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6日至7日，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古代文本文化國際研究中心主辦的“寫本及其物質(zhì)性（Manuscripts and Materiality of Text）”國際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館召開。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研究中心主任柯馬丁（Martin Kern）和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建委致歡迎詞。
柯馬丁教授以古代中國寫本研究為中心，討論了中西方寫本不同的研究傳統(tǒng)與現(xiàn)狀，以及對未來研究的展望與期待。由于語言系統(tǒng)、文化傳統(tǒng)不同，中西對“寫本”的界定與研究方法存在較大差別，中國的文本社會學研究（文本生產(chǎn)、使用、傳播的模式等）具備較大的拓展空間。當下學術傳統(tǒng)的物質(zhì)性轉(zhuǎn)向已是大勢所趨，了解寫本的物質(zhì)性生產(chǎn)過程、思想傳播過程，對文本的認識將具有革命性改變?！皩懕镜奈镔|(zhì)性”更是超越某一文明的文本特殊性，從而確立一些古代文本全球化的共同問題，為跨文化的比較提供一個視角。他向與會者提出了“寫本及其物質(zhì)性”研究中的關鍵問題：我們是如何思考寫本類型的(不只是文本本身，還有文本的載體)?不同類型的寫本是如何被不同的讀者所閱讀和接受的?它們又是如何為了回應不同的期待而被生產(chǎn)出來的?這些寫本對什么群體很重要?“Scribes”是誰?他們的職能又是什么?我們要如何處理文本性和抄本學之間的張力?當看到獨立寫本上的文本時，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確定它們與傳世文獻的關系?我們看到的究竟是什么?
柯馬丁教授在現(xiàn)場
徐建委副教授表示，研究中心的學術愿景是“比較”與“文本文化”。此次會議從埃及文書、圣經(jīng)文本到中國簡牘文本和寫本，通過文本陌生化的碰撞，期盼將中西不同的研究納入彼此視野。由于傳統(tǒng)研究中國經(jīng)典的方式混合了各個時代的解釋體系，即每個時代都根據(jù)當時的理解逆向建構了歷史。而提倡文本研究，正是驅(qū)散歷史疊加中產(chǎn)生的隔膜，直面文本的原始面貌。而只有最大程度還原文本的生產(chǎn)場景、書寫條件、流通環(huán)節(jié)、應用性等問題，才能盡可能了解文本的結(jié)構、邏輯和語詞的形成。為方便敘述，筆者擬將會議論文分作三組：
昆山片玉：作為文化載體的中國本土寫本
第一組是關于中國本土寫本問題：學者或立足于具體寫本，討論傳抄過程中的行文規(guī)律、抄工字跡或文本演變；或?qū)懕咀鳛樽诮虃鞑ソ涣髦械臉屑~，討論其文化功用。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古籍研究所教授許建平分析了法國國家圖書館藏P.2643《尚書》寫本的物質(zhì)特征，通過寫本的字體、筆跡、避諱，他判斷寫本鈔寫時代可能在隋末唐初，而其中的朱筆、墨筆、棕筆的旁注字則為后期不同閱讀者的校改疊加。他又結(jié)合后世讀者在寫本中對隸古字所作的修改痕跡，推測梅頤所獻《尚書》本來可能全用隸古字寫成，而在后來的傳抄中，隸古字被逐漸修改。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陳偉考察了傳統(tǒng)中國書寫方式“直下”之外的一種特殊書寫方式：旁行邪上?！芭孕小贝笾轮副砀裰械姆指駮鴮?。通過分析《史記》《漢書》諸表，以及里耶秦簡戶版中家族成員的排序方式和后世家譜的形態(tài)，陳教授推測“邪上”很可能是指位于非平行形態(tài)時相關內(nèi)容之間的斜向書寫與閱讀關系，由此論述“邪上”是一種在世系譜牒類文獻中，為描述“枝布葉分”關系應運而生的書寫方式。
美國威廉姆斯學院教授倪?。–hristopher M. B. Nugent）主要分析了敦煌蒙書《開蒙要訓》的流傳與物質(zhì)形態(tài)。首先此寫卷在敦煌中存本較多，又見于《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和敦煌寫卷上所列的書單中，他推測此書曾經(jīng)頗為流行，但由于一些原因并未流傳后世。倪教授以法國國家圖書館藏P.2578為考察對象，分析了其上的斷句標點和注音特征，擬測了此卷可能的使用場景和情況。他還認為此卷收錄了大量復雜詞匯，其知識分類超出了一般商民所需，指出它可能是當時士人階層所用，并為其提供詩歌創(chuàng)作和政府文書寫作的基礎。
