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非得用右手寫字？真的以后就知道了嗎？

有個秘密是：我們每個人都長了個角，有人長在背上，有人長在了頭頂。

印象最深的，是七歲的夏天，上小學前的我被要求在家中練字。我是左撇子，家里人希望我“矯正”過來。于是家母每每路過我房間，就會悄悄探進頭來，看看我在用哪一只手寫字。

房間里的我低著頭，聽著她明顯在控制輕重的腳步聲到來，默默地把筆從左手換到右手。待到她走，再換回左手。一整個暑假，我和我媽之間都過得像部諜戰(zhàn)片。諜戰(zhàn)片的結尾是，我被抓到了馬腳。

初級左撇子拿鉛筆寫字時避無可避的罪證——被鉛染黑的小拇指邊緣。

從那時候起，我的生活里，出現(xiàn)了很多對我用左手寫字有意見的人。在學校，老師和同學會時不時地督促我，讓我不要把筆偷偷換到左手上。

在家吃飯時，倒不會逼我換右手拿筷子，但我媽往我手里塞了個湯勺。假如那時西餐在小城里普及，她會毫不猶豫地讓我改用刀叉——想盡一切辦法淡化左手在生活里的位置。

我試著問過很多次，為什么非得用左手寫字，班主任和家長的答案只有兩句話，一句是：所有人都用右手寫字；另一句話就是：你以后就知道了。

這些回應聯(lián)系在一起，可以匯成一句話：你以后就會知道，每個人都應該是一樣的。

真的以后就知道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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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雷陣雨時，總是閃電先至，隨后才是轟隆雷聲。我們的身子邁到了多元的年代，靈魂會常常還在路上。

我以為左撇子的我是天上地下獨一份要被“改造”的人，全世界只有我的頭上長著犄角。

但事實上不是，每個人的身體里，或多或少都藏著些當時的社會共識里，應該被改掉的東西。在那些幫助“改造”我的人群中，有不少人，也深受這“被改造”之苦。

經(jīng)常上課舉手跟老師報告我不用右手寫字的人，名字叫卓小山。卓小山的媽媽很新潮，給他買了條當時不多見的喇叭褲。但那天第二節(jié)課的課間，他很郁悶地趴在桌上。問他為什么不出去玩，他說大家笑他的褲子，都不搭理他。

卓小山第二天很識趣地換回了運動褲，他又繼續(xù)融入了男生的下課時間里。那之后，他再沒有跟老師舉手報告我偷偷把筆換回左手的動作。

這件事就像一個觀察世界的角度。由此你可以看到，住在我家隔壁的語文課代表最喜歡圣斗士星矢，但在學校里，她從來只和女同學討論美少女戰(zhàn)士。我給她看圣斗士玩具和漫畫，她都會作出一副不屑一顧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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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恐懼癥患者的噩夢，波點女王草間彌生幼年時常出現(xiàn)幻覺。那些幻象的刺激與啟發(fā)下，她開始畫畫。形狀、規(guī)律與節(jié)奏截然不同的圓點散落紙上，她的藝術變得敏感而獨特。

同樣是藝術家，弗朗西斯·培根 的性取向則常常讓他面臨危險。在那個性對取向尚不寬容的年代，同志的身份是最大的“不同”。他的男友，喬治·戴爾 成了培根最大的靈感繆斯，與他的藝術共同呼吸。

這兩位的人生，恐怕和“標準答案”相去甚遠，他們的“不同”在一開始甚至顯得驚世駭俗。

哪有什么標準答案呢？大多數(shù)人由著非黑即白的世界觀，給自己設了很多不必要的限制。在一個可以交白卷的年代，你卻還在期待著獨一無二的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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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卷上問：用一個詞形容七月。所有人都回答驕陽似火，你回答冰天雪地。老師理所當然地給你判了錯，你默默改掉了答案。

你買了個名牌包，有點貴，但還算負擔得起。換新工作第一天你發(fā)現(xiàn)辦公室里的人都挺樸素，于是也壓下了背著這包上班的念頭。午飯你想吃鰻魚飯，但大部隊想買黃燜雞，你想了想，還是決定周末再去拔草那家餐廳。

很多時候我們抱著“但求無過”的心態(tài)，默默砍掉了自己看似多余且錯陋的“不同”，用一件斗篷把自己所有的特色罩在陰影里。但諷刺的是，所謂的“標準答案”，只是冰山一角。

我們堅信七月只和驕陽似火有關，但當你懂得更多時，那時的“標準答案”幾乎顯得幼稚。而你照著這樣幼稚的模板，要求自己和別人，把生活越過越窄。

學生時代答出所有標準答案的人或許可以出類拔萃，但離開課堂和試卷，標準答案只會使人無聊，甚至無知。

撰稿：木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