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金融、現實與道德：以一個嶄新的視角論述古老問題》，[英]愛德華·哈達斯著，周振雄譯，2025年7月出版，414頁，78.00元
在當今時代，經濟學常常被視為一門高度數學化和統計化的學科。然而，在全球經濟頻繁經歷危機的背景下，牛津大學的愛德華·哈達斯教授在《貨幣、金融、現實與道德》一書中，提出了不同尋常的經濟學視角，將貨幣和金融視為一種深刻的道德與社會現象，這種視角為我們理解金融體系提供了新的維度，也促使我們重新審視經濟學與道德之間的關系。
《貨幣、金融、現實與道德》一書最重要的創(chuàng)見在于提出了“后貴族式金融”這一概念，全書所有內容都圍繞這一概念展開。
愛德華·哈達斯教授將融資分為經濟性融資和社會性融資，經濟性融資是為了經濟更好地發(fā)展而進行的融資，經濟性融資的資本報酬是合理的；社會性融資則是一個階層向另一個階層“進貢”的金融形式，“利息”就是現代化的“貢品”。盡管現代社會已經沒有了貴族，后貴族式金融卻以一種隱蔽的生產關系，將貴族時代的社會規(guī)則遺留了下來，而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貨幣的存在。
“后貴族式金融”批判
《貨幣、金融、現實與道德》前兩章主要講貨幣的問題。哈達斯教授指出，在貨幣出現之前人類處于以物易物，以勞動換取勞動的“大交換”時代，貨幣出現后，這種大交換因為貨幣的存在而復雜化了。因為貨幣具有儲蓄功能，所以追求貨幣成為了人類的動機。
首先，哈達斯教授提出了一個“三聯體”的貨幣經濟概念，并且這個概念貫穿全書，導致本書有些令人費解，但我們如果結合凱恩斯提出的持有貨幣的“三種動機”理論就容易理解很多。書中的“三聯體”左側的貨幣基本上對應凱恩斯提出的貨幣的“謹慎動機”，是指儲蓄貨幣；三聯體的中間部分，也是本書反復出現的“代幣”一詞，指的就是“交易性貨幣”，也是貨幣的重要職能之一。
前兩章提出“大交換”“三聯體”“代幣”等概念，其實是在闡述“后貴族式金融”產生的時代背景。因為哈達斯教授的概念與現代經濟學概念并不完全對應，所以會有些費解。
愛德華·哈達斯
《貨幣、金融、現實與道德》的精華內容是從第三章開始的。從這章開始，哈達斯教授開始批判“后貴族式金融”，他認為“后貴族式金融”的結果，是將貨幣從社會相對貧窮的成員轉移到相對富裕的財務投資者。與經濟性融資不同的是，后貴族式融資的根本目標不是解決目前資金短缺的問題，雖然偶爾會解決這些問題，但其主要導向是創(chuàng)造一種由窮人向富人的長久貨幣性義務。在經濟性融資出現之前，這種社會性融資就已經廣泛出現，比如前現代農民和工匠就會向他們的精英領主與主人提供勞務與其勞動果實。
在以農業(yè)為主的前現代經濟體中，大部分土地由貴族與其他地主所有，租戶的義務稱為“租金”，隨著貨幣越來越普遍，由較低向較高的回報義務，開始以貨幣形式而非實物形式表達。這是財務“貢品”。
“后貴族式融資”甚至不是為了提高經濟效率而設計的，恰恰相反，它旨在為資本主義社會特權階層的特權買單并保護其特權。后貴族式融資破壞了當代社會的平等主義規(guī)范，它幾乎沒有任何經濟益處，并且直接反對現代社會所聲稱的平等主義社會和經濟理念。后貴族式金融讓極少數人擁有極度奢侈的生活，而讓更多人陷入絕望的貧困。一種人性缺陷導致他們期望不切實際的巨額收益。“后貴族式金融”導向的是階層固化，是一個階層向另一個階層進貢。
哈達斯教授指出，在現代住宅、商業(yè)以及工業(yè)地產的租金中，貧困階層向富裕階層的資金流動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就像過去一樣，用農民佃戶的貢獻支持他們領主的奢侈生活方式與軍事冒險，當今資金流向也表達著一種類似的貴族式勞動配置，租客向現代房東支付的房地產租金，也使現代房東的奢侈生活與社交投機成為可能。
哈達斯教授總結到：后貴族式金融在現代地租、政府債務、消費信貸、過度商業(yè)收入等領域表現得非常明顯。在現代社會，債務違約不再剝奪一個人的所有社會自由，然而巨額債務———無論是還清的還是未還清的———仍然造成某種程度的金融性奴役，債權人有效控制著債務深重的債務人可以在哪里生活與工作，而利息余額的擔憂和資金流失，導致一種接近主人與奴隸式的附庸關系。生活在豪宅里的金融家是一批操縱國王與民選政府的傀儡大師。
