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學術史文獻叢刊：初集》，林存陽、戚學民、雷平 主編，廣陵書社，2025年10月版，26500.00元
2025年10月，由著名清學史家陳祖武、周積明二位先生指導，林存陽、戚學民、雷平三位學者策劃，廣陵書社統(tǒng)籌、出版的《清代學術史文獻叢刊》（第一集）（以下簡稱《叢刊》）與讀者見面了，這套以學案體為主軸的清代學術史文獻，反映了有清一代近三百年學術史的研究狀況、特質、學派、地域分布及其對清代學術文化總結評判等內容，不僅有助于深化學案體學術史的研究，而且也為當代學術史編纂提供體例借鑒，從而起到資料保存、輯錄與檢索的作用，推進了清代學術史研究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
一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學術史。所謂學術史，顧名思義，就是研究每一個時代的學術思想、學術成果、學術制度及其衍化的歷史。學術史不僅是學術知識積累的疊加，更是注重梳理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學術流派的演變脈絡、內在邏輯及影響因素，事實上是對學術如何產(chǎn)生、如何形成體系，又如何呈現(xiàn)不同時代學術風貌的歷史反思。
眾所周知，在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學術史著作誕生于先秦時期。如《莊子·天下篇》便是中國最早系統(tǒng)梳理與總結先秦諸子百家（如墨家、儒家、名家等）的學說特點與源流，雖然篇幅不長，但是開創(chuàng)了學術史論述的先河?！盾髯印返摹斗鞘印芬彩菍Ξ敃r學術概況的一種介紹性總結。西漢時期《淮南子·要略》《史記·太史公自序》“論六家要指”首次將先秦學術歸納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分析各家優(yōu)劣，這可以視為中國早期學術分類與評價的學術史文獻。《史記·儒林列傳》概述了儒學自孔子以來的發(fā)展歷程與西漢前期多位五經(jīng)儒學大師的事跡與學術傳承。東漢班固在《漢書》中設立“藝文志”，以劉歆《七略》為基礎，系統(tǒng)著錄歷代典籍，并按“六藝略”“諸子略”等分類，梳理了各學術流派的起源、發(fā)展及其文獻留存，是中國第一部綜合性的學術史文獻與目錄學著作，對后世學術分類影響深遠。唐人陸德明的《經(jīng)典釋文序錄》，作為漢魏至隋唐的經(jīng)學史研究的基礎性學術史文獻，一直為學人所重視。南宋朱熹的《伊洛淵源錄》承繼《史記·儒林列傳》以師承關系為脈絡，嘗試以道統(tǒng)敘事視角梳理理學發(fā)展脈絡，緊隨其后的有明儒劉元卿《諸儒學案》、周汝登《圣學宗傳》，其體例與《伊洛淵源錄》如出一轍，馮從吾的《元儒考略》則以《元史·儒學傳》為基礎，該書與明末清初孫奇逢的《理學宗傳》和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宋元學案》等都是以學案體對通代或斷代學術史進行考察的代表作。這些著作雖然未能以“學術史”命名，但是都以匯集學者生平或節(jié)錄學者原著內容為主要學術特色與評說的形式，梳理學術源流、評述不同地域的學術思想流派，事實上已具有學術史書寫以及學術史文獻的意味，所以梁啟超說“中國有完善的學術史，自梨洲之著學案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148頁）。
二
清代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入全面總結的新時期，學術史的書寫，蔚然成風，不僅傳承了明清之際的學案體傳統(tǒng)，而且著述之豐富超越歷代，目前可考的清代學案體裁的學術史著作，其數(shù)量已經(jīng)達到百種之多，這些學案體裁的清代學術史著作，已經(jīng)成為研究清代學術史的基本文獻。其中最大的特色與亮點，不外乎是對當代學術脈絡的梳理與評說而引人注目，從而多維度構建清代的學術史體系。
