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日，筆者在李昕先生微信公眾號“編余閑筆”中讀到其所轉沈亞明女士兩篇舊文——《陳寅恪自己和至親三代怎么讀“恪”》（2019年5月31日《文匯報》）與《事實與觀點——陳寅恪讀音三問》（2019年11月9日《文匯學人》），并附有李先生二則按語。其要旨概括如下：
其一，李昕強調，不論語言學者提出何種“鐵證”將“恪”字定音為ke，皆無法否認陳寅恪先生一生被親友稱為que之事實。陳寅恪本人既長期接受這一稱呼，可見其認可態(tài)度。語言學家若強改其名讀音，實為對歷史的不尊重。
其二，陳寅恪在世時，“恪”讀que已獲廣泛認同，1989年版《辭?！芬嘧ⅰ般?，ke課，舊讀que卻”。陳寅恪作為歷史人物，其姓名從舊讀本屬自然。即便今人欲統(tǒng)一“恪”字讀音，亦不應強行更易早已通行的舊讀。
其三，李昕指出，多數讀者認同“名從主人”原則，理解“恪”讀que；然亦有反對者視que為方言，主張依普通話統(tǒng)讀為ke，甚至質疑“豈能為一家之讀而改字典？”李昕澄清，并非陳氏后人欲改字典，而是近年字典將其姓名舊讀取消，實為不妥。漢字多音現象普遍，何以獨將“恪”改為單音？
筆者雖長期關注此爭議，原無意撰文參與。因常見論者有意忽略基本事實，轉而致力于“證偽”不證自明之事實，猶欲推翻數學公理，令人頗為費解。
筆者深契李昕先生之論，遂轉發(fā)其文與張求會教授商討。張教授鼓勵筆者將己見形諸文字，故而有此文。
目前反對“恪”讀que之論，可歸納為三點：
1.陳寅恪外文簽名中“恪”作Koh、ko或ke，故其中文讀音必為ke；
2.當代字典僅注ke音，故讀que必誤；
3.que音僅為北京土音，民國初始混入官話，“恪”字自古隨“客”讀ke，唯ke音方為正統(tǒng)。
然而，確鑿史實如下：
1.陳氏雖在外文譯名中使用Koh等拼式，然其與母親、兄弟姊妹及親友皆以湖南官話交流，“恪”讀如“quo”；其夫人、女兒、同事和學生于清華大學、西南聯(lián)大、中山大學時期，皆以國語（普通話）稱其為que。遇學生誤讀為ke時，陳夫人必予糾正。
2.當代字典將“恪”統(tǒng)讀為ke，實為1985年之后事。歷代字書韻書中，“恪”之注音屢經變遷。民國以來多部辭典皆列que為“又讀”，至1950年代甚至一度以que為正讀，ke為又讀。
3.“恪”讀que非僅北京方音，吳語、粵語等南方語系中亦有此讀；其音亦非民國始現，實可溯至元代《中原音韻》，屬語音“腭化”現象。此類音變非“恪”字獨有，“客”字腭化更早于“恪”?！般 薄翱汀倍謿v代注音時有同異，非始終一致。
本文擬據可信材料，從多語言譯名實踐與歷史音變雙重角度，重新審視諸說，以求教于方家。
二、陳寅恪的外文署名
常見論者舉陳寅恪外文簽名中“恪”譯作Koh、ko或ke，遂斷言其中文讀音必為ke。此說顯與事實相悖。亦有學者引趙元任1924年8月20日日記“發(fā)現寅恪自己用的拼法為‘Yinko Tschen’”為據，謂陳氏必自稱“Yinko”。然此類引述多截取單日記載，有意忽略前后數日日記內容。
趙元任《憶寅恪》（載《談陳寅恪》，俞大維等編，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年）原文如下：
“現在我想想有沒有什么可以補充關于寅恪的回憶的。我的日記記的相當全，查查那幾年在歐洲跟在清華的事情。哪知道那幾年韻卿也天天寫日記（韻卿就是步偉的號）。一查起來我們不約而同的都記了一九二四年八月七日毛子水請茶會，在座有羅志希、傅孟真、陳寅恪，跟張幼儀，并且還記了我們討論英庚款作獎學金的事。我那時是用英文寫的日記，記了‘Y. C. Chen’括弧里注「陳寅恪」。八月十五日又寫‘David Yule & Y. C. Chen Here’，David Yule就是俞大維早先用的英名拼法。到了八月二十日才發(fā)現寅恪自己用的拼法，那天的日記上就寫了去訪‘Yinkoh Tschen’，‘陳’字的拼法當然就是按德文的習慣，但是‘恪’字的確有很多人誤讀若‘卻’或‘怯’。前者全國都是讀洪音ㄎ母，沒有讀細音く母的，而‘卻、怯’在北方是讀く Uㄝ，所以我當初也跟著人叫他陳寅く Uㄝ，所以日記上也先寫了‘Y.C.Chen’了。我給這個題目說的這么多，因為我們都是咬文嚼字的朋友。他常說著玩兒，說《說文解字》根本就應該稱為‘咬文嚼字’。第二年到了清華，四個研究教授當中除了梁任公注意政治方面一點，其他王靜安、寅恪、跟我都喜歡搞音韻訓詁之類的開題?！?/p>
