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哈特利

　　"為文明聯(lián)邦效力的時候到了!"《文化研究簡史》的中文譯者季廣茂博士請我為本書中文版撰寫前言。為了引發(fā)我思考，他提出了兩個問題：

　　(1)本書出版后，西方的文化研究可曾"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取得了何種進展？可否請您將其進展情形介紹給中國讀者？

　　(2)您對文化研究的看法是怎樣的？文化研究是否要解決什么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在您看來，中國的讀者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這些問題貌似簡單，其實不然。它們涉及觀念(概念性框架中的問題)，涉及時間(領域中的進展)，還涉及空間(西方觀念對中國情形的適用性)。事實上，我真的覺得文化研究面臨著某些問題，它也一直面臨著問題，而且本書自2003年出版以來，文化研究也的確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作為觀念史研究，本書必然將焦點置于過去，現(xiàn)在季教授的問題令我思考未來，思考文化研究的未來究竟是怎樣的。

　　下列文字就是對他的問題的冗長回答。如此簡單的問題，竟然也需要縝密的考慮，某些人可能是始料不及的。

　　《文化研究簡史》曾經聲稱，文化研究是一種"豐裕哲學"(philosophy of plenty)，是理解下列問題的一種方式：在經濟增長、民主化和消費主義大行其道的年代里，各類大型群體是如何創(chuàng)造文化價值的？不過，這些年代［即所謂"漫長的20世紀"(Arrighi，1994; Brewer,2004)］是以空前的社會劇變和意識形態(tài)劇變?yōu)樘卣鞯?，此外還要加上帝國主義、全面戰(zhàn)爭、極權主義和"確保相互摧毀"(冷戰(zhàn))，所有這些構成了進步的、世俗的科學現(xiàn)代性(secular scientific modernity)的陰暗面。

　　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在比這個漫長的世紀還要漫長的時間里，世界的經濟領導權和政治領導權已經從歐洲霸權和英國的自由貿易式帝國主義，轉向美國的企業(yè)管理式的資本主義。這個"漫長"世紀的終結，是以深入的變革為標志的，而且如此變革，通常被置于"全球化"這一術語之下。在某些人看來，人文科學、政治科學和經濟科學都經歷了所謂的"文化轉向"，并與后工業(yè)社會或網絡社會、"新"經濟或知識經濟、后現(xiàn)代主義……以及文化研究密切相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