如清初范鄗鼎《國朝理學備考》“不別宗派，不分異同”，以理學為主線，收錄了清初許三禮、熊賜履、陸隴其、黨成、湯斌、魏象樞等二十六位理學家的言行，資料包括語錄、文集、詩詞及學者的評論等，為后世學者梳理與研究清初的理學脈絡，提供了豐富的學術史史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清代乾嘉時期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首次以漢學、宋學為基本學術框架，構建清初至清代中期的學術史書寫體系，按師承與地域脈絡編排學者，記載惠棟、戴震等乾嘉學派代表人物，卷次編排呈現(xiàn)前詳后略特征，系統(tǒng)梳理清代漢學（考據(jù)學）的師承譜系，并補述宋學傳承，雖然有著明顯的“尊漢抑宋”傾向，書中卻將黃宗羲、顧炎武置于末卷并批評其“多騎墻之見”，引發(fā)后人對其門戶之見的爭議。事實上，在這爭議的背后，正是彰顯了清代乾嘉之際學者對顧炎武學術思想的重新評估。如桐城三祖之一崇尚理學的姚鼐，就批評顧炎武過度強調“訓詁考據(jù)”，將儒學簡化為文獻整理，忽視了孔孟核心的“義理”與“心性修養(yǎng)”，指出其學術“舍本逐末”，削弱了儒學的道德教化功能。又如被譽為一代通儒的揚州學者焦循，直言不諱地批評顧氏的名著《日知錄》是一種“摘錄古書”“掌故考核”碎片化的記憶匯編，并將其苦心孤詣撰寫的“郡縣論”，指責為“其害有甚于王安石之行新法”，可謂空谷足音，暗示了乾嘉之際士人應對當時國家政體的困惑而呈現(xiàn)出內心深深的焦慮感。方東樹則是拍案而起，撰寫的《漢學商兌》，按照順序逐一點名的方式，堅持以宋學學統(tǒng)排斥漢學學統(tǒng)，一時風頭無二，掌聲不斷。然而作為清代學術史文獻，《國朝漢學師承記》《漢學商兌》同為清代學術史上的漢宋之爭提供了詳實的史料，阮元序言稱其“可明漢世儒林家法與國朝經(jīng)學淵源”，堪稱的評。也正因此，激起了學者對當代學術史的關注，續(xù)作不斷。如趙之謙的《國朝漢學師承記續(xù)記》，曾文玉的《國朝漢學師承記續(xù)記》《國朝經(jīng)師經(jīng)義續(xù)總目》，豫師的《漢學商兌贅言》便是證明。又如阮元主持編纂的《儒林傳稿》，代表了清朝官方的學術史。其征引文獻二百余種，涵蓋經(jīng)史子集四部的二十多個門類，破除了正史中的所謂“儒林”觀念，凡理學學者、漢學學者、今文經(jīng)學者悉數(shù)收入，既表彰他們的學術造詣，也追溯他們的思想淵源，堪稱清代學術的實錄。
晚清時期，則有唐鑒的《國朝學案小識》，一名《清學案小識》，系統(tǒng)梳理清初至嘉慶年間的學術脈絡，側重理學體系建構，對經(jīng)學者學術觀點的介紹較為詳細，盡管收錄范圍有所局限，但是保留了清代前期學術思想的基本面貌，作為清代第一部專為清儒立案的學案體清代學術史文獻，為后世學者所取資。桂文燦的《經(jīng)學博采錄》接著《國朝漢學師承記》講，全面地展示了晚清漢學研究的延伸與演變的基本脈絡，對于研究清代經(jīng)學發(fā)展、經(jīng)學家生平及學術傳承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被譽為“學術源流之所匯，大之可補國史，次之亦可代學案”的佳作。至于更受晚清學界重視，對長達兩個多世紀的清代學術史的全面描述，乃至家置一編的，則首推張之洞的《書目答問》。該書收錄圖書達兩千兩百余種，較注重收錄清后期的學術著作和科技圖書，所附《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將清代學術擴展至經(jīng)史子集四部，同時又細分為十四門：經(jīng)學、史學、理學、經(jīng)學史學兼理學、小學、文選學、算學、校勘學、金石學、古文、駢體文、詩學、詞學、經(jīng)濟學，共錄學者文士四百二十五人，將知識體系、代表典籍、著名學者、學術領域整合起來，為我們草擬了一份較為完備而又通俗易懂的清代學術史提綱，彌補了以往關注典籍而淡化人物的缺憾。特別是其中算學家李善蘭被破格列為“以天算為絕學”，不免使人聯(lián)想到如今所謂的“冷門絕學”，或亦導源于此，雖然“絕學”二字最早見于《老子》的“絕學無憂”一語。
三