西方國家的政府融資也具有后貴族式融資的特征，政府融資大部分回報償付流向了那些位居國家經濟金字塔上較高位置的人們，而大部分的這類款項來自大多數位居底層的納稅人，政府財政由窮人到富人的資金流動，并不支持現代社會為努力提高經濟平等的思想，后貴族融資的根本是底層民眾的貧困化，經濟不景氣時期，財務性貢品的負擔更會加劇。
“過度商業(yè)收入”也是導致“后貴族式金融”的第三種形式，名副其實的債務奴役，塑造了“后貴族式融資”，并且經濟融資奠定了一個不良的道德基礎，導致了經濟效率的低下。哈達斯教授在書中提到2008年以及在它之前的歷次全球經濟危機，顯然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是“后貴族式金融”極致化的崩潰。
“貪婪”是后貴族式金融出現的原因
哈達斯教授認為“貪婪”解釋了為什么那些已經相對富裕的人們如此致力于“后貴族式金融”。在沒有貴族的時代，仍然有很多人期望過上貴族式的生活，他們不付出勞動，靠定期享受別人的貢品維持生活。
貪婪不僅具備破壞性，有時甚至是反社會性的，因為它不鼓勵分享，從而破壞了對社會繁榮至關重要的共同紐帶。因為這種貪婪導致富人拒絕為國家服務，拒絕繳納他們公平份額的稅款。哈達斯教授形象地將其比喻為“社會性貪婪就像小孩子覬覦玩伴的玩具那樣，只是為了擁有而非使用它們”。
一個多世紀以來，幾乎每一次經濟衰退都可以追溯到銀行的貪婪行為。當代社會越來越多的公司受到股東價值的指導，這將公司從共同利益的仆人轉變?yōu)榻鹑谪澙返闹魅恕?/p>
哈達斯教授認為，貪婪的泛濫與學術的墮落有關。貪婪的概念對主流的當代學術是陌生的，美德與惡行的傳統區(qū)別在過去幾代人之中基本上被摒棄了，善惡的區(qū)別讓位給了合法與不合法，道德的門檻在不斷后退。西方經濟學的學術結構特別仇視關于善惡的辯論。經濟學變?yōu)榱艘婚T純粹描述的學科，根據現代經濟學的定義，道德判斷被排除在外。
筆者對此也有同感?，F代西方經濟學先后經歷了納索·威廉·西尼爾主張的“去政治化”，卡爾·門格爾主張的“去歷史化”，馬克斯·韋伯主張的“去價值化”，約翰·內維爾·凱恩斯主張的“去規(guī)范化”，米爾頓·弗里德曼主張的“去真實化”五次方法論革命，已經不具備批判性和建言性。然而這并非西方經濟學已死亡，其實批判的理論也可以中立化或模型化，這比純粹的道德批判更具有力度，《貨幣、金融、現實與道德》更多是致力于輿論批判，而非將這種批判理論化。
現代經濟學不僅不批判貪婪，甚至出現了歌頌貪婪的現象，而且這種現象從資本主義誕生就出現了?，F代資本主義起源于荷蘭，人類最早的現代經濟學著作是伯納德·曼德維爾寫作的，曼德維爾的《蜜蜂的寓言》就是一部歌頌貪婪的著作。他認為私人的惡行可以帶來公共利益，因為曼德維爾的巨大爭議，后世學者對其唯恐避之不及，只有奧地利學派的哈耶克等人將其奉為“先知”，奧地利學派的所有著作也不過是曼德維爾的注釋而已。哈達斯教授在書中雖然點到了哈耶克的名字，卻沒有對其進行批判，而哈耶克與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主張，的確是導致“后貴族式金融”盛行的一個根本原因。
伯納德·曼德維爾
在西方國家，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盛行后金融監(jiān)管被放松，這點在書里也被提及，但更重要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導致的“福利削減”以及底層貧困化，才是真正導致后貴族式金融泛濫的根本原因。正如哈達斯教授在書中所指出的，貪婪利用了窮人的絕望，從社會角度，投資對象只有在脅迫下才愿意提供非常高的回報，讓窮人免遭苦難的貸款利用了社會不公，以及發(fā)薪日的高額利率貸款往往利用了無知和劣質品格，教育貸款成為年輕人的長期負擔，利用這些弱點或弱勢地位所賺取的回報都是貪婪的，“后貴族式金融”其實占據的是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空間，如果整個社會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可以跟上，就不會有那么多窮人會陷入“后貴族式金融”的沼澤泥潭。