趙元任此文應系在美聞陳寅恪逝訊后所撰，后于臺灣結集出版。為作此文，趙氏檢閱早年英文日記，并參證其夫人楊步偉（號韻卿）之日錄，可知：
1924年8月7日：記“Y. C. Chen”，后括注「陳寅恪」；
8月15日：記“David Yule & Y. C. Chen Here”，David Yule 為俞大維早期英文名；
8月20日：“才發(fā)現寅恪自己用的拼法”，遂記“Yinkoh Tschen”。
由趙元任8月7日、15日所記可知，其初聞友人皆稱陳氏為“Y. C. Chen”，至8月20日始見陳寅恪自用拼式為“Yinkoh Tschen”，乃予更正。趙元任日記中“Y. C. Chen”之“C.”，當為威妥瑪拼音“Ch'üeh”之縮寫，該詞拼寫較長，故以首字母略代之，其音即為“què”。
趙元任發(fā)現陳寅恪自用拼法后特于日記中更正，此細節(jié)正說明：陳氏周遭友人（如俞大維、傅斯年等）口語中皆稱之que，與其本人正式簽名所用之koh，確存差異。趙元任作為語言學家，敏銳記錄此異，反為后世存真。
陳寅恪外文譯名與中文讀音不一，曾使筆者困惑。雖有“中西兩套系統(tǒng)”之說，然未中肯綮。近年筆者旅居海外，親歷姓名被誤讀之困，方悟關鍵所在：跨語際實踐中，譯名須在忠實原音與適應外語習慣之間取得平衡。筆者認為，陳寅恪所以擇“Koh”而棄“Ch'üeh”，原因有二：
其一，“Ch'üeh”作為名字拼寫過長，書寫不便。趙元任日記亦僅以“C.”代之，尚需括注說明，足見其繁。
其二，“Ch'üeh”含介音ü，歐美人士多難準確發(fā)出此音。如筆者姓“Yu”（漢語拼音“yú”），常被誤呼為“you”。若陳氏選用“Ch'üeh”，英語讀音“qiu'er”，德語近“xu'er”，西班牙語近“zhui”，皆與原音相去甚遠。
陳寅恪徑取“恪”字當時之正讀“koh”為其外文譯名，實為明智之選：書寫簡省、讀音明確，且合漢語正音，可謂一舉三得。其表弟俞大維徑取洋名“David”，亦僅與中文“大維”音近而已。當年留洋學子之外文譯名與中文讀音，未必嚴絲合縫，常為兩套系統(tǒng)并行，后世研究者不可拘泥。否則，不免重現“Chiang Kai-shek”回譯作“常凱申”之誤。
再者，同一拼法在不同西方語言中讀音迥異，其例甚夥。如地名San Jose，依西班牙語讀為“圣何塞”（J發(fā)/h/音），依英語則成“圣約瑟”。昔時威妥瑪拼音之Peking（北京）、Shanghai（上海）、Canton（廣州）、Tsinghua University（清華大學），在英語中分別讀如“劈肯”“先該”“坎騰”“停瓜”，與漢語原音殊異。即便今日“上?！敝疂h語拼音仍作Shanghai，拼法未改，然外籍人士仍多讀“先該”，蓋因舊時英文字典音標如是，非經特為糾正不可。今若以漢語拼音“que”譯“恪”，其在英語中仍讀如“kei”，因q在英語中發(fā)/k/音，u亦不讀為ü（試比較queen、question之發(fā)音）。
故可知：中文譯名之外語讀音未必同于漢語本音；漢語本音亦不隨外文讀音而改。陳寅恪之擇“Koh”為譯名，實為跨語際實踐中的智慧折中——既存中文原名之權威讀法（ke），又避ü音在西語中之發(fā)音困難。此與俞大維化用“David”之例同，皆近代中國學人處于跨文化語境中之靈活應對。
文末趙元任復就“恪”字讀音作出判斷：“‘恪’字的確有很多人誤讀若‘卻’或‘怯’。前者全國都是讀洪音ㄎ母，沒有讀細音く母的，而‘卻、怯’在北方是讀く Uㄝ，所以我當初也跟著人叫他陳寅く Uㄝ……”
此段當屬趙元任撰文時之即興發(fā)揮。然“全國皆讀洪音ㄎ母，無讀細音く母者”實為全稱判斷，但凡有一反例即不成立。而趙元任本人即提供了反例：