英國劍橋大學東亞系教授高奕睿（Imre Galambos）基于中西語系差異而導致的書寫習慣不同，在比較的視域下討論了中國早期抄手對復音詞的標記問題。古代漢語以單音節(jié)詞為主，每個漢字都代表單獨的詞。高教授的論述以敦煌寫本中相對非正式的佛教寫本為主，指出抄手已經(jīng)意識到使用一些方法來標記一些由兩個字或多個字組成的不可分割的“詞”單元，如添加相同的意符，使用連字符號和合文等。但由于這種現(xiàn)象出現(xiàn)的數(shù)量和場景的特殊性，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得分校亞洲語言與文明系主任、漢學系副教授李孟濤（Matthias L. Richter指出目前學界對區(qū)分、描述抄手字跡相似度的術語尚無共識，因此需要勾勒出“抄手”、“風格”和“類型”的不同范疇以便區(qū)別。他提出影響字跡的三個因素：集體性，如某一時代地域的正字法和書寫慣例；條件性，如具體的書寫工具、書寫要求時限等；個體性，即抄手本人的書寫習慣等。他據(jù)此討論了集體共享字體特征在何種程度上能為理解抄本的制作、傳播與使用過程提供有用的價值。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榮新江根據(jù)西北印度、中亞、河西走廊出土的各種典籍實物，來討論從簡牘和貝葉的書寫載體到紙本寫卷的轉(zhuǎn)變過程，并進而對不同載體所承載的文本結(jié)構、長短、內(nèi)涵等方面加以討論，以說明不同文明的知識在絲綢之路上是如何不斷推進的。他認為佛教最初的傳播是以傳法僧的口頭翻譯完成的，因此不需要攜帶笨重的貝葉梵經(jīng)，就可以達到傳播的目的。中國發(fā)明的輕便紙張為求法抄經(jīng)運動做出巨大貢獻。漢文典籍的載體最初因為是簡牘，因此不利于傳播，雖然有絹帛，但因為昂貴而不可能大量運輸。紙張的發(fā)明，同樣促進了魏晉、隋唐時期中國文明的西進，當然也有高級的絹本寫經(jīng)，以及中國傳統(tǒng)的拓本、摹本的流傳，甚至立碑異域的做法，都是中國文化西進的工具和手段。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中國中古史教授余欣從博物學徑路出發(fā)，搜集展示了豐富的敦煌文獻、出土實物與圖像資料中的經(jīng)帙、經(jīng)巾、經(jīng)案和經(jīng)函。余欣教授將這些收裝和藉承佛經(jīng)功能的器物統(tǒng)稱為“藉經(jīng)具”，通過分析其不同時代地域與功用的形制差異，以及遼墓壁畫與傳世繪畫中“藉經(jīng)具”的整體擺放形態(tài)，考察了知識建構與物質(zhì)形態(tài)、儀式行為、使用實踐之間的關系，建立器用結(jié)構與知識體系、社會生活的關聯(lián)，進而發(fā)掘知識—信仰傳統(tǒng)生成與構造的深層內(nèi)涵。
他山之石：海外寫本的文化史價值
第二組是關于西方寫本的研究：或從其物質(zhì)性角度，討論早期古埃及符咒、西方早期經(jīng)典或政府公文在文化史中的價值與意義；或在時空雙重維度下，對西方早期寫本書寫形式進行的討論。
荷蘭萊頓大學埃及學博士、自由學者雅克·迪勒曼（Jacco Dieleman）探討了古埃及符咒的物質(zhì)屬性。通過論述符咒格式、折疊樣式和懸掛方法的變化，揭示古埃及書寫文化的演變，重建祭司和知識傳播的社會史。符咒是書寫于亞麻布或紙莎草紙等材料上的簡短辟邪文字，古埃及人將這些材料折疊或卷起，用繩子系在脖子上起到保護生命的作用，具有固定形制。但符咒發(fā)展至羅馬時期不再有固定形制，這與巫術的市場化以及羅馬社會的民族復雜程度有關，通過符咒形制的變化，我們可以窺探一個社會的變遷史。
