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食在明代京城

假如要在明代做一個自由民（游食），該去哪里呢？毫無疑問，你應該去北京。“北上廣深”的今天，在明代由北京城一城擔當。所以帝都表示壓力很大，為這些流動人口的到來，幾分歡喜幾分憂。歡喜的是，看看明代小說、戲曲之類就知道，在京城生活，服務業(yè)很發(fā)達，賣什么的都有，賣飲食當然是基本了，還有賣水、賣冰、賣花等等，各種外賣APP在手，便利得很。

憂的部分，就是京城的糧食是由漕運定額的，南糧北運，投入的是整個國家的財力，它的首要任務，是維持政府的運轉(zhuǎn)，并提供邊防的糧餉。我們看畢自嚴寫于崇禎年間的《度支奏議》，發(fā)現(xiàn)明代京城的糧價，至少五六十年來沒有大的波動。這就是京城的福利，而這種福利，是維護政府機構(gòu)運轉(zhuǎn)之外，順帶惠澤給居民的，游食們的加入，未免要打破平衡。好年成倒也罷了，萬一運河某處淤積，乃至地方災荒，糧價必受影響，而京城平抑的糧價，顯然是需要政府補貼的。這筆賬其實也好算，就是糧食豐足時，有你們也挺好、挺方便的。但某年歉收，資源不夠，就確實感到肉疼加頭疼。肉疼是無端的外來人口享受了政府優(yōu)惠，頭疼是荒年難免多事，市面上米價波動，流動人口又往往是貧困人口的重合，管理容易混亂。

士、農(nóng)、工、商的四民劃分，使得身份、職業(yè)與戶籍綁定在一起，郡縣就成了一個大的國營單位，變動小，管理就不那么費事，會計方便統(tǒng)計要上繳的賦稅，要派活時，也可以找到人。這就好比“體制內(nèi)”，再苦再難，活下去，就有你的身份。但不在體制內(nèi)混的人也很多，大多是因為混不下去了。比如明代的蘇州、松江二府，賦稅太重，活不下去，他就炒了單位魷魚，離開家鄉(xiāng)，逃掉賦稅，自謀出路去了。各地這樣的破產(chǎn)農(nóng)民也很多，進城謀生，成為手藝人、服務業(yè)從業(yè)者，或依托僧、道謀食。這類人，被稱為“游食者”、“游食人”。

“游食”這個標簽，意味著他從此游走于社會邊緣，是要被人看不起的，且面臨著時時被驅(qū)趕的命運。《西游記》里，烏雞國太子就當面說唐三藏：“和尚是游手游食、削發(fā)逆君之徒?！泵鞔颉逗蜕邢律健防?，小和尚委屈地說：我明明在山上開荒自食其力，可人們還是說我們和尚游手游食。也經(jīng)常有官員建言，要“清僧道以杜游食”，主要是經(jīng)濟體量太小，怕不生產(chǎn)的人口太多。明太祖定律：“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yè)，不許游食?！保ā痘拭魍o》）并規(guī)定對游食者要重罰，使之歸農(nóng)。

儒家官員中，對貧弱者有同情之心的占大多數(shù)。一則他們大多出身寒素，靠科舉晉身仕途，對底層生活有切身的感受與同情。二是他們從小受孔孟之教，既有“達則兼濟天下”的理念，又有“惻隱之心”的認同，所以對于游食，他們一般不會粗暴驅(qū)逐。比如萬歷時的首輔申時行，就是這種溫和派作風，他寫信給福建巡撫指導工作：“游食之徒持齋聚會，此當解散禁戢，概謂之妖言叛逆，則冤矣?！保ā顿n閑堂集·答沈練城巡撫》）就算是聚在一起的流民，他也不建議用過于峻急的手段，不要聚眾生亂就好。

