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風的淪陷與小說的凱旋
——評劉震云的長篇小說《吃瓜時代的兒女們》
孟繁華
劉震云是這個時代最具時代感和現(xiàn)實感的作家。自1987年他發(fā)表“新寫實”系列小說以來，他目光所及，筆力所至，無不與當下生活有密切關系。這里所說的“當下生活”，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通過普通人日常生活折射出的世風世情和世道人心。一個作家反映了這一的生活，他就是這個時代生活的記錄者。這是現(xiàn)實主義文學觀念對作家創(chuàng)作的基本要求。在這個意義上，劉震云是一位最堅定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F(xiàn)實主義在不斷建構過程中幾乎完全被意識形態(tài)化的今天，對一個作家的評價，現(xiàn)實主義的標簽似乎已經失效，起碼已經沒有足夠的力量。但是，當我們回到巴爾扎克、托爾斯泰、狄更斯和魯迅現(xiàn)實主義的時候，我們對現(xiàn)實主義的文學脈流和作家作品，仍然情有獨鐘。劉震云的小說創(chuàng)作，接續(xù)的是歐洲十九世紀現(xiàn)實主義和中國新文學啟蒙的精神傳統(tǒng)，他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xiàn)代”中國作家。
《吃瓜時代的兒女們》，是劉震云最新的長篇小說。小說講述的是價值失范，人的欲望噴薄四溢的社會現(xiàn)實中的人與事。通過民間、官場等不同生活場景、不同的人群以及不同的人際關系，立體地描繪了當下的世風世情，這是一幅豐富復雜和生動的眾生相和浮世繪。它超強的虛構能力和講述能力，就當下的小說而言，幾乎無出其右者。可以說，就小說的可讀性和深刻程度而言，在近年來的中國文壇，《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獨占鰲頭。它甚至超越了劉震云的《我叫劉躍進》和《我不是潘金蓮》。在藝術上的貢獻可以和《一句頂一萬句》相媲美。
按照劉震云的說法，《吃瓜時代的兒女們》，是四個素不相識的人，農村姑娘牛小麗，省長李安邦，縣公路局長楊開拓，市環(huán)保局副局長馬忠誠，四人不一個縣，不一個市，也不一個省，更不是一個階層；但他們之間，卻發(fā)生了極為可笑和生死攸關的聯(lián)系。八竿子打不著的事，穿越大半個中國打著了。于是，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這可以看做是小說的基本框架結構和結局。
小說最初出現(xiàn)的人物是牛小麗和宋彩霞，牛小麗一個普通的鄉(xiāng)村姑娘。她為哥哥牛小實花了十萬塊錢買了從西南來的女子宋彩霞當媳婦。五天后宋彩霞逃跑了。倔強要強的牛小麗決定帶著介紹人老辛老婆朱菊花去找宋彩霞。于是牛小麗和朱菊花踏上了尋找的漫漫長途。其間一波三折艱辛無比。在沁汗長途汽車站朱菊花帶著孩子也逃跑了。此時的牛小麗不僅舉目無親，而且唯一能夠與宋彩霞有關系的線索也徹底中斷。牛小麗從尋找宋彩霞轉而尋找朱菊花，一切未果又遇上了皮條客蘇爽。牛小麗在巨大債務壓力下，不得不裝作“處女”開始接客；李安邦出現(xiàn)時，已經是一個常務副省長。但突然有了新的升遷的機會：省委書記要調中央，省長接省委書記，省長有三個人選，李安邦在其中。中央考察組十天之后便到該省對候選人考察?？疾旖M負責人是自己的政敵省人大副主任朱玉臣三十五年前的大學同學。如何擺平這一關系，對李安邦來說生死攸關；福不雙降禍不單行，李安邦的兒子李棟梁駕車肇事出了車禍，同車赤裸下體的“小姐”死亡；然后是自己提拔的干部、也有利益交換的某市長宋耀武被雙規(gu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三箭齊發(fā)不期而至雖然帶有戲劇性，但對李安邦來說箭箭奪命。一籌莫展的李安邦想找個人商量，但能說上心腹話的竟無一人。當電話簿上出現(xiàn)趙平凡的時候，李安邦“心里不由得一亮”。趙平凡是一房地產商人，兩人有利益巨大的交易。趙平凡此時已退出江湖，他為李安邦介紹了易經大師一宗。一宗大師斷言李安邦“犯了紅色”，紅頂子要出問題。破解的方法就是“破紅”，要找一處女；縣公路局局長楊開拓因縣里彩虹三橋被炸塌，牽扯出豆腐渣工程腐敗案被雙規(guī)。在交待問題中被辦案人員發(fā)現(xiàn)了一條信息。皮條客蘇爽給楊開拓找處女，楊開拓不給錢給工程，然后蘇爽再給楊開拓回扣；最后是市環(huán)保局副局長馬忠誠。他莫名其妙稀里糊涂地當上了副局長，一家人外出旅游慶賀。值班副局長的老娘突然去世，局長要他回單位值班。在車站，他經不起誘惑去了洗腳屋，然后被聯(lián)防大隊捉拿，交了罰款被放出。小說至此結束。
