實現(xiàn)了改制。所以，方士在這方面的努力是經(jīng)過一段時間完成的。

另一方面是司馬遷的態(tài)度。司馬遷是秦國人，他祖上曾是秦國很重要的官吏，他對秦是有感情的，評價也比較客觀。他對秦始皇有很多批評，認為統(tǒng)一天下是偉大的事業(yè)，而統(tǒng)一以后繼續(xù)對外擴張，勞民傷財，這是秦亡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漢書》的作者班固可不同。班固是楚國人。楚國被秦滅亡以后，把他們強制遷徙到了山西北部去，他對秦是有家仇國恨的，所以包括像秦始皇是呂不韋的私生子這樣的說法，都是從班固開始的。

我們今天看到的《史記》不是司馬遷的原著，而是在流傳過程中被摻入了很多東西之后的版本，而其中的“加工者”就有班家。因為《史記》比較特殊，長期以來是禁書，不許在外面流傳，直到東漢末年以后，才開始公開。所以，在秦漢簡大量出土的今天，我們從來沒有出土過《史記》。

回到刺秦的故事。李斯入獄后為自己請功擺好時，為什么沒有把他最重要的三件功績列上去，您是怎么思考這個問題的？

李開元：以前大家都沒有注意到，李斯在獄中上書的時候為自己評功擺好——這個材料來源比較清楚，因為《史記》里有這個事兒，出土的《趙正書》里也有這個事情，兩相比照，就發(fā)現(xiàn)司馬遷把《趙正書》里最常識性的錯誤都改了。所以我們就有個推論：司馬遷是看過《趙正書》的，他選取了這個故事，修改后放進《史記》中。

我對李斯的評價很差，我覺得他是秦亡的三大罪魁禍首，另外兩個是趙高和胡亥。李斯的品質(zhì)極壞，完全不講道德，只講利益，所以他的每一個行動都是站在自身的利益上出發(fā)。廢封建行郡縣這個事兒，所有的大臣都認為在邊疆應該實行雙軌制，而李斯看準了秦始皇不愿意放棄任何一點點權(quán)力，所以獨排眾議堅持要行郡縣，就像他看準秦二世既想治國又想享樂的心思，所以設計一個萬全其美之策一樣。這個人非常利己，只看重自己的利益。

李斯為自己評功擺好所列舉的幾件事，我們仔細看，大部分都不是他的功勞而是秦的國策，還有他瞎說的，比如打匈奴，他本是反對的，現(xiàn)在說成支持。而他最光彩的事情——主張廢封建，徹底地行郡縣，這是他獨排眾議實現(xiàn)的，卻絕口不提。為什么？我想這個人很聰明，他已經(jīng)明白郡縣制引起了秦國極大的問題，這是秦速亡的一個原因。然后，他主張焚書，引起文人的集體反抗，他也不提?！吨G逐客書》他也沒有提，因為《諫逐客書》涉及他對秦國貴族的抵制和排斥。所以說，他之所以沒有提，是因為他可能已經(jīng)意識到這三件事提出來就是錯誤。

順便提一句，最近，也有學者懷疑李斯獄中上書不是他自己寫的，可能是漢朝人偽造的。不過，在質(zhì)疑舊說而沒有新說建立的情況下，沿用舊說依然是一種較優(yōu)的選擇。

在秦的外戚斗爭中，秦始皇是什么樣的角色？

李開元：秦始皇從一開始就直接受到三種勢力：一個是楚系，這是最強大的，從宣太后到華陽太后，一直到昌平君；另一個是韓系，來自他的親祖母；還有一個即趙系，來自他的母親，嫪毐就屬于這一系。對于這三系勢力，秦始皇最早清除的是韓系外戚，從打擊異母弟成蟜入手，最大的功臣是嫪毐，背后的支持者是秦始皇的母親趙姬，嫪毐由此就膨脹起來了。在秦始皇正式繼位的時候，發(fā)生了嫪毐之亂，鎮(zhèn)壓嫪毐之亂后，趙系勢力被清除。如此一來，楚系一家獨大，等華陽太后去世以后，秦始皇就利用這個機會把楚系勢力排除在外。

在清除外戚勢力的斗爭中，秦始皇清除韓系外戚勢力，借助趙系外戚勢力，主要是借助母親帝太后和嫪毐的力量。清除趙系外戚勢力，借助楚系外戚勢力，主要是養(yǎng)祖母華陽太后和昌平君的力量。華陽太后去世后，將昌平君免相，排斥所有的外戚和王族，重用如同蒙氏家族和李斯趙高這樣的賢人，實現(xiàn)了國君個人專權(quán)。

《諫逐客書》就是講要任人唯賢，不要用任何親信，包括貴族、王族、后族，但這些本就是秦國政權(quán)穩(wěn)定幾百年最重要的因素。排斥了這些人之后，如同李斯、趙高這樣的無德賢人就逐漸冒出來了，他們當然有才，但是會無序野蠻膨脹，甚至取代你。所以，應該是親賢并用，用親族以穩(wěn)定組織，用賢才以開拓進取。因此，到了西漢初年，劉邦實行的是雙軌制，明確提出親和賢并用，封建和郡縣并行，這樣他才能夠有一個穩(wěn)定的基礎(chǔ)，才能夠延續(xù)。

《司馬遷來到B大歷史系》，李開元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25年7月出版

《司馬遷來到B大歷史系》中有兩篇關(guān)于歷史時間的文章，這是您什么時期的思考？

李開元：二十年前。那時候我有一個夢，準備寫一本《歷史學原理》。因為我喜歡哲學，喜歡羅素，看了羅素的《數(shù)學原理》很佩服，就想寫本書把歷史學究竟是什么講清楚。我做了很多嘗試，比如從光學的角度，從信息論的角度解讀，后來都失敗了。之所以失敗，有一個原因是找不到表現(xiàn)思想的形式。有些問題已經(jīng)考慮過了，但找不到表現(xiàn)的形式，論文這種形式肯定不行。于是就嘗試以最調(diào)侃的語調(diào)、最不正經(jīng)的形式來闡述一下我當時是怎么想的。前后寫了五篇文章，投給《讀書》，《讀書》不接受，我也不打算改，就這樣擱下了。

