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詩人北島和印度詩人作家沙美斯塔·默罕迪女士共同倡議并舉行了首次中印作家對話，希望打破東方、西方這種二元的思維模式，在非西方的作家、詩人、學者之間交結朋友和進行思想、文化上的交流。
在10年的紀念節(jié)點上，今年10月在香港舉辦的中印作家對話也選擇了一個頗為宏大的回顧、總結式話題：20世紀的遺產(chǎn)。
與會嘉賓合影
21世紀已過去18年，但不論在思想界還是文學界，20世紀仍在被反復提起和反思。10月13日，在學者劉禾主持下，印度著名作家、思想家阿西斯·南迪和中國著名作家韓少功分享了他們對20世紀遺產(chǎn)的思考。
在20世紀，中國和印度的背景有某些相似性，兩國某種程度上都遭受了殖民主義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之下，傳統(tǒng)跟現(xiàn)代之間的連接被沖擊，而且也出現(xiàn)了一定的斷裂?！爸袊陀《葍蓚€國家加起來，占全球40%的人口?！?南迪認為，這樣體量的兩個國家，對話是非常必要的。
南迪：“種族屠殺”和“殖民主義”是20世紀兩大遺產(chǎn)
20世紀的遺產(chǎn)究竟有哪些？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在不同經(jīng)歷的個人和群體中都有所不同，有人看到的是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沖突，城市和鄉(xiāng)村的劇烈變革，有人看到的是科技變化發(fā)展的邏輯，資本對文化的全面侵蝕等等。
南迪的看法比較悲觀，他首先想到的是“種族屠殺”，“據(jù)統(tǒng)計，在20世紀有2.25億人在種族屠殺中失去了生命，而其中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是在自己的國家里面被殺死的?！别嚮囊渤蔀榉N族屠殺的新方式，在南迪的家鄉(xiāng)，1943年孟加拉大饑荒奪去了300萬居民的生命。部分原因是二戰(zhàn)期間德軍轟炸倫敦，英國需要從加爾各答把糧食運到英國，去救援英國的居民。
韓少功與南迪（右）
啟蒙運動以來，世界世俗化日益發(fā)展。如尼采所說“上帝已死”，在缺乏信仰的年代，南迪認為人們找到的代替品是科學、理性和社會進步的概念。但弊端是在這個思想框架之下，人類更加容易被數(shù)字所統(tǒng)計，這就出現(xiàn)了把人類客體化這樣一個很大的問題，“饑荒或者種族屠殺里面死去的人，只不過是無足輕重的數(shù)字而已。”
種族屠殺的根源何在？南迪認為這就涉及到20世紀的第二個遺產(chǎn)也就是殖民主義。在殖民主義進程中，很多接受了人文科學影響的人，跟隨軍隊的步伐來到不同的殖民地。中國和印度作為兩個文明古國，百年來也接受了更加年輕的歐洲文化的洗禮。
在南迪看來，這樣的大背景下，亞洲文化身份的構建，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影響，“在這樣一個知識被殖民化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和印度也形成了關于自己文化身份的一些話語體系，能夠跟現(xiàn)代西方的話語體系進行對話?！倍骷液椭R分子，也在通過描寫和書寫他們生活的群體，來構建一種共同的身份和文化的認同。
韓少功：20世紀的中國苦難與奇跡并存
韓少功正是南迪所描述的“通過寫作思考、構建身份和文化認同”的那類作家。在寫作中他一直在思考20世紀的中國。
中國在20世紀經(jīng)歷了幾次劇烈的動蕩，也經(jīng)歷了經(jīng)濟飛速的發(fā)展。南迪提到的種族殘殺和殖民主義，在中國也有體現(xiàn)。說到殖民主義，我們會想到香港、澳門、臺灣。說到種族殘殺，侵華戰(zhàn)爭中，也曾發(fā)生過南京大屠殺。
韓少功