游食們?yōu)槭裁聪矚g去北京？且看嘉靖三十一年九月某天，嘉靖帝與嚴嵩有這么一段對話：

嘉靖：來了那么多人，沒有吃的怎么辦？嚴嵩：饑民來了不少，京城米價天天漲，只有將太倉糧拔出十萬石，平價糶賣了，皇上您看怎么樣？嘉靖：我也這么想。但有些人恐怕走不到京城，就餓死在路上了，有什么應對措施嗎？嚴嵩：已經(jīng)吩咐下去了，由五城御史帶領(lǐng)各司官役，沿途查看，有餓死的，就好生掩埋。那些身無分文，平價糧也買不起的，也不能看著餓死，就由十萬石中，分出二萬石來救濟。再著錦衣衛(wèi)嚴加把關(guān)，不讓平價糧落到奸商手里，保證市面米價平穩(wěn)。嘉靖：甚好，我也是這么想的（據(jù)《皇明從信錄》）。

這對話顯然與二人“不理朝政”、“奸臣”的形象對不上號，是的，他們其實一個精明，一個能干，歷史與人物，總有多面性。饑民當然不等于“游食”，但我想說的是，只要國家還沒破產(chǎn)，京城還是安全之地，那里有儲糧，即使因天災而導致米價飛升，還有政府出來平衡調(diào)節(jié)，比如嚴嵩主張的平價糧，都是可行的權(quán)宜之計。所以，饑民與游食，都愛往京城走，用腳投票，總有它的合理性。

《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難逢夫》里寫：“那王爺兩手擦了淚眼說，那無恥畜生不知死的往那里去了，北京城街上最多游食光棍，偶與畜生面龐廝像，假充畜生來家哄騙我財物?！钡敲炊嘤问痴?，除了從事正當職業(yè)之外，難免有雞鳴狗盜、偷奸?；?，帶來社會隱患，造成管理困難。所以驅(qū)逐“游食”的運動，往往出于治安考慮，經(jīng)濟問題只是因素之一。

正德三年，劉瑾發(fā)動了一次驅(qū)逐“游食”運動，鬧得沸反盈天，差點激起民變。當時已有東、西廠，由錦衣衛(wèi)谷大用管理，劉瑾為了分權(quán)，又另設內(nèi)廠，監(jiān)視城中官員外，還管上了流動人口：“市井游食無業(yè)之人，如酒保、磨工、鬻水者，皆逐之四出。千余人集于城外東郊，持白挺劫人，聲言自分必死，欲甘心刺瑾。瑾懼，乃復之?！保ā稄m山堂別集·中官考》）

我查來找去，各種文獻中也沒說劉瑾為什么要這么干。酒保、磨工、賣水的，雖說是“游食”，但一不嘯聚，二不偷搶，還能自謀生路，在城市的服務業(yè)、小作坊中從事底層工作。正德三年也沒有出現(xiàn)大的饑荒，京城內(nèi)并無大量饑民涌入。而且，他又不是順天知府，沒有平抑糧價，控制人口等方面的管理壓力。沒有現(xiàn)成的答案，只能從記載這條文獻的上下文找。

史料、筆記都說劉瑾這是“矯旨”辦事，同時辦的還有這幾件事：下令寡婦都要嫁人，有死亡而未下葬的人家，要立刻火化焚棄。推測一下緣由，讓寡婦嫁人，或許是認為，既讓男人多了配偶，又能提高生育率，增加社會生產(chǎn)力，有益社會。死人立刻焚化的條例，或許是為了移風易俗，因為當時有一種風氣，因費用太過，或風水揀擇等原因，好多人家不辦葬禮，厝棺寺、庵等處，竟有幾十年未下葬者，說起來，也是一種陋習。又或許跟寡婦那條理由一樣，沒用的要處理，有用的要利用。幾件事聯(lián)起來看，劉瑾應該是整齊劃一事物的癖好者，“有用論”的先驅(qū)?？上?，離開國營廠的游食們本來就不聽話，劉瑾的京城整治運動以失敗告終，還被王世貞們記了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