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yōu)楹我務摻鷲矍樾≌f？

2025年11月11日，值新書《異域之愛：中國近現(xiàn)代愛情小說的譯與撰》出版之際，作者劉倩以“今天我們?yōu)楹我懻摻鷲矍樾≌f？——《異域之愛》研究心得及海外漢學研究方法談”為主題在上海大學寶山校區(qū)開展講座，與參會師生共同探索中國近現(xiàn)代愛情小說翻譯的文學價值與時代意義。上海大學文學院教授石娟作為與談人參與了本次講座。

劉倩在講座現(xiàn)場

劉倩，英國華威大學現(xiàn)代語言與文化學院副教授，曾任教于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研究所。先后于2007年、2010年獲北京師范大學學士、碩士學位，2014年獲牛津大學博士學位。長期致力于翻譯文學、中國近代文學、中西比較文學研究。曾出版專著Transcultural Lyricism: Translation,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Rise of Emotion in Modern Chinese Love Fiction, 1899-1925（Brill，2017），并在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Perspectives、《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當代外國文學》等期刊上發(fā)表中英文論文多篇。新著《異域之愛：中國近現(xiàn)代愛情小說的譯與撰》由劉倩自譯并增補，梳理了中國近現(xiàn)代愛情小說中情感表達的轉(zhuǎn)型，并探討了這一轉(zhuǎn)型在中西文化遭遇與融合的背景下所反映出的跨語際和跨文化問題。

《異域之愛：中國近現(xiàn)代愛情小說的譯與撰》，劉倩/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10月版

在講座中，劉倩首先提出“互文性翻譯理論”這一核心研究方法，通過將翻譯研究與互文理論并置，重審了中國近現(xiàn)代愛情小說的情感書寫。她指出，在1899-1925年這一歷史時段，用中文翻譯和寫作的愛情小說并非單純的文字轉(zhuǎn)換或文學創(chuàng)作——由于當時創(chuàng)作與翻譯之間的界限尚處于模糊狀態(tài)，翻譯與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相互滲透的特征，二者共同作用，最終重塑了中國文學的情感書寫方式。她舉出三個具體案例：

第一個案例為林紓與王壽昌合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林紓將原著中“就算將來有一天我要成為您情婦的話，您也該知道，除了您我還有別的情人”這句話譯為：“我何能于未識君前為君守貞？”這一改寫曾受到后世學者們的批評，他們認為林紓通過把“未來也不會為你守貞”改寫為“過去不可能為你守貞”，轉(zhuǎn)變了原文的意思。劉倩則從法語原文出發(fā)，指出原文恰恰指的是“過去不可能為你守貞”，因此林紓的這一翻譯其實相當準確。此外，林紓還將原著中“女尊男卑”的男女高下關系進行了改寫，刪改了茶花女將阿爾芒喚作孩童的對話內(nèi)容。

王壽昌口述、林紓筆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林氏畏廬原刻本

第二個案例聚焦于周瘦鵑的“情景劇式翻譯”。劉倩認為，周瘦鵑的翻譯雖在整體上忠實于原著，但仍彰顯出譯者本人的創(chuàng)造性——他在翻譯過程中常常拋開原文原意，轉(zhuǎn)而采用中國通俗言情小說的典型詞匯來刻畫人物，同時刪掉原文中的心理描寫和細節(jié)描寫，使得小說的情感表達變得突兀且夸張。如《瑪萊脫勞閣下之門》譯文中關于女主角外貌的描寫：“見她低鬟亸黛的坐在那里，把玉手兒掩著素面，不住的宛轉(zhuǎn)哀啼，哭得那嬌軀也瑟瑟地顫動起來。然而啼后殘妝，卻益發(fā)嬌媚動目。玉膚上不施脂粉，自然秀美。鬢發(fā)如云，更覺不同尋常?！痹凇兑馔怿x鴦》的譯文中，又有“我瞧你不單是人間凡艷，簡直是天上安琪兒呢”的情感表達。這些翻譯與原文描寫存在明顯差異，在整體上呈現(xiàn)出一種類似西方情景劇的風格特征。

