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田春樹：歐美韓日的日俄戰(zhàn)爭研究

日俄戰(zhàn)爭是世界史上巨大的事件，它不僅給日本和俄羅斯國民，而且給朝鮮和中國國民都帶來了深刻的影響。日本著名的俄羅斯、蘇聯和朝鮮問題專家和田春樹的《日俄戰(zhàn)爭》是首次在全面調查日本、俄羅斯、韓國資料的基礎之上所做的研究。本文介紹了歐美、韓國和日本的日俄戰(zhàn)爭研究，即摘自《日俄戰(zhàn)爭》一書（易愛華、張劍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2月）。原文有注釋，此處刪略。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歐美和韓國的研究

歐美的研究也全部是在不知希曼斯基調查書的情況下，受羅曼諾夫研究影響而做出的。在歐美被視為經典著作的是馬洛澤莫夫的《俄羅斯遠東政策1881—1904》（1958年）。馬洛澤莫夫是俄裔美籍學者，他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教授的討論班上嶄露頭角，可惜英年早逝，這本書成了他的遺著。當然他也不知道希曼斯基，未能調查蘇聯檔案館中未公開的文書。他徹底分析和歸納了公開的資料，精心查閱了歐美諸國公開的外交文書。馬洛澤莫夫注意到庫羅帕特金日記在1903年8月22日（9日）記載有皇帝和庫羅帕特金一致贊同應該將別佐勃拉佐夫從窗戶扔出去。他結合主戰(zhàn)派的別佐勃拉佐夫于1903年秋失勢的情況，提出了俄羅斯政府整體希望回避戰(zhàn)爭的主張。

威斯康星大學的麥克唐納于1992年發(fā)表的研究成果《俄羅斯的統(tǒng)一政府和外交政策1900—1914》在資料上沒有太大進展，也采納了馬洛澤莫夫的主張。在日本，我最先采納這一主張，在幾部概論性質的書中寫到了這點。這個主張的共通之處在于，在開戰(zhàn)前夕，俄羅斯已經沒有了主戰(zhàn)派，俄羅斯沒有戰(zhàn)爭的打算。這個主張本身是正確的，但對別佐勃拉佐夫的理解以及別佐勃拉佐夫失勢說都是錯誤的。

繼馬洛澤莫夫之后，出版的著作還包括夏威夷大學外交史教授約翰·懷特的《日俄戰(zhàn)爭外交》（1964年）。而日俄關系史研究巨匠列森雖然沒有留下關于日俄戰(zhàn)爭的研究，但他撰寫了《陰謀的平衡——圍繞朝鮮、滿洲的國際角逐1884—1899》（1982年）和《俄清戰(zhàn)爭》（1967年），還公開發(fā)表了與亞洲相關的日俄外交官名錄以及各種資料，成績斐然。不過，在歐美著述中，應數日英關系史專家、倫敦經濟大學教授伊恩·尼什的《日俄戰(zhàn)爭起源》（1985年）最為杰出。尼什不僅對美英外交文獻做了廣泛研究，還通曉日語文獻，并且吸收了俄語文獻，因而做出了最為平衡的統(tǒng)合性說明。不過，總的來看，他的局限在于，他有對俄羅斯的膨脹主義過于嚴厲，而對日本的膨脹主義過于寬松的傾向；另外，他對俄羅斯的內部情況因受到英國外交官、記者看法的影響，往往停留于表面，對朝鮮的內部情況則幾乎沒有關注。

荷蘭學者Schimmelpenninck van der Oye撰寫的《面向旭日——俄羅斯帝國的意識形態(tài)和通往對日戰(zhàn)爭之路》是新的研究。作為歐美研究者，他最先在俄羅斯的檔案館認真查閱史料，提出應該關注的視野。這部著作出版于2001年，直至此時，希曼斯基的調查書才得到研究者的參考。然而，該書卻完全忽視了別佐勃拉佐夫，沒有充分地利用史料調查。此外，美國的俄羅斯軍事史研究者布魯斯·梅寧長年深入研究俄羅斯的陸軍部文書，其最新論文《誤算敵人的力量——戰(zhàn)爭前夕的俄羅斯情報機關》是相當出色的研究，對我頗有幫助。