韓少功回應南迪的“兩個遺產(chǎn)說”，認為在相同點之外，中印兩國也有很多差異。在中國就國家內部而言，種族問題并不突出，“驅除韃虜”的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政府，但并沒有出現(xiàn)屠殺現(xiàn)象，全國各地大體和平，滿清朝廷的遺老遺少還受到了一定禮遇，“相比之下，我們在種族問題之外，更為突出和嚴重的是階級問題，富人和窮人的問題，以及與此相關和疊加的一個官僚專制和人民大眾的沖突問題?！?/p>
20世紀的中國很長一段時間，動蕩劇烈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苦難與輝煌并存?！霸谥袊?0世紀發(fā)生了兩件我們不得不承認的大事，一是中國經(jīng)歷了很多苦難，不光有戰(zhàn)爭。這是事實。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20世紀也是中國發(fā)展最快的世紀。在全球大概180多個發(fā)展中國家中，脫貧速度最快，眼下綜合國力最強，遠超非洲、中東、拉美、甚至東歐等地?！边@兩個同樣重要而又頗為矛盾的大事帶來了韓少功所見的中國知識界的“分裂”，“右翼知識分子只談苦難，左翼則只談奇跡?！彼J為，面對這樣的歷史現(xiàn)實，中國知識分子應該“用兩只眼睛看問題，用一個邏輯來解釋兩種不同的事實”。
文學方面，韓少功提到，自19世紀人道主義文學達到高峰，實現(xiàn)了爆炸式繁榮，到20世紀，出現(xiàn)了“人民路線”和“自我路線”的分化。
韓少功答讀者
“人民路線”從俄國文學的“人民性”開始，一直到中國以魯迅為代表的作家提倡的“普羅文學”，乃至遍及日本、美國的“紅色三十年代”，形成了一個大的文學潮流，以階級論為思想核心，大大拉開了與19世紀人道主義和善惡論的思想距離。
“自我路線”同樣對19世紀的人道主義有所不滿。一些作家以個人、潛意識等為思想支撐，從喬伊斯開始，一直到卡夫卡，把文學這個窗口變成了鏡子，把社會廣角鏡變成自我內窺鏡，使文學全面“向內轉”。這一脈在西方發(fā)達國家至今興旺，雖然不一定能吸引大眾讀者，但至少能成為院校精英的標配談資。
“人民路線”和“自我路線”，都在20世紀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構成了重要的文學遺產(chǎn)。在中國，兩種文學潮流也都有自己的地位。然而，進入新世紀后，作家和文學研究者很快發(fā)現(xiàn)，這兩種探索其實都遇到了巨大困難，隨著社會發(fā)展和科技進步，對于“人民”和“自我”的定義邊界日漸模糊，遠不如20世紀那樣清晰，韓少功說，“今天誰是人民誰又不是人民？一個企業(yè)高管，根本沒有資本，只是個受雇者，卻可能富得流油。一個打工仔，卻可能也有股票，有小鋪面，這都是階級論者需要重新面對的難題。再說自我，自我在哪里？真有那樣獨立和特別嗎？自有了克隆技術和人工智能，很多‘我’其實都是可以格式化、數(shù)據(jù)化、甚至精確預測和管理的，千篇一律的‘我’算什么？至少到目前為止，人的體力、智力都可望被機器取代，而最難取代的，人類最后的差異性，恰恰是人的情感、價值觀、創(chuàng)造力——而這一切，恰好是涉及他者與群體的，是不那么‘自我’的，是大大超出了‘自我’邊界的?！?/p>
本次中印作家對話于2018年10月13-14日在香港舉行，參與本次對話的中印雙方作家及藝術家對文學、政治和歷史等領域中的諸多話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廣泛的討論，并舉行詩歌朗誦會和音樂演奏，分享彼此的記憶和憂傷、未來和希望。香港部分的活動結束以后，中印雙方作家還將移師杭州繼續(xù)進行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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