第三個案例圍繞郁達夫的“譯入性創(chuàng)作”展開。劉倩以郁達夫《南遷》中的一段文本為例：“他自家好象是變了迷娘（Mignon），無依無靠的一個人站在異鄉(xiāng)的日暮的海邊上的樣子。用了悲涼的聲調(diào)在那里幽幽唱曲的好象是從細浪里涌出來的寧婦（Nymph）魅妹（Mermaid）。他忽然覺得Sentimental起來，兩顆同珍珠似的眼淚滾下他的頰際來了。”劉倩指出，這段文本清晰反映出郁達夫早期創(chuàng)作中的“譯入性創(chuàng)作”特征：他常常從歌德等外國文學作品中借鑒孤獨、感傷等情感元素，并將之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以表達人物情感，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

講座尾聲，劉倩回歸“今天我們?yōu)楹我懻摻鷲矍樾≌f?”這一主題，再次強調(diào)了近代通俗文學的重要價值。她指出，近現(xiàn)代文學與文化的影響從當時一直延伸至當下——無論是林紓、周瘦鵑、郁達夫，還是其他譯者與作者，他們或翻譯、或創(chuàng)作的愛情小說，不僅定義了我們當下對于“情感”的理解，更持續(xù)影響著今天人們的情感表達。在講座的最后環(huán)節(jié)，劉倩還向在場師生分享了海外漢學研究領域的一些方法。

對談環(huán)節(jié)，劉倩老師同與會師生進行了熱烈的探討。

劉若瑄：我有兩個問題想跟您交流。第一個問題，您剛才提到，郁達夫在創(chuàng)作中引用的歌德的原文進行“譯入性創(chuàng)作”，“孩子”這個詞在德語中是陽性、陰性還是中性呢？第二個問題，您剛才提到李歐梵老師認為郁達夫?qū)Ω璧碌慕梃b并不成功，這一觀點出自李歐梵老師的哪篇文章？

劉倩：好的。第一個問題，郁達夫所引用德文的原文中，“孩子”是中性詞匯；第二個問題，李歐梵先生的這一觀點出自《引來的浪漫主義：重讀郁達夫〈沉淪〉中的三篇小說》。

劉睿：我注意到您在現(xiàn)代文學作家中，選擇了郁達夫早期的小說文本作為新文學中的代表。而在我之前關注和研究新感覺派作家如劉吶鷗和穆時英時發(fā)現(xiàn)，他們筆下“摩登男女”的人物關系，往往以男性主人公在感情上的失敗作為故事結局。我想請教您，他們是否書寫出了一種都市語境下的新愛情范式——“沒有愛情的愛情”范式？這種范式是否可以納入到愛情小說的研究范圍之內(nèi)呢？

劉倩：這個觀點很有趣，也很新穎。你為什么認為這是“沒有愛情的愛情”范式？

劉睿：在劉吶鷗和穆時英的小說里面，“摩登女郎”多是偏向負面的角色形象，但我覺得這個形象極具生命力，她們對自身的掌控力明顯超過了傳統(tǒng)愛情小說中的女性形象。與此同時，“摩登女郎”身上所反映出的都市的罪惡與墮落，我覺得可能在今天也還是有影響的，這也呼應“今天我們?yōu)楹我懻摻鷲矍樾≌f?”這一主題。

劉倩：你說得很有道理。都市肯定是新感覺派文學中非常關鍵的因素，它反映出了中國近現(xiàn)代社會的時代背景。正是因為都市的興起，才催生出了那些在都市里彷徨的摩登女郎，以及與她們產(chǎn)生情感關聯(lián)的“愛人”們。就像我前面提到周瘦鵑的翻譯是“情景劇式”一樣，這一翻譯方法也源于時代變遷、當下與過往的割裂所帶來的新問題。同理，新感覺派也是在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產(chǎn)生出來的新事物。我們不妨思考一下：今天的我們是否還面臨著類似的時代陣痛？答案肯定是有的，所以即便在當下，我們依舊能感受到新感覺派文學的影響。

宋鴿：您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讓我深受啟發(fā)。我個人的研究關注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南亞，比如印尼的華人將中國小說譯成馬來語的現(xiàn)象，這類翻譯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了文化與文本界限，且一直在當?shù)厝A人群體中傳承。對于這些文學作品的閱讀與接受研究，您的觀點給了我很大啟發(fā)，尤其是“互文性”理論——我認為這對翻譯研究而言是一個非常新穎的視角。此外，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國古代小說，您的討論中也涉及古代文學部分，我發(fā)現(xiàn)“互文性”對解釋古代文學（尤其是古代通俗小說）中的諸多問題，比如故事架構、文本特色等，也有很大幫助，《異域之愛》這本書的第一章就為我指明了清晰方向。不過我還有兩個問題想請教。第一個問題，您提到“互文性”時說“文學不存在完全原創(chuàng)的創(chuàng)作”，我自己也在思考這一話題，若文學存在“原文本”，您認為它會是怎樣的形態(tài)？