1932年商務版《國音常用字匯》（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主編）注：恪，丂ㄜ科，又讀くUせ卻；
1947年商務版《國語辭典》（汪怡主編，趙元任校訂）注：“恪”有ㄎㄜˋ（keh）、ㄑㄩㄝˋ（chiueh）二讀。
余例可見于后文。趙元任作為杰出語言學家，其言常被引為權威，自可理解。然觀其生平：1910年至1924年（除1920年短暫返國）留學教學于美國，1938年后復長期執(zhí)教美國大學，其在大陸實際從事教學研究與“新國語”推廣工作僅十四年（1920、1925至1938年）。撰此文時去國已三十余載，偶有疏失，亦在情理之中。
要之，陳寅恪外文簽名之選擇，主要出于實用考慮，不可直接反推其中文讀音；“恪”字在民國時期官方語音體系中本有ke/que二讀，各類辭書多有記載，此為不爭之事實。
三、“恪”字在歷代韻書、詞典中注音之流變
“恪”字在歷代韻書及近現代詞典中的注音始終處于動態(tài)演變之中。每一部韻書的編撰、每一版詞典的修訂，其背后皆蘊含著復雜的語言史背景：或因王朝更迭、都城遷移引起的官話標準變化；或因古音漸逝、新語勃興帶來的語音系統(tǒng)調整；或受《切韻》體系與《中原音韻》傳統(tǒng)的交互影響；亦與近現代“國語”“普通話”運動密切相關。凡此種種，共同塑造了“恪”字讀音的歷史軌跡。
（一）“恪”字在民國前各朝韻書中注音之流變
在注音符號發(fā)明之前，傳統(tǒng)注音主要依賴同音字法與反切法。此二法皆因注音元素自身音值的不穩(wěn)定性而存在局限——同音字或反切上下字的讀音代有變遷，致使被注字音隨之流轉。故今人以注音符號所推之古音，未必盡合當時實際。
1.《說文解字》
“恪”字本作“愙”。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載：“愙，敬也。從心，客聲?！贝艘浴翱汀睘槁暦?，表明當時“恪”“客”二字音同。然中古音之“客”為入聲，擬音可作“ke（入聲）”，其聲短促，與現代普通話“客（kè，去聲）”之降調調值迥異。此亦反映中古漢語存有入聲，而現代普通話入聲已失。
2.《廣韻》
《廣韻》（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承襲隋《切韻》、唐《唐韻》之體系，為研究中古音之關鍵文獻。是書將同音字歸為小韻，首字下釋義并注音，標明同音字數。
（《廣韻》澤存堂本，卷五第三十三頁）
如圖，“恪”字注為：“恪，敬也，又姓，晉有中郎令恪啟，苦各切三，?、愙並上同”?！翱喔髑小闭酆辖褚艏s為“ko（入聲）”，與今讀“kè（去聲）”聲調有異。其反切下字“各”在《廣韻》中注為“古洛切”，擬音約為“go（入聲）”，亦與今讀“gè”不同。
“客”字注為“苦格切”，約為“ke（入聲）”。值得注意的是，《廣韻》中“恪”“客”分屬不同小韻，讀音已不相同。今江西修水客家話仍讀“恪”為“ko（入聲）”，存中古遺韻，與今普通話“kè”明顯有別。
3.《集韻》
《集韻》（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為官方修訂之韻書，距《廣韻》頒行僅二十九年。
“恪”字注為：“愙、恪，克各切。《說文》：敬也。引《春秋傳》以陳備三愙，或作恪，亦書作?，又姓文四?！薄翱烁髑小奔s為“ko（入聲）”。
“客”字注為：“乞格切，《說文》：寄也。文六?！薄捌蚋袂小奔s為“qe（入聲）”?？梢娫凇都崱分校般 薄翱汀币廊徊煌?，且“客”字讀音已顯“語音腭化”之趨勢。
4.《平水韻》
《平水韻》為宋金時期對唐宋官韻之簡化總結，分106韻，標志中古音向近古音過渡。
入聲“藥”韻（擬音約為“yo，入聲”）下收“恪”字，其音約為“ko（入聲）”或受腭化影響之“qo（入聲）”。
“客”字注音為“ke（入聲）”。是故，《平水韻》中“恪”“客”仍分屬不同入聲韻部，讀音不同。
5.《中原音韻》
元周德清所著《中原音韻》（成書于1324年）反映元代實際語音，革新韻書體例，平分陰陽，入派三聲。
如圖，“恪”字與“卻”、“確”等字同組，釋為“謹也”。據此可推，其時“恪”字已讀若“que”。足證“恪”讀que音，元時已有。