學術界對貪婪的頌揚無非是基于，同時也始于“曼德維爾哲學”。這種哲學被奧地利學派繼承并神秘化，但經過筆者“祛魅化”后又變得非常簡單易懂。其實筆者已經將曼德維爾的思想概括為一個模型，這就是“利潤創(chuàng)造供給”，供給是利潤的函數，企業(yè)家是為利潤而生產，而非為需求而生產，只是順便滿足了需求。
現代經濟學認為需求創(chuàng)造供給，這并沒有錯誤，但需求并不直接創(chuàng)造供給，供給是企業(yè)家創(chuàng)造的，企業(yè)家創(chuàng)造供給則是受到利潤的驅使。從微觀個體來說，產品供給量其實是利潤的函數，利潤越高產品供給越大。在現代經濟學中供給曲線應該是一條供給隨著利潤的變化而變化的曲線，曼德維爾哲學并沒有什么神秘，它如此簡單，曼德維爾只是最早用寓言揭示了利潤創(chuàng)造供給的原理。
經濟學引入道德因素的嘗試
經濟學與道德并非相互獨立的領域，市場機制的有效運行需要一定的道德基礎。例如，誠實、守信等道德品質是市場交易得以順利進行的保障。一些人只追求個人的財富增長，而不顧市場的穩(wěn)定和社會的利益，必然會有經濟危機的發(fā)生。危機頻發(fā)、社會分配失衡，其根源就在于缺乏對貪婪的倫理約束。
我們應該如何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保持對人類尊嚴和社會正義的關注。哲學性的反思可以幫助我們找到更加合理的經濟發(fā)展路徑，避免陷入物質主義和功利的陷阱，但重要的是建立相關的學術思想體系，經濟學家有責任為改善社會狀況提供建議。
羅賓斯1932年定義經濟學為“稀缺資源配置科學”，從此道德問題被剝離了經濟學，被劃歸倫理學范疇。但這種情況正在改變，信息經濟學就創(chuàng)造了“道德風險”的概念。道德風險雖然是一個微觀詞匯，但在宏觀經濟學領域仍然適用，道德風險絕不是促進經濟增長的因素，最終也會成為阻礙經濟增長的因素，甚至是釀成經濟危機的因素。每一次大型經濟危機背后都有道德風險因素在作怪，破壞道德就是破壞經濟增長，資本做惡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是通過使一部分人長期致貧傳導的。這是一種民眾版的資產負債表衰退，民眾因為資本作惡而陷入貧窮，從而喪失購買能力，甚至勞動能力。斂得巨額財富的作惡者的消費無法對沖大眾貧困的損失，甚至作惡者更習慣于將財富轉移至他國，而不是選擇留在本國。
過度透支身體的人必然會迎來一場重病，過度透支道德的市場也終會迎來一場經濟危機，一個國家一旦爆發(fā)危機，就將迎來長時間的蕭條，甚至經濟增長的永久性停滯，比如一次大型的經濟危機一般會導致20年的經濟蕭條，一次中型的經濟危機將會導致10年左右的經濟蕭條，一次小型的經濟危機，也將導致5年左右的經濟蕭條。容忍資本作惡所付出的代價要遠遠小于其收益。道德風險對宏觀經濟的危害不容忽視。筆者觀察過太多階層滑落的中小企業(yè)主或中產，他們大部分都有投資失敗的經歷，或是購買了有毒的理財產品或是購買了虛擬貨幣，都讓他們從原本幸福的生活墮入難以自拔的深淵。
除信息經濟學外，以研究企業(yè)家精神聞名的經濟學家鮑莫爾也從企業(yè)家精神的角度研究資本作惡，鮑莫爾1990年提出了“企業(yè)精神配置”的概念，他認為人群中從來不缺少企業(yè)家，一個國家或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出現停滯并不是由于企業(yè)家才能的缺乏，而是由于其擁有的企業(yè)家才能沒有配置到生產性活動。他將企業(yè)家精神分為兩類，一類是促進經濟增長的生產性企業(yè)家精神，另一類是利用各種機會去謀取私利、不推動甚至破壞經濟增長的非生產性企業(yè)家精神。前者尋求在法律允許和不損害社會利益的范圍內打破舊均衡、創(chuàng)造新價值，從而成為經濟增長的原動力；后者以尋租、壟斷、規(guī)避監(jiān)管和犯罪等行為，將機遇用于為自身謀求超額利潤，于經濟和社會無益，甚至可能損害社會福利。