劉倩：我個人認為不存在純原創(chuàng)的文本，一個文本的創(chuàng)造性是在它與其他文本產(chǎn)生關聯(lián)的過程中、在文本的“縫隙”里誕生的。就像艾略特在《傳統(tǒng)與個人才能》中提到的，所有詩人都會借鑒前代詩人的成果，只是有人借鑒得更出色，有人則稍顯遜色。當然，文學的原創(chuàng)性肯定是存在的，只是它并非完全脫離既有文本的“孤立創(chuàng)造”。

宋鴿：另外，結合我們俗文學與民間文學的學科方向，民間文學中其實也存在“互文性”的問題。比如語言生成過程中會形成傳說、謎語等基礎形態(tài)的民間文本，這些民間文學元素常常會成為詩人的創(chuàng)作養(yǎng)料，經(jīng)詩人的“繆斯”的天才一點之后，形成了我們傳統(tǒng)意義上所說的真正的文學文本。

劉倩：是的，民間文學也有“母題”的說法。除了您提到的傳說、謎語等小型結構單元，其實在敘事層面，也有很多重復出現(xiàn)的元素，這本質(zhì)上也是一種互文性的體現(xiàn)。

宋鴿：確實如此。而且我覺得“互文性”無論從比較文學視角，還是傳統(tǒng)文學視角，對研究都極具價值。第二個問題，您是如何在研究中確定本書的研究方法的？且您書中提到之后會開啟新的研究錨點，我很好奇您后續(xù)的研究方向會轉(zhuǎn)向哪里？

劉倩：關于第一個問題，我最初的研究計劃其實是聚焦翻譯研究，但在論文完成一半時，我不知不覺開始關注蘇曼殊和郁達夫的創(chuàng)作，我發(fā)現(xiàn)其中有很多與外國文學結合的文本，于是便引入了“互文性”理論。后來在導師的指導下，我逐漸將翻譯研究與互文性研究結合起來，并在這個過程中慢慢意識到二者之間有許多可以結合的地方，而且像韋努蒂等翻譯研究領域的學者也很早對翻譯中的互文性問題進行過討論，這也進一步堅定了我的研究方向。

關于第二個問題，我的第二本英文著作已經(jīng)完成，譯者也已確定，目前計劃先出版英文版，再推出中文版。這本書仍聚焦近現(xiàn)代文學，但研究重心會轉(zhuǎn)向閱讀史，具體探討近現(xiàn)代讀者是如何閱讀翻譯愛情小說的。

劉蕊：我本身并非從事翻譯研究，但我在法國留學時的博士后導師是研究翻譯的，他曾翻譯了中國古代小說《金玉奇緣》和《西廂記》的全本。在平常交流的過程中，他有提到作為譯者，翻譯的過程其實是一個不斷失去的過程。因為翻譯不僅涉及到文體的轉(zhuǎn)變，還包含不同文化間的轉(zhuǎn)化。以周瘦鵑的翻譯為例，他在處理某一句話時，往往需要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表達路徑中取舍，比如是否采用中國古代文人的慣用套式來描述女性的外貌、服飾與氣質(zhì)等?；谶@一點，我想請教您：在將自己這本書從英文翻譯成中文的過程中，您的取舍主要體現(xiàn)在哪些方面？

劉倩：這個問題非常好，這也是為什么我在序言當中提到書中可能還有一些翻譯腔的原因。我發(fā)現(xiàn)，使用不同語言寫作時，思維模式會有所差異，所以在翻譯過程中我會把內(nèi)容重寫一遍，或是用更清晰的思路將其梳理后再重新寫出來。此外，我還請了幾位朋友幫忙通讀譯文，他們也提出了修改建議，幫助我將語句表達得更通順。