“客”字注：“客，葉揩，上聲，賓～，又丘也切?！笨梢姟翱汀币延小発ai（上聲）”與“qe”兩讀。此二字的注音表明，元代官話中“恪”與“客”均已出現腭化現象，且讀音不同?！吨性繇崱坊救鐚嵱涗浟水敃r北方共同語的語音系統(tǒng)，影響深遠。
6.《洪武正韻》
明初樂韶鳳、宋濂等奉敕編撰《洪武正韻》（1375年），雖序稱“壹以中原雅音為正”，然編纂者多籍江浙皖，其音系受中古音及南方音影響，保留全濁聲母與入聲，契合江淮官話特點，并確立南京官話之權威地位。
“恪”字注音回歸《廣韻》系統(tǒng)，作“克各切”，約為“ko（入聲）”。
“客”字注為“乞格切”，約為“qe（入聲）”。故在《洪武正韻》中，“恪”“客”依然不同音?！般 币艋謴团f讀，而“客”音承《中原音韻》之“qe”讀法，幾無變化。
1421年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后，漸形成帝都“兩京制”與官話“雙軌制”。南京官話憑文化正統(tǒng)與《洪武正韻》權威，仍被士林視作純正；北京官話則借政治中心地位，影響力日增。明末利瑪竇、金尼閣等記載亦證實南北兩種官話標準并存競爭之局。
7.《分韻撮要》
此乃清初記錄粵語之韻書，引此旨在證明“恪”字在粵語中與“榷”同音?，F存最早為1782年《江湖尺牘分韻撮要合集》。
如圖，清早期粵語中，“恪”字與“榷”同音，而與“客”字不同音。
8.《康熙字典》
清康熙年間（1710–1716年）編成之《康熙字典》，集歷代字書之大成，然其音韻體系主要承襲《唐韻》《廣韻》一脈，未采用《中原音韻》革新之成果。該書在清代“小學”研究中地位尊崇，而《中原音韻》因突破舊制，被正統(tǒng)韻書排斥，僅入《四庫全書》集部詞曲類。
9.《音韻闡微》
清雍正朝李光地、王蘭生奉敕編撰（1715–1726年），以《平水韻》為基礎，改良反切，創(chuàng)“合聲”之法，近于音素直拼，為現代注音之先聲。其中： “恪”：克各切，入聲，藥韻?！翱汀保嚎硕蚯?，入聲，陌韻。可見在清雍正年間官方韻書中，“恪”“客”二字雖同屬溪母，然韻部不同，讀音依然有別。1728年（雍正六年），雍正帝諭令確立北京音為標準官話，并于閩粵等地設“正音書院”強力推行，此舉以行政命令鞏固了北京音的核心地位，為后世國語/普通話奠定基石。
然而《康熙字典》與《音韻闡微》完全摒棄《中原音韻》體系，回歸《切韻》傳統(tǒng)，但其反切注音所據之上下字已為當時官話音，并無入聲，所讀出本字之音異于古音。側重中古音的官方韻書系統(tǒng)與深受《中原音韻》影響的民間話語系統(tǒng)，實際上形成兩套并行的系統(tǒng)。
晚清受外界刺激，為啟民智、固統(tǒng)一，“統(tǒng)一國語”成為社會議題。1909年（宣統(tǒng)元年），清政府“中央教育會議”通過《統(tǒng)一國語辦法案》，首次由官方權威機構正式提議“以京音為標準音”，并成立“國語編查委員會”。此舉雖因清亡未及全面推行，卻為民國及新中國確立國語標準奠定了不可動搖的基石。
10.《辭源》
中國首部現代漢語語文辭書《辭源》即誕生于“統(tǒng)一國語”的大背景下。其編纂始于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歷時八載方成。民國時期商務印書館版《辭源》主要有：
1915年初版、1931年續(xù)編和1939年正續(xù)編合訂本。
在1915年初版及1939年合訂本中，“恪”字注音為：“可赫切。亦讀如卻”。其時因注音符號尚未普及，仍沿用反切與同音字法注音，明確記錄了“恪”字“ke”與“que”兩讀并存的客觀事實。
（二）“恪”字在民國時期國語運動中注音之流變
1.民國初期的爭論與“老國音”的初步確立
1911年辛亥革命后，新成立的民國政府亟待解決語言統(tǒng)一問題。1913年，教育部召開“讀音統(tǒng)一會”，旨在確立國語語音標準。會上爆發(fā)了影響深遠的“南北之爭”：北方代表力主以北京音為標準，而南方代表（以吳稚暉等人為首）則擔憂北京音保留過多“官話”色彩，主張采納更具包容性的方言特征為基礎，最終通過投票形成了一套折中的“老國音”方案——以北京音為主干，但保留入聲等南方音素。