事實上，傳統(tǒng)學術史所展現(xiàn)的內涵，并不完全自限于經(jīng)學或理學而更為活化，它還包含思想史（哲學思想與學術思想互動與影響）、文學史（學科間的交叉與整體學術生態(tài)、總集與別集中的學術史概說）、文化現(xiàn)象（如習俗、藝術、墓地、碑傳、器物與文獻印證）等。近現(xiàn)代以來，隨著新的歷史語境為學術建構不斷拓展出新的話語空間，清代的學術史研究成果更為密集，內容更為豐富，同時也呈現(xiàn)出新的特點：一是對舊有清代學術史文獻的回顧、發(fā)掘和整理，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如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方東樹的《漢學商兌》，阮元的《儒林傳稿》《疇人傳》及其主持編纂的《清經(jīng)解》，晚清王先謙編纂的《清經(jīng)解續(xù)編》，桂文燦的《經(jīng)學博采錄》等，這些著作的一版再版，歆動學界，迅即風行，目前已經(jīng)成為研究清代學術史必備的經(jīng)典性學術史文獻。二是學者在傳承清代學案體的編纂、特點、學術價值的同時，在清代學術史的分期、脈絡、派別、視角、體例等方面，嘗試跳出舊有的學案體模式，努力創(chuàng)新，編寫出新的學案體裁學術史著作，奠定了清代學術史研究新的基礎框架。如陳澧的《東塾讀書記》通論古今學術，消解漢宋門戶；徐世昌主持修纂的《清儒學案》，集清儒之大成，自肖其真象。又如章太炎的《訄書·清儒》《清代學術之系統(tǒng)》，劉師培的《近儒學術統(tǒng)系論》《清儒得失論》《近代漢學變遷論》，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近世之學術》《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羅振玉的《本朝學術源流概略》，錢穆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支偉成的《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張舜徽的《清儒學記》等，都是對清代學術的重新理解的自得之作。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清代學術史研究成為學術界的熱點，先后出版了一批具有高水準的清代學術史著作和文獻資料，其中在學界較有影響的有楊向奎的《清儒新學案》、陳祖武的《清代學術源流》、王俊義的《清代學術探研錄》、龔書鐸的《清代理學史》、朱維錚的《求索真文明：晚清學術史論》、周積明的《文化視野下的四庫全書總目》，其文獻整理則有劉曉東、杜澤遜的《清經(jīng)解三編》與《清經(jīng)解四編》等。臺灣地區(qū)有胡楚生的《清代學術史研究》、陳鴻森的《清代學術史叢考》、林慶彰的《清初的群經(jīng)辨?zhèn)螌W》等。海外學者有余英時的《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艾爾曼著《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經(jīng)學、政治和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濱口富士雄的《清代考據(jù)學之思想史的研究》等。限于篇幅，不一一枚舉。
然而細加考察，學案體學術史著作的核心，優(yōu)點除了以問題為導向，聚焦學術爭議與思想脈絡，清晰呈現(xiàn)特定領域的學術史演變與核心議題之外，也有其自身的缺失：一是撰寫者主觀意愿較為強勢，在選擇學術人物特技、提煉學術觀點時，常常被個人學術傾向或價值判斷所左右，可能導致對非主流學者、爭議性觀點的記錄不夠客觀或直接遺漏，影響學術史的全面性。二是體系性較弱，以“學案”（即學者個案或學派群體）為單元展開，各單元間缺乏對學術思想傳承脈絡、跨學派互動關系的系統(tǒng)梳理，難以清晰呈現(xiàn)整個學術領域的演變邏輯與整體趨勢。三是創(chuàng)新性受限，多以整理、匯編已有學術資料為主，側重于對學者生平、著述及核心觀點的歸納，較少針對學術史本身提出創(chuàng)新性的研究視角或分析框架，學術深度易受局限。換言之，學案體裁的學術史文獻，雖然有人物學術經(jīng)歷的全面介紹，也不乏節(jié)選原著供人閱讀的一面，但是也有因其過多地注重個人而少有與他人橫向聯(lián)系的學術局限性，猶如鬼簿式的清單。張豈之先生說：所謂“學案”實際就是學術史。這個體裁有其優(yōu)點，對所論人物有全面介紹，也有原著的節(jié)選，不過，從實而論，學術史資料的選錄是其中主要的一環(huán)，這是必要的，因為如果沒有基本的史料，缺少這樣的基礎，就難以開展研究。