表面看，這四個人各行其是并無關聯(lián)。但是，小說在緊要處讓四個人建立起了“血肉相連”的關系。李安邦找的處女是牛小麗，楊開拓的貪腐通過牛小麗的皮條客蘇爽東窗事發(fā)，馬忠誠在洗腳屋做齷蹉事的女主竟是落難后李安邦的妻子康淑萍。這種關系的建立，如同暗道通向的四個堡壘，表面上了無痕跡，但通過權錢、權色交易，他們的關系終于真相大白。通過這些人物關系，我們深切感受到的是世風的全面陷落。不同群體陷落的處境不同：牛小麗是為了償還八萬高利貸，還是為了生存的層面；李安邦“破處”，是有病亂投醫(yī)為了升遷；楊開拓是為了金錢，馬忠誠是肉體欲望。但無論為了什么，他們在道德、法律和人的基本價值尺度方面，都顏面盡失。對世相的剖析和展示，表達和體現(xiàn)了作家劉震云深切的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他的憂患和批判，不止是面對官場的腐敗，他發(fā)現(xiàn)的是社會整體價值觀和精神世界的全面危機。90年代至今，我們在思想和精神領域面對的問題，沒有發(fā)生大的變化。只要看看這些領域使用的關鍵詞和討論的問題便一目了然。我們所遇到的這些問題是不能回避的精神難題。歸本到底，就是社會已經達成共識的普遍價值觀遭遇了顛覆、挑戰(zhàn)和動搖。個人利益和欲望橫行的結果，就是世風的普遍淪陷。事實的確如此：我們強調精神文明建設，說明我們的精神文明存在問題；我們強調反腐倡廉，說明治理干部隊伍的腐敗刻不容緩。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就是一部與時代生活密切相關、與時代同步的大作品。
在藝術方面，《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同樣有創(chuàng)造性的貢獻。如果說《一句頂一萬句》，在結構上改寫了文學的歷史哲學的話，那么，《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則改寫了小說傳統(tǒng)的結構方式。我們知道，凡是與時間相關的小說，作家一定要同歷史建立聯(lián)系。這既與史傳傳統(tǒng)有關，同時也與現(xiàn)代作家的史詩情結有關。抑或說，如果離開了歷史敘述，小說在時間的意義上是無法展開的。但是，《一句頂一萬句》從“出延津記”到“回延津記”前后七十年，我們幾乎沒有看到歷史的風云際會，敘事只是在楊百順到牛愛國三代人的情感關系中展開。這一經驗完全是嶄新的；《吃瓜時代的兒女們》在結構上的創(chuàng)造，同樣是開創(chuàng)性的。小說看似四個團塊，四個人物各行其是。但內在結構嚴絲合縫，沒有一絲破綻。表面看，這四個人的聯(lián)系氣若游絲，給人一種險象環(huán)生的錯覺。事實上，作家通過奇崛的想象將他的人物陰差陽錯地糾結到了一起并建立了不可顛覆的關系；小說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掌控，使小說的節(jié)奏和講述方式變化多樣。牛小麗的時空漫長闊大，一個鄉(xiāng)下女子在這一時空環(huán)境中，作家的想象力有足夠發(fā)揮的場域和長度。因此小說對牛小麗的講述不疾不徐；但李安邦要“破解”三只利箭卻只有十天的時間，節(jié)奏必須短促，短促必然帶來緊張。這就是小說的張弛有致；小說題目標識的是一個“主體”，是“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但又是一個缺席或不在場的“主體”。小說如同一出上演的多幕大戲，這出戲是通過主體“吃瓜時代的兒女們”的“看”體現(xiàn)出來的。這個主體一如在暗中窺視光鮮舞臺上演的人間悲喜劇。我們這些“吃瓜群眾”看過之后，應該是悲喜交加喜憂參半。世風如是我們很難強顏歡笑，因為世風與我們有關；但是，小說在藝術上的出奇制勝或成功凱旋，又使我們不由得拍案驚奇。我驚異劉震云的小說才能，當然更敬佩的是他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嚴肅態(tài)度。多年來，他的每一部作品的發(fā)表，都會在文學界或讀者那里引起強烈反響。一方面他的小說的確好看。他對本土文學資源的接續(xù)，對明清白話小說的熟悉，使他小說的語言和人物，都打上了鮮明的本土烙印。他講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故事”；另一方面，劉震云的小說并不是為這個“娛樂至死”的時代錦上添花。他的小說無一不具有現(xiàn)實主義的批判性。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劉震云的價值和意義顯然還沒有被我們充分認識到。
本文原刊于《大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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