1918年，注音字母正式頒布推行，成為國語教學的核心工具，標志著國語注音體系的初步建立。
2.從“老國音”到“新國音”的轉變
“老國音”因人為融合南北特點，缺乏自然的母語基礎，在教學與推廣中面臨重重困難。1920年，第六屆全國教育聯(lián)合會于上海召開，語言學家黎錦熙等人力主改革，倡議完全以北京音為標準。會議議決采納“京音”為國語標準，明確規(guī)定以“至少受過中等教育的北京當地人的語音”為準，形成“新國音”方案。教育部隨即通令全國小學依此開展國語教學。
1921年，中華國音留聲機片與國語留聲機片相繼發(fā)行，有效平息了“京音”與“國音”之爭，推動國語走向“國音京調”的實踐路徑。廣播、電影等新興媒體采用國語，進一步加速其傳播。
至1924年，吳敬恒（吳稚暉）主持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談話會，正式確立北京音為標準，同時為兼顧古今異讀等實際問題，保留諸多“又讀”音。教育部明令廢除“老國音”，確立純北京語音為標準的“新國音”，從而奠定現代國語的基礎。
1927年后，國民政府時期更將國語運動視作國家統(tǒng)一與現代化的象征，通過“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強化推廣。1930年代，國民政府開始限制方言廣播，甚至壓制方言使用。
1932年5月7日，教育部以第三〇五一號布告公布《國音常用字匯》，正式確立北京音系為標準國音。整體而言，民國國語雖以北京音為基礎，仍保留部分其他北方官話方音，并收錄不少北京當地特殊音讀及傳統(tǒng)韻書字音，形成“正音”與“又音”并存的體系。
民國國語的確定，本質上是借助行政力量將一方之言提升為全國通用語的過程。從“南北音之爭”到“國音國語”之辯，可見《切韻》傳統(tǒng)示弱，而《中原音韻》一脈在此番較量中占據上風。對“腭化撮口音”的兼容并蓄，列為“又讀”，實為《中原音韻》體系被官方接納的標志，可謂其一次重要的體系性勝利。
3.“恪”字在國語確立過程中的讀音記錄
（1）《新字典》（商務印書館，1912年）
恪，苦各切。讀如卻。
（2）《國音常用字匯》（1932年）
“恪”字注為：“ㄎㄜˋ”（漢語拼音kè，下同），（又讀）“ㄑㄩㄝˋ”（漢語拼音què，下同）。自此，各類辭典多將ㄎㄜˋ標為“正讀”，ㄑㄩㄝˋ標為“又音”或“舊讀”。
（3）《辭海》（中華書局）
① 1936年首版（上下冊）
② 1947年合訂本
兩版均注：“恪，ㄎㄜˋ，苦各切”，（又）“ㄑㄩㄝˋ，乞約切”。此時《辭?！芳嬗米⒁舴柵c反切法注音。
（4）《國語辭典》系列
①《國音字典》（商務印書館，1918年初版）：恪，苦各切。
②《國語辭典》（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冢﹣@ㄜ科。又讀くUせ卻。
③《國語辭典》（商務印書館，1943年版）：恪（愙）（二ㄑㄩㄝˋ缺。）（又讀。）（一ㄎㄜˋ）
④《國語辭典》（商務印書館，1947年版）：“恪”有兩讀：一ㄎㄜˋkeh，二ㄑㄩㄝˋchiueh。（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汪怡主編，趙元任校訂）
（三）“恪”字在新中國成立后普通話審音過程中注音之流變
新中國成立后，1953、1957版的《新華字典》甚至將“くUせ”標為正讀音，將“丂ㄜ”標為又讀音。
①1953年人教社初版《新華字典》：恪 くUせ，ㄎㄜ（又）
②1957年人教社第三版（商務新一版）《新華字典》：恪 くUせ què，丂ㄜ kè（又）
1955年中央政府正式將“國語”改稱“普通話”，并啟動系統(tǒng)的語音規(guī)范工作。1955年10月，中國科學院召開“現代漢語規(guī)范化學術會議”，羅常培、呂叔湘作《現代漢語規(guī)范問題》報告，提出推進漢語規(guī)范化的具體任務。會議通過六項決議，其中首項為普通話審音問題，次項為編纂《現代漢語詞典》，今日所見《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與《現代漢語詞典》即為這兩項決議的實踐成果。