鮑莫爾
傳統的企業(yè)家精神研究以熊彼特為代表，更多強調企業(yè)家活動的正面屬性，忽視了那些具有破壞性和負面影響的企業(yè)家活動。事實上，企業(yè)家精神在本質上并不一定會給社會帶來貢獻，企業(yè)家有時甚至還會進行對生產有“系統性破壞”的活動。盡管企業(yè)家都以實現創(chuàng)新作為目標，但并不是所有的企業(yè)家都會關心實現自己目標的行為是能增加公共福利，還是成為經濟與社會發(fā)展的障礙。
現在資本作惡大多數是以金融的形式，沒有金融的助力，資本作惡不會規(guī)?；?、集中化，現代金融作惡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銷售有毒的理財產品，一種是過度負債然后將負債得到的資產轉移到個人名下甚至境外，對于前種應該加強監(jiān)管，對于后者筆者建議債權人應該參與公司治理和公司重大決策，董事會中也應該設立債權人代表，債權人代表有權審查公司的重大支出。
經濟學一般將市場經濟分為放任的市場經濟和有管理的市場經濟，實踐證明放任的市場經濟并不一定效率更高，有管理的市場不僅能創(chuàng)造出高效率，而且會更加持續(xù)發(fā)展。政府的重要功能就是“止惡”，只有限制做惡，經濟增長才會更好，才不會被頻繁的經濟危機打斷，才會讓更多的人享受到經濟發(fā)展的好處。
貪婪其實也是有周期性的，貪婪的周期性就是貨幣政策的周期：高利率時期，社會普遍出現金融貪婪；低利率時期，社會性的金融貪婪則出現下降趨勢。我們只要通過央行的貨幣政策制定，將貨幣利潤降低到一定程度，社會就不會出現系統性的貪婪。這也是筆者提倡的“最優(yōu)央行貨幣利率”。在筆者的理論中，“最優(yōu)央行貨幣利率”是一個中間利率，如果能夠實施筆者提出的“最優(yōu)央行貨幣利率”規(guī)則，貨幣就不會再出現“高利率時期”，系統性的金融貪婪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從宏觀層面被削除。
道德的譴責與理論的批判
哈達斯教授在書中指出，在社會科學中真正扼殺舊范式且孕育新范式的，是更加模糊的東西——一種無定形的，逐漸聚集的，看似合理且最終令人信服的新概念、事實、論點以及歷史實踐的集合。
道德的譴責并不能代替理論的批判，筆者堅信，經歷過方法論洗禮的批判性理論才更具備批判性，批判性理論也要模型化，這樣更符合現代學術規(guī)范，也可以更好地解決問題。
在《貨幣、金融、現實與道德》一書中，哈達斯教授提出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從長遠看也許可以開啟一個新的道德與經濟增長的學術研究分支。盡管如他所說，新的理論必定有一定的模糊性，但隨著更多的學者加入由他開創(chuàng)的這一新的學術研究分支，也或許如他預測的那樣，將會出現更多的概念、事實、論點和歷史實驗來支持他的“后貴族式金融”研究。最終“后貴族式金融”理論也必將成為一種解讀現代社會的新學術范式。
這是一部只有歐洲學者才會寫出的重量級著作。歐洲底層民眾經歷了中世紀長期的貴族壓迫與奴役，因此他們對這種“后貴族式金融”有著更深刻的體會，他們絕不允許這種舊生產關系在新時代通過金融的方式死灰復燃。
總之，牛津大學愛德華·哈達斯教授的《貨幣、金融、現實與道德》一書，猶如一道穿透金融迷霧的強光，以獨特的視角和深刻的洞察，將貨幣與金融置于道德哲學的審視之下，為我們理解金融現象背后的深層次問題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哈達斯教授的研究不僅對西方社會有意義，對中國同樣具備現實意義，現代經濟學雖然標榜意識形態(tài)獨立，但在最近幾十年卻強烈地關注政府的道德問題，現在也應該到了關注市場的道德問題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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