不過“學案”式的體例也有局限性，在分析剖析上有所限制，過多地注重“個別”，而對“一般”可能顧及不到（張豈之，《學術史與學案體——序〈民國學案〉》《云夢學刊》2003年第4期）。事實上，學術史研究與學術史文獻的選取是相互依存的關系，資料選取是學術史研究的基礎，決定了研究的深度、可信度與創(chuàng)新性；而學術史研究的目標與邏輯，又反過來規(guī)范著資料選取的方向與標準。理解二者的關系，需要從學術史研究的本質出發(fā)，結合文獻選取的核心邏輯展開分析，關鍵是讓文獻本身說話。從這一意義上說，學術史首先應該是學術史史料的歷史，而學術史史料的歷史，事實上就是匯編學術史文獻的歷史。目前已經(jīng)出版和整理的清代學術史文獻，無論是數(shù)量或質量都顯得較為滯后，遠遠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為了進一步挖掘清代學術成就，夯實文化自信的史實根基，編撰一部分類清代學術史文獻叢刊，可謂正當其時。
四
此次《叢刊》的出版，收入清代至民國二十五位清學史學者編寫的學術史文獻達三十六部之多，細分為：“理學”四種六十五部，“漢學”七十八種十一部，“經(jīng)學”七種九部，“儒林”五種六部，“樸學”一種一部，“綜合”三種三部，計二十八種三十五部，其中既有初刻本、鉛印本、石印本、剜改本，又有稿本、抄本，為了保持文獻的原始面貌，還收入了同一種書的多種不同版本。如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就有初印本、剜改本、翻刻本等多種不同的版本，便利了解其學術史的差異與價值，通過多元視角、方法與史料的碰撞，打破單一敘事的局限，合力拼湊出更完整、更貼近真實的學術發(fā)展脈絡，避免“以偏概全”。為了便利現(xiàn)在讀者，現(xiàn)列表如下，以清眉目：
從上述表格中所列文獻而言，清代學術史事實上就是由文獻、學術、思想交互闡釋作成的網(wǎng)絡，學術史的基礎是原典性文獻的搜集、整理及評述。不同版本可能聚焦不同學者、學派，促使研究者有選擇地主動辨析史料、反思與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而不是被動接受單一結論，培養(yǎng)獨立的學術判斷力，既是《叢刊》作者對清代學術的一種禮贊和致敬，也是《叢刊》作者學術追求“雖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一種情感和心境的表白。
五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古代學術史的核心文獻體裁，學案體不是唯一的，其主要形態(tài)有三：一是正史中的《藝文志》《經(jīng)籍志》，通過冠以每一種類目前的“敘錄”，概說圖書的書名、卷數(shù)、作者，更分析該學術領域的起源、發(fā)展、流派分化及核心價值，直接呈現(xiàn)某一時代的學術格局與學術史的核心文獻。二是學者為古代各類典籍撰寫的“序”“跋”或專題論文，常包含對學術發(fā)展的反思與梳理。如乾嘉學者焦循的專題論文《國史儒林文苑傳議》和《群經(jīng)補疏自序》（《周易王氏序》《尚書孔氏傳序》《毛詩鄭氏箋序》《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序》《禮記鄭氏注序》《論語何氏集解序》），都以追溯相關學術傳統(tǒng)的演變，并闡述自身學術觀點。三是學術筆記與札記：學者日常讀書、研究的心得記錄，雖然零散，但包含對學術問題的考證與辨析，間接反映學術史細節(jié)。如顧炎武《日知錄》、錢大昕《十駕齋養(yǎng)新錄》，其中對經(jīng)史典籍、學術術語的考證，是研究古代學術史演變的重要素材。也正因此，《叢刊》（第一集）所入選的文獻，與傳世的清代學術史文獻相比，還略顯單一，如朱顯祖《希賢錄》、洪亮吉《傳經(jīng)表》、朱次琦《國朝儒宗》、云茂琦《實學考》，以及因為主流學案體話語的長期遮蔽已經(jīng)被塵封、被遺忘的眾多手稿本、清稿本、抄稿本、影鈔本、鈔本等清代學術史文獻，尚有待繼續(xù)發(fā)掘、整理，進一步完善。
當然，《叢刊》的出版，其意義還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闡明：