1956年1月，普通話審音委員會正式成立，成員包括羅常培、丁聲樹、周祖謨、陸志韋、陸宗達、徐世榮等語言學家。同年4月，委員會確立審音原則與工作步驟。1957年至1962年間，分三批公布《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初稿、續(xù)編及三編，共審定異讀詞1835條。1963年，委員會匯總修訂此前成果，出版《普通話異讀詞三次審音總表初稿》單行本，由丁聲樹終審定稿，標志著首輪審音工作的完成。
該總表雖稱“初稿”，卻體現了審音委員會嚴謹審慎的態(tài)度，旨在實踐中收集反饋，不斷完善。然而，審音工作在“文革”中完全停滯，整個社會的語言環(huán)境也完全變化。
直至1982年審音工作才重新啟動。新一屆審音委員會由王力任主任，陸宗達、徐世榮、周有光、周祖謨等為委員，對原《總表初稿》進行修訂。1985年12月，《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由國家語委、國家教委、廣電部聯(lián)合公布，并發(fā)布通知明令：“自公布之日起，文教、出版、廣播等部門及全國其他部門、行業(yè)所涉及的普通話異讀詞的讀音、標音，均以本表為準”。此表成為至今有效的異讀詞讀音法定標準。
1.“恪”字在三次審音中的讀音演變
從三次審音成果可見，1957年《審音表初稿》與1963年《總表初稿》中，“恪”字均以“què”為正讀，“kè”為又讀。
1965年，周定一在《中國語文》發(fā)表《對〈審音表〉的體會》一文，指出“‘恪守’的‘恪’有què、kè兩讀，北京比較通行的是què，合乎北京語音一般演變規(guī)律……”，反映出當時學界對“què”音的認可。
“恪”字在1957、1963、1985年三次審音成果中的變化
1985年的《審音表》才將“恪”統(tǒng)讀為kè，徹底取消què音。自此，各類辭書均依此規(guī)范，僅標注kè一讀。
2.主要辭書對“恪”字注音的調整
（1）《辭源》（修訂版）
①1964年修訂稿第一冊（試行本）：kè，注“舊讀què”
②1979–1983年修訂本第一版：kè，注“舊讀què”
③1988年合訂本、2009年第二版：kè，注“舊讀què”
（2）《辭?！?/p>
①1965年未定稿／1979年版：kè，注“舊讀què”或“又讀què”
②1989年版/1999年版：kè，注“舊讀què”
③2009年版/2019年版：kè，刪除“舊讀què”
（3）《現代漢語詞典》
①1960年試印本／1965年試用本、1973年內部版、1978年第一版：kè；舊讀què
②1983年第二版：僅注kè
③1996年第三版及之后各版：嚴格遵循1985年審音表，統(tǒng)讀kè
（4）《新華字典》
①1953年人教社初版：くUせ，ㄎㄜ（又）
②1957年人教社第三版（商務新一版）：くUせ què，丂ㄜ kè（又）
③1962年商務第三版：kè，注“舊讀què”
④1971年修訂第一版（文革版）：kè，刪除“舊讀què”
⑤1979年商務第五版及之后各版：統(tǒng)讀kè
（四）“恪”字在臺灣地區(qū)審音過程中的注音
1949年后，臺灣地區(qū)延續(xù)民國時期的國語政策，通過嚴格的教育體系使其成為主流語言。雖與大陸“普通話”名稱不同，二者在語音標準上高度一致。
1987年7月，臺灣“國語推行委員會”應社會需求，組建“國語一字多音審音小組”，旨在推進讀音標準化，便利教學。該小組于1994年5月公告試用《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經多年審議修訂，于1999年正式頒布實施。
此后，委員會持續(xù)收集各方意見進行修訂，2014年6月公布修訂初稿，然迄今未正式定案。在新表頒布前，教學與考試仍沿用1999年版本。