這五篇里就有談歷史時間的文章，一篇是《開源巴赫猜想：說歷史學時間》，一篇是《千禧年在何年：說歷史學時間的虛擬起點》。我覺得歷史學的時間跟我們平時理解的時間不同。我們現(xiàn)在習慣以為時間是客觀的，方向是過去—現(xiàn)在—未來。實際上并非如此，時間是一種人為設定的觀念。歷史學研究的是過去的事情，時間成了歷史學的基本要素。不過，歷史學者用了一種和一般人不一樣的時間觀：現(xiàn)在—過去方向的時間。就像考古的地層一樣，我們站在現(xiàn)在的時間點去挖，先看到民國，然后是清代、明代……從現(xiàn)在到過去，倒序去挖去看。不過，從現(xiàn)在到過去進入歷史后，必須確定一個觀察點，然后再順著從過去到現(xiàn)在的方向重新觀察和書寫歷史。比如我們研究秦朝，首先從現(xiàn)在出發(fā)，倒過去進入兩千年前的秦朝。進入秦朝后，選定某一起點（虛擬時間點），比如秦王政即位的前246年，然后從這個時間點，再順序來觀察和書寫秦國的歷史，從秦王政到秦始皇到秦二世——從過去到現(xiàn)在。

所以說，歷史學家所使用的時間觀是很奇特的，是從現(xiàn)在回到過去以后，又從過去到現(xiàn)在重來。我們以前沒有認識到這個問題。這種從現(xiàn)在到過去，又從過去到現(xiàn)在的認識方式，可能是歷史學獨有的？當然，這種探討，一般人覺得太抽象不好理解，歷史學家也多不關(guān)心，難得你關(guān)心到這個問題，我就多說兩句。

如何在這個時間理論上理解歷史假設？

李開元：從歷史學時間觀的角度看，假設就是一個虛擬時間點的選擇問題。為什么說歷史可以假設？以荊軻刺秦王來說，就在于我選取什么樣的觀察點。如果我選的觀察點在荊軻刺秦以前，他就可能失敗，也可能把秦王殺死，這就自然會引出如果荊軻刺死了秦王，歷史會如何演變的歷史假設了。如果選擇的觀察點在荊軻刺秦完成以后，那么就只能接受荊軻刺秦王失敗，進而再做分析。

一般而言，假設是人類的一個基本思維方式。假設就相當于我們語言里面的“如果”?？茖W研究多是從假設開始，先假設再證明，我認為在歷史學里完全可以假設。當然，假設分有價值的假設和沒有價值的假設。我在《刺秦》里做的不是反事實的假設，而是在假設里找到一些真事實。以荊軻刺秦來說，太子丹的預定方案——首選是挾持秦王以實現(xiàn)他們的訴求；其次才是刺死秦王。那么，我們在這個歷史時間上假設如果當時執(zhí)行了第二套方案，那么，刺死秦王會發(fā)生什么？對此太子丹有預言：“大將在外”，我分析是指王翦帶著大軍在外面，“內(nèi)有內(nèi)亂”，那么從外戚的線索看，就是昌平君等楚系人物登場。這樣歷史就活了，這個假設就是有價值的假設。

不同于大多數(shù)歷史學者，您在很多其他領(lǐng)域進行了史學的實踐，比如電影、舞劇等等，跟不同領(lǐng)域的人接觸，您對歷史有什么新思考？

李開元：領(lǐng)域和領(lǐng)域不一樣，碰撞給了我很多啟發(fā)。比如，我在書中提到“王負劍”的問題，就是電影導演陸川在拍電影的時候，他深入歷史現(xiàn)場，他要復原當時的場景，就提出了這個問題。這個問題，過去做歷史研究的人多沒有關(guān)注到。這個事兒提醒我去思考，想去解決這個問題。深入追究下去的結(jié)果，得到了文物專家孫機先生的精準解答，他有一篇很著名的論文講古代中國的佩劍法，叫做璏式佩劍法，完美地解釋了“王負劍”。

這給我們的提示是，歷史學者不要把自己局限在書齋里，那容易把自己禁錮在一些固化的框框里，看不見活生生的歷史。我們的歷史遺產(chǎn)有各種各樣的功用。它是一種學術(shù)資源，可以供專家去研究，它也是一種教育的資源、旅游的資源，甚至是一種娛樂的資源，這不是誰能獨占的東西。深入到歷史資源的不同使用領(lǐng)域中，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啟發(fā)和提示。

由此引申出來的另一個課題是，歷史學的定義，可能需要重新修正。近百年來受科學主義的影響，我們習慣于接受問題研究才是歷史學，歷史研究就是寫論文。而近代以前的歷史學，都是敘事的。如今的歷史學，放棄了敘事，研究一邊倒。這就引發(fā)了一個問題，歷史由誰來寫？這就出現(xiàn)了一個巨大的空白。很長一段時間是媒體人寫歷史，愛好者寫歷史，歷史學家又不滿意，很矛盾。

我寫《司馬遷來到B大歷史系》，用了文化寓言的形式，想要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呼吁恢復歷史學的敘事傳統(tǒng)，“為歷史學收復失地”。研究和敘事，是承載歷史學的兩個車輪，歷史學既要研究也要敘事，既要追求真也要追求美，在深入研究的基礎(chǔ)上生動地把歷史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