一、《叢刊》的出版，是為落實2017年、2022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分別印發(fā)的《關于實施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發(fā)展工程的意見》《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的需要，以學術史文獻的悠久性、持續(xù)性、輻射性、多樣性，引領、推動中華文化發(fā)展，成為中華民族具有感召力、凝聚力的精神紐帶，讓書寫在學術史文獻里的文字鮮活起來，滿足人民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閱讀需求，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chǎn)保護好、傳承好、發(fā)展好，對賡續(xù)中華文脈、弘揚民族精神、通過還原清代學術史文獻，夯實傳統(tǒng)文化的歷史根基，為當代文化自信提供具體、可感的學術佐證與精神滋養(yǎng)。
二、《叢刊》的出版，是具有重要學術價值與實踐意義的學術史基礎工程。其特點有四：一是不以主觀取舍，不同學術流派的學術史文獻，特別是不同的版本、抄本、稿本反映了該文獻的早期形態(tài)，其中包含大量通行刻本所無，或與通行刻本大相徑庭的文獻信息。不論勾稽考證相關清代人物及作品，還是探究某一學派的形成過程，抑或考察其學術思想等，都將起到不容忽視的作用，體現(xiàn)了《叢刊》出版的精細化。如趙之謙《國朝漢學師承續(xù)記》、曾文玉《國朝漢學師承續(xù)記》等悉數(shù)網(wǎng)羅。二是便利于當下的清代經(jīng)學史研究。《叢刊》不僅選取了阮元主持編纂的《皇清經(jīng)解》和王先謙編纂的《皇清經(jīng)解續(xù)編》，而且還補充了沈豫的《皇清經(jīng)解提要》、蔡啟盛的《皇清經(jīng)解檢目》，使某派某家經(jīng)學解說提挈出來，便利讀者了解其基本的經(jīng)學觀念與經(jīng)學立場。三是忠實傳寫各家真相，勿以主觀上下其手，不完全自限于傳統(tǒng)的漢學、宋學、經(jīng)學、儒學的分界。四是為了體現(xiàn)“實事求是”“無征不信”的治學理念，《叢刊》以史的視角共分“理學史”“漢學史”“經(jīng)學史”“儒學史”“樸學”和“綜合”共六類，其中的綜合性的清代學術史文獻，如李元度的《國朝先正事略》、成孺的《學案備錄》、徐珂的《清稗類鈔》等，不僅可以避免單一視角的資料可能導致研究偏見，需兼顧多元資料，既納入支持自身假設的資料，也納入反對或質疑的資料，既引用官方正面評估，也照顧到民間的優(yōu)劣評判，而且與當代學術精神、科學精神高度契合，可成為連接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精神紐帶。
三、《叢刊》的出版，可以在清代學術史文獻分類的基礎上，進一步做成清代學術史文獻數(shù)據(jù)庫和文獻數(shù)字化，這對于清代學術史專業(yè)的學者而言，利用價值和利用率會遠遠超過綜合性學術史文獻的數(shù)據(jù)庫。如《四庫全書》《續(xù)修四庫全書》和《四庫未收書輯刊》雖然基本網(wǎng)羅了清代前期學術史的史料，但是清代中后期的學術史的史料相對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清代學術史文獻的整體性的繼承與創(chuàng)新。也正因此，做成數(shù)據(jù)庫和文獻數(shù)字化，打造高效、精準、可持續(xù)的文獻管理體系，也是勢在必行，不僅可以提高研究效率，還能促進學術文化遺產(chǎn)的傳播與再利用，實現(xiàn)學術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雙重提升。
總之，學術是關于時代命題和社會思想的風向標，也是國祚隆替的象征?！秴部肥切轮袊闪⒁詠淼谝徊恳浴扒宕鷮W術史文獻”命名的清代學術史文獻匯編，也是一項未竟的開放性工程，不僅彰顯清代學術傳統(tǒng)的繼承與發(fā)展，而且對新時代學術史不斷推進與創(chuàng)新的直接體現(xiàn)，真誠地期待有第二輯、第三輯的相繼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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