在臺灣《國語一字多音審訂表》及《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恪”字注音為：ㄎㄜˋ（kè），（又音） ㄑㄩㄝˋ（què）?，F行網絡版《重編國語辭典》的相關內容如下：
由以上內容可見，臺灣辭書不僅保留“恪”字kè、què二讀，更在què音下特注“人名陳寅恪”。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辭書在沿用注音符號的同時，亦采納漢語拼音注音。臺灣地區(qū)于2008年9月通過提案，放棄通用拼音，改采漢語拼音為譯音標準，自2009年1月1日起實施。此舉與新加坡教育部1974年決定采用漢語拼音的舉措相呼應，反映出漢語拼音在國際漢語教學中的廣泛接受度。
四、結語
“恪”字究竟該讀何音，是單音還是多音，于日常生活或許無足輕重。然而，對待歷史事實我們必須具有認真審慎的態(tài)度。對一字一詞如此，對其他事物亦然。
《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Yuval Harari）曾言：“歷史不只是研究過去，更是研究變化?！惫P者撰寫此文，并非意圖否定當今“恪”讀kè音的正讀地位，而是希望通過客觀梳理恪字讀音的歷史流變，說明字音的演變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過去不是一成不變的，將來或許還會變化，關鍵在于“官方”如何選擇和引導。
2011年10月，國家語委組建新一屆普通話審音委員會，設立專項課題，正式啟動繼1956年、1982年之后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三次普通話審音工作，旨在修訂1985年版《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
2016年6月，課題組在教育部網站公布《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修訂稿）》并公開征求意見。盡管征集期僅20天但引發(fā)社會廣泛討論與反彈，教育部后續(xù)也進行了相關說明，該修訂稿仍在2017年1月通過國家語委規(guī)范標準審定委員會原則性審定。審委會建議課題組根據委員意見進一步完善后報批發(fā)布。然而，修訂稿自此進入漫長等待期。2017至2019年間，教育部歷年工作要點中多次提及“推進發(fā)布”或“加快發(fā)布”該表。2018年5月，教育部新聞發(fā)布會確認該標準已完成修訂并作為國家標準立項。2019年2月，審音委員會相關人士透露，因修訂稿中部分讀音打破公眾原有認知，收到大量社會意見，目前仍在語委審核階段，尚未形成最終定稿。截至2025年10月，《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修訂稿）》仍未正式發(fā)布，現行規(guī)范仍以1985年版本為準。
但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8月出版的第12版《新華字典》已經將“粳”字的注音調整為“jīng、（又）gēng”，而2016年修訂稿原擬統(tǒng)讀為“gēng”，1985年審音表和《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則統(tǒng)讀為“jīng”。這一現象說明審音結果是可以調整和改變的。
“恪”字從kè/què多音并存到統(tǒng)讀為kè，其關鍵轉折在于1985年《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的頒布。它標志著“切韻”音系傳統(tǒng)在規(guī)范中的回歸，以及《中原音韻》所代表的口語傳統(tǒng)式微。這一字音的變遷，折射出現代漢語在標準化進程中，于歷史傳承、實際使用與學理依據之間的復雜權衡。