石娟（左）與劉倩對談

石娟：我有關注過周瘦鵑翻譯中的“迻譯”，所以我有幾個問題想和您交流。我們知道周瘦鵑的翻譯存在時間節(jié)點的差異，他前期在中華書局擔任專職翻譯編輯時，翻譯了大量文言的言情小說與偵探小說，到了1920年代以后他的翻譯逐漸轉(zhuǎn)向白話。復旦大學陳建華老師曾發(fā)現(xiàn)周瘦鵑在1914年的《游戲世界》上提到，他更喜歡“杜撰”而非“迻譯”，因為“迻譯”“殊苦其不自由”，而“杜撰”則可有更多書寫的自由。在您看來，周瘦鵑處理愛情小說的文言譯本時，像剛剛提到的文言翻譯中存在的固定套式，與后來轉(zhuǎn)向白話翻譯之間是否存在變化與區(qū)別？同樣是愛情小說，他在進行白話翻譯時，是否會更尊重原作呢？

劉倩：這個問題非常好。我目前沒有實際對比過周瘦鵑的文言翻譯與白話翻譯。不過您提出的問題確實很值得研究。

石娟：您剛才談到“互文性”理論時，我想到了布魯姆提出的“影響的焦慮”。您覺得“影響的焦慮”與“互文性”二者之間的差異在哪里？

劉倩：我認為二者是相近的概念，但側重點不同。從作家的角度來說，“影響的焦慮”源于他們不想重復前人的表達，但在實際創(chuàng)作中，他們又很難完全避免借鑒前人，因為這幾乎是無法避免的。我自己發(fā)現(xiàn)的一個規(guī)律是：作家在早期創(chuàng)作階段，即他們的塑形階段，借鑒的痕跡會非常明顯，郁達夫就是個典型的例子，很多現(xiàn)代作家早期都會借鑒外國作品，但隨著他們的創(chuàng)作漸漸成熟，借鑒的比例會慢慢減少。所以，借鑒的程度會隨作家成熟度變化。但即便變化，也不可能完全不借鑒。因此，我認為“影響的焦慮”更多指向作家的主觀感受，而“互文性”所強調(diào)的借鑒，則是客觀存在的文本事實。

石娟：非常感謝您的細致解答。我發(fā)現(xiàn)，您在處理書籍結構時，有一個非常巧妙的設計，看似各章之間并列推進，但事實上是用作品發(fā)表的時間串聯(lián)起不同作家。這種結構設計很精巧，因為在完成學術著作時，我們往往很難找到一個絕對理想的結構來呈現(xiàn)內(nèi)容，您的這種處理方式，不僅讓全書邏輯更清晰，也讓看似互不影響的作家、作品和事件之間，建立了闡釋的邏輯。

還有一點讓我印象深刻。我覺得翻譯研究常常面臨一個困境，即研究者在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會陷入大量細節(jié)的考察，以至于模糊了問題的指向，但您的這本書里卻沒有這樣的問題?！懂愑蛑異邸贩浅Ｓ袃r值的地方在于圍繞著“我們今天為什么還要討論近代愛情小說？”這一主題，延伸到跨文化交際、20世紀中國人情感結構的形塑等深層問題上，這也為我們后續(xù)研究通俗文學提供了樣本。

劉倩：沒錯，通俗文學是非常有價值的。

石娟：其實從范伯群先生、徐斯年先生等通俗文學研究的第一代學人開始，通俗文學研究就一直面臨著質(zhì)疑——這些瑣碎和海量的文本真正的時代價值在哪里？直到當下，后來的研究者也一直在不斷地回應這些質(zhì)疑和挑戰(zhàn)。所以通俗文學的研究要主動與時代的命題和熱點對話，否則就會陷入自娛自樂的困境。

劉倩：對，我們其實可以發(fā)現(xiàn)，范伯群老師在研究通俗文學時，就一直在為通俗文學“正名”。通俗文學并不是單純商業(yè)化的無意義的作品，它有自己獨特的價值。在當今短視頻盛行的時代，愿意讀嚴肅文學、實驗性文學的人越來越少，接觸通俗文學、通俗影視等娛樂作品的人越來越多。這對于文化的發(fā)展意味著什么呢？近現(xiàn)代通俗文學的研究，其實能為當代通俗文學與大眾文化研究提供借鑒，所以這項研究在當下反而會越來越有現(xiàn)實意義。

石娟：是的，通俗文學的研究與我們的日常息息相關。非常感謝劉倩老師百忙之中抽出寶貴時間，為我們帶來如此精彩的報告，幫助我們更深入理解《異域之愛》，也給予我們很多學術啟發(fā)，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堅定這樣的信心：通俗文學研究大有可為。再次祝賀劉倩老師的《異域之愛》順利出版，也期待您與閱讀史研究相關的著作能盡快與中國讀者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