在韓國，早期有漢陽大學教授辛承權的英文著作《俄日圍繞韓半島的斗爭1876—1904》（首爾，1981年）。該書慎重地使用了蘇聯公開的資料和日本外交文書，是優(yōu)秀的研究。辛承權主張俄羅斯對朝鮮政策一貫消極，日本則一貫積極。而曾以俄語在俄羅斯出版著作的樸鐘涍于2002年將其在俄羅斯檔案館調查發(fā)現的有關韓國的文書內容概要在首爾出版。書中收錄了俄羅斯帝國外交檔案館的文書，其中有與日俄戰(zhàn)爭相關的史料的介紹。雖然這些都只是一則則史料的簡短介紹，但玄光浩系統(tǒng)地利用這些史料，與韓國、日本的史料一同進行分析，寫出了《大韓帝國與俄羅斯以及日本》（首爾，2007年）。這本書雖然用功很深，但由于玄光浩完全沒有閱讀俄羅斯的文獻資料，因此算不上很充分的研究。在這點上，長期在俄羅斯從事研究的崔德圭在以俄文寫成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用韓文撰寫的《帝政俄羅斯的韓半島政策1891—1907》（2008年）堪稱一流成果。該書基于文獻資料，對維特與俄韓銀行、鴨綠江利權問題、馬山問題、海軍增強問題等進行研究，有了新的發(fā)現。

日本的研究

在日本，關于從幕府末期到日清戰(zhàn)爭為止的日本對朝政策，有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即1904年朝鮮總督府隱去作者姓名出版的《近代日鮮關系研究》上、下二卷，實際上該書作者是田保橋潔。該書不僅關注日本、清國、朝鮮，還將目光投向了俄羅斯的資料，甚至還瀏覽了歐美外交文書，是非常正規(guī)的研究，確立了人們對事實關系的基礎認識。書中正面研究了朝鮮國王高宗與俄羅斯接觸的情形。這本書于1963—1964年再版，被廣泛閱讀。

即使在戰(zhàn)后的日本，日俄戰(zhàn)爭的研究也并不受歷史學家的喜愛。代表性的歷史學家的著述有古屋哲夫的《日俄戰(zhàn)爭》（中公新書）和山邊健太郎的《日韓合并小史》（巖波新書），兩者均于1966年出版。這兩部著作都強調了日本的侵略性，對很多人來講，這一點形成了他們的常識。

同期還出版有外交史學家角田順的《滿洲問題和國防方針》（1967年）。該書使用政治家的文書和歐美外交文書，研究了田保橋潔著作之后的問題，即從義和團事件和桂內閣成立到日俄戰(zhàn)爭為止的時期，被認為是極為縝密的研究?；旧峡梢哉f，角田順的研究重新論證了日本傳統(tǒng)的歷史形象，為司馬遼太郎的小說提供了學術上的支持。他的觀點的前提是，俄羅斯一貫的南下政策對開戰(zhàn)負有責任。他提示出了這樣一種構圖：日本方面為了與之抗衡，桂、小村等少壯派“抑制住元老的對俄綏靖論，主導了開戰(zhàn)”。

關于日清戰(zhàn)爭，1968年出版了中塜明的《日清戰(zhàn)爭研究》（青木書店），1973年出版了藤村道生的《日清戰(zhàn)爭》（巖波新書）。這些書都指出了日本的侵略性，大致形成了歷史學家的常識。

進入20世紀80年代，佐賀大學的佐佐木揚正式使用《紅色檔案》中收錄的俄方資料，并涉獵英國、中國的外交史料，不斷發(fā)表了有關日清戰(zhàn)爭時期俄羅斯外交的基礎性研究。其他研究還包括，森山茂德于1987年出版的《近代日韓關系史研究——朝鮮殖民地化和國際關系》，這本書是在他向東京大學提交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寫成的，使用了新的朝鮮關系的外交資料，將田保橋潔的研究推進了一步，不過書中對俄羅斯的討論僅依賴于馬洛澤莫夫的成果，沒有做出更深入的研究。

1995年，京都大學的高橋秀直將《通往日清戰(zhàn)爭之路》一書付梓。這本書的觀點也可見于司馬遼太郎的著述，它對日本的近代化和大陸國家化（譯者注：地緣政治學上的一個概念，與“海洋國家”相對，指國土的全部或大部分位于大陸，重視陸上的交通、生產，努力維持、擴大領土的國家。）不可分的看法提出了質疑，是一本以修正中塜明、藤村道生的經典研究為目標、頗有爭議的著作。高橋秀直提出了三個問題：明治國家是否一貫以大陸國家化為目標；對于日本的資本主義進程，大陸國家化是不可欠缺的嗎？日本所處的國際環(huán)境是否逼迫日本在躋身帝國主義國家或淪為（半）殖民地兩種選擇中必選其一？高橋秀直對這些問題都給出了否定的回答，他在結論中寫道：

到日清開戰(zhàn)為止，明治國家的外交路線并非以政治上向亞洲膨脹和大陸國家化為目標。其財政路線也并非軍擴至上主義，而是立足于重視健全財政原則的“小政府”路線。日清開戰(zhàn)不是明治國家既有軌跡的延長，反而斷送了它的前程。與之相比，開戰(zhàn)最重要的是出于內政上的原因，在開戰(zhàn)當時，政府既沒有對戰(zhàn)爭前途的展望，也沒有制定出今后的朝鮮政策。