1985年審音表發(fā)布時，陳寅恪先生已逝世多年，早已淡出公眾視野。直至1995年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陳寅恪其人其名才走出學術圈，引發(fā)廣泛關注與社會性的讀音爭議。若非陳寅恪先生成為公眾人物，其名中“恪”字的讀音問題，或僅作為音韻學領域的專門議題，不致引起公眾層面的廣泛討論。
1985年12月公布的審音表還附有十條說明，其中第十條說明內容如下：“人名、地名的異讀審訂，除原表已涉及的少量詞條外，留待以后再審?！?/p>
筆者認為，陳寅恪先生名諱中“恪”字的讀音，正符合此條“留待以后再審”的規(guī)定。歷史上諸多名人均將名字中的“恪”讀作què，如諸葛?。ㄈ龂牵?、慕容恪（前燕名將）、吳大澂（號愙齋）、俞明震（字恪士）等，皆可援引此例。一是因為“恪”字在歷史上長期為多音字，直至1985年才被統(tǒng)讀為單音字；二是應遵循“名從主人”的歷史慣例。
筆者相信“普通話審音委員會”的專家學者們對社會上“恪”字讀音的爭議早有關注，期待此爭議能在未來新版的《異讀詞審音表》中予以妥善解決。海峽對岸臺灣地區(qū)的處理方式，亦值得大陸專家借鑒。兩岸審音標準的統(tǒng)一，將有利于文化交流與學術對話。
陳寅恪先生的家鄉(xiāng)江西省修水縣有兩種方音，一為修水本地方音，一為客家方音，皆讀“恪”為ko（入聲），它們都是漢語中古音在民間的遺留。ko（入聲）并不等同于當今普通話中的kè（去聲），雖然在《中原音韻》中“入派三聲”時將ko（入聲）分派到kè中，但它們還是有本質不同的兩種發(fā)音。一為中古音（有入聲），一為現代音（無入聲），不可混為一談。
陳三立—陳衡恪—陳寅恪這一支義寧游子，長期生活成長于湖南，成年后又工作于北平，說的是當地的“官話”或“國語”，口音自與家鄉(xiāng)中人不同。有論者硬以家鄉(xiāng)方音ko（入聲）來推測他們讀自己名字中的“恪”一定以此音，甚至搬出“祖宗家法”和“宗兄宗弟”的錄音來證明，無異于“緣木求魚”。
前文已述“恪”字在“官話”和“國語普通話”歷史上的音變過程。雖然現今“恪”字被“統(tǒng)讀”為ke，但誰也否認不了“恪”讀que音曾“堂而皇之”地從北方方音進入到元朝和清朝的“官話”系統(tǒng)、民國的“國語”系統(tǒng)和共和國的“普通話”系統(tǒng)?！般 弊xque音既不是“行話”，也不是“隱語”，更不是“民國學界的掌故”。在民國時期的北平和解放初期的北京，中小學都是教讀“恪（que）守成規(guī)”而不是“?。╧e）守成規(guī)”。讀陳寅恪為que，既不是“沙龍語言”，也不是“家庭隱語”，更不是“江湖黑話”，讀que只是名從主人，尊重歷史人物過去的讀音習慣而已。有論者以讀不讀此音來劃圈子、貼標簽和分階層，這不是客觀冷靜地討論學術問題的態(tài)度，學術界也不是“你死我活”充滿廝殺和陰謀的“江湖”。
陳寅恪先生的祖居陳家大屋位于修水縣的竹塅村，在“恪”字讀音的爭論中，有論者將陳家大屋紀念館懸掛的一塊“正音牌”發(fā)至網上，筆者看到后深感困惑。不懼路途遙遠前往陳家大屋參觀的多為“義寧陳氏”的敬仰者和歷史文化的愛好者，他們應該了解到真實的歷史和變化。而字音演變本是歷史現象的生動體現，它如同一塊活化石，值得歷史愛好者了解、研究和玩味。作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陳家大屋紀念館刻意屏蔽“恪”字音變的真實歷史，將豐富的語言演變靜態(tài)化、刻板化，實為不妥。這塊掛在“真古董”前面的“正音牌”似乎應當摘除，否則既是對陳衡恪陳寅恪兄弟們的不尊重，也有違將“陳門五杰”迎回故里的初心。
陳寅恪先生本人對“恪”字kè、què二讀的態(tài)度，體現了一位大學者對漢語音韻復雜性的深刻理解。面對眾多詢問，他選擇“不必解釋”的包容姿態(tài)，或許正是對語言生命力的最好尊重——在規(guī)范與傳承之間，始終為歷史的回聲留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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