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副教授米歇爾·朗格勒瓦（Michael Langlois）在回顧《圣經(jīng)》歷代寫卷版本的基礎上，考察了現(xiàn)存最古老的、在庫姆蘭和死海附近考古遺址中發(fā)現(xiàn)的《希伯來圣經(jīng)》寫本。這些寫本中有一些文本與權威版本的(textus receptus)十分接近，證實了學界對于《圣經(jīng)》具有不同譜系的猜測。并通過計算機模擬技術，重新對寫卷的希伯來字母進行斷代，并據(jù)此推測抄工在《圣經(jīng)》抄寫中進行了編修性干預，即間接參與了《圣經(jīng)》的編纂。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Geniza實驗室主任瑪麗娜·羅斯托（Marina Rustow）以伊斯蘭埃及政府文書與阿拉伯檔案的具體例證啟發(fā)了我們對文本重復利用的思考。Rustow教授具體分析了一份十一世紀的紙卷軸，它是法蒂瑪王朝(909–1171)時期的一位哈里發(fā)從開羅頒發(fā)給一位埃及地方官員的法令的一部分，后來它傳到了埃及福斯塔特的某個猶太書吏手中并被他用來書寫其他的內(nèi)容。Marina教授認為與管理完善的檔案相比，重新使用的政府文書提供了一種獨特的有關文書生態(tài)和存檔實踐的視角，從中還可窺視到中世紀伊斯蘭政府的形態(tài)、范圍和規(guī)模。
意大利比薩高等師范學院古典學希臘哲學系教授格蘭·莫斯特（Glenn W. Most）指出西方有一種“分頁”(impagination)的傳統(tǒng)書寫形式，書寫者會在版面中心的文本周圍寫上一些副文本材料(如評論、批注、譯文和腳注等等)。他首先探討這種形式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復雜性，接著考量了從古希臘羅馬早期(此時期以紙莎草紙和卷軸為主)到后來的古典時期(以羊皮紙和冊子本為主)，這些“分頁”的形式是如何發(fā)展的。他引導我們思考如下的問題：在此過程中，文本和副文本載體的特殊物質(zhì)屬性起了多大的決定性作用，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其他社會與心理因素的影響。
繼古開今：寫本研究的現(xiàn)狀與展望
第三組是關于寫本研究的方法論討論。學者在個人研究的基礎上，結(jié)合從事的研究項目或?qū)W術會議，討論目前寫本研究的現(xiàn)狀與困境，并對未來研究做出展望。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陸揚從文本性和物質(zhì)性的內(nèi)涵出發(fā)，探討了在中古歷史研究中二者的交錯關系。通過列舉分析“集王羲之圣教序碑”、開成石經(jīng)、唐代銅鏡等物質(zhì)實物，陸揚教授提出：一方面文本意義會受到其物質(zhì)呈現(xiàn)方式的影響，另一方面中古時期的許多物質(zhì)制作背后也隱含著特定文本邏輯的支撐。文本性和物質(zhì)性的交錯制造出了一種意義更為豐富的新事物，新事物的意義必須還原到其物質(zhì)形式和文本環(huán)境下才能得以理解，他期待中國中古研究同仁能夠在此學術理路上作進一步的研究。
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館古埃及和東方紙莎草紙收藏部研究員、德國洪堡大學榮譽教授費麗娜·雷佩爾（Verena Lepper）將現(xiàn)代科技應用于文本整理保護工作，介紹了德國柏林國家博物館利用虛擬技術研究象島紙莎草紙項目的初步成果。此項目由寫本研究、物理學等多領域?qū)＜液狭⑴c，通過虛擬展開紙草、斷層攝影術、模擬成像等方法，考察象島所藏紙莎草紙寫本的性質(zhì)與內(nèi)容，以了解這一多族群、多文化、多宗教社會的日常生活。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助理教授丹妮拉·麥赫法（Daniela Mairhofer）基于西方中體現(xiàn)出的文本性、物質(zhì)性的交互影響，提出拉丁文本在現(xiàn)代版本編輯工作中的方法論問題。她認為，需要區(qū)分開物質(zhì)性的兩個不同方面：一方面是書的裝訂制作、書寫材料和版面安排；另一方面則是文本的“附件”，如旁注、腳注、夾批等。若要構成一個文本實體，基礎文本和文本物質(zhì)材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它們也不可能單獨地存在于一個版本中。而如果我們要將這些伴隨的文本物質(zhì)材料都放到現(xiàn)代版本的拉丁文本中，則需要一些編輯方法上的調(diào)整。
經(jīng)過兩天的熱烈討論后，研究中心主任柯馬丁教授感謝諸位參會學者與旁聽學者、同學的到來，并由衷感謝參與會務的工作人員與志愿者?？埋R丁教授表示將計劃將此次會議匯文成集在中國出版，并表示6月份將舉行題為“比較視閾中的古代史學”的第三期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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