高橋根據資料仔細梳理了決策者認識和判斷上的變化，得出了這一結論。然而，當政府內部有主流意見和非主流意見時，他更重視主流意見，沒有關注同時支撐兩者的共通的認識基礎。另外，他也沒有關注到主流意見通常有本來的愿望和當前政策上的現實主義這一雙重構造。高橋的研究仍需要更為縝密的論證。

幾乎同一時期，研究日本政治外交史的千葉功和伊藤之雄挑戰(zhàn)了角田順關于日俄戰(zhàn)爭的構圖，推進了相關研究。千葉功和伊藤之雄在1996年左右集中發(fā)表了研究成果。昭和女子大學的千葉功在其研究日俄交涉的論文的結論中，主張盡管日俄兩國都“希望滿韓交換，卻沒能將這種想法公然傳達給交涉對手國”，因此發(fā)生了戰(zhàn)爭。也就是說，“日俄戰(zhàn)爭是原本在具體的爭執(zhí)點上有可能妥協，但因雙方交流不徹底，致使沒能產生相互信任，從而引發(fā)的戰(zhàn)爭。”千葉功發(fā)現了《大阪每日新聞》翻譯介紹的阿巴扎公開發(fā)表的遠東委員會秘密文書集，并將其運用于研究中，作為日本史學家，他所做的努力令人敬佩。關于日本方面的內部論爭，千葉功主張所謂的“滿韓交換論”和“滿韓不可分論”并不對立，他以此為核心立論，主張桂、小村等少壯派和元老派的對立不是本質性問題。千葉的學說被井口和起以及原田敬一的巖波新書采納，影響很大。千葉1996年的兩篇論文被收入2008年出版的著作《舊外交的形成——日本外交1900—1919》（勁草書房）中。海野福壽的《韓國合并史研究》（2000年）是闡明日俄戰(zhàn)爭初期日韓協定書簽訂過程的重要成果，其中也采納了千葉的學說。

京都大學伊藤之雄將其研究匯集成《立憲國家與日俄戰(zhàn)爭》（木鐸社）一書，于2000年出版。伊藤之雄肯定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對俄綏靖路線和桂、小村路線的對立性，但認為伊藤、山縣等人的路線有充分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他主張“桂內閣、藩閥中樞等日本政界要員做好了日俄開戰(zhàn)的精神準備，沒能讀出俄方對日態(tài)度軟化的信息，從而喪失了避免戰(zhàn)爭的機會；日俄開戰(zhàn)的要因在于日俄雙方的動向和相互誤解”。伊藤之雄與千葉功一樣，猛烈批判了角田順的俄羅斯觀。

批判角田學說的氣氛還擴展到了俄羅斯史學家中，稻葉千晴在數篇論文中指出戰(zhàn)爭并非不可避免，而是可以回避的，并論述了日本由軍人主導，“無疑正是日本積極地踏出了戰(zhàn)爭這一步?！贝送猓瑢戇^探討英國外交文書的論文的廣野好彥，從小村壽太郎與麥克唐納駐日公使的談話出發(fā)，主張“小村并不希望與俄羅斯開戰(zhàn)，至少可以斷言，在俄羅斯的修正案送來之前，他是希望和平地解決日俄紛爭的”。

對此，俄羅斯—蘇聯外交專家、慶應義塾大學的橫手慎二在2005年的《日俄戰(zhàn)爭史》（中公新書）中寫道：19世紀末，面對俄羅斯租借遼東半島和馬山港地區(qū)的動向，綏靖論者山縣有朋的對俄觀發(fā)生了變化。橫手慎二進而強調，“日本的政治領導層曾經追求回避戰(zhàn)爭的可能性”，然而“日俄兩國到最后也沒能克服圍繞韓國在利害上的對立”。對于這種現象，橫手以“安全悖論”（securitydilemma）這個概念進行了說明?！霸趯α⒌膬蓢g，一方若是增加了自己的安全，就會增加另外一方的不安，很容易產生惡性循環(huán)。”日俄兩國就陷入了這種悖論中，“日本的實力處于劣勢，除了發(fā)動戰(zhàn)爭之外，找不出有效的解決對策?！辈挥谜f，橫手慎二對千葉功、伊藤之雄的“修正主義”持批判態(tài)度。

另外，以日俄戰(zhàn)爭一百年為契機出版的著作，除橫手慎二的作品之外，最新出版的還有山室信一的《日俄戰(zhàn)爭的世紀——從連鎖視點看日本和世界》。該書視野廣闊，在日俄關系問題上也挖掘出了以前不為人知的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