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80年代的中國經濟學家，就整體來說，沒有多少人有很高的職位，更沒有利益集團背景，如同其他公職人員和學者，收入普遍低下。他們主要分布在學術部門、高等院校、傳統(tǒng)的政府部門，以及新建立的改革政策制定和咨詢部門。但是，他們對中國經濟發(fā)展和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之“大”之“深”，是今天的經濟學家難以“超越”的，也是今天的人們難以想象的。

那時，毛澤東時期的決策體系已經打破，新的決策體制尚未形成。傳統(tǒng)的政府系統(tǒng)，包括中央政府的經濟職能部門（例如國家計委、國家經委以及農業(yè)、工交、財政的機構）和各級地方政府，都難以適應急劇發(fā)生的經濟體制改革。所以，1980年代的經濟改革決策，要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和避免重大失誤，需要突破中央政府的“條條”和地方政府的“塊塊”約束。當時的高層決策，不得不更倚重1980年代建立的新機構（例如，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等機構）、輿論系統(tǒng)、民眾的創(chuàng)舉和呼聲。那個時候的經濟學家，具有提出改革理論和說法的能力，成為制定改革政策新機構的主力軍；熟悉人民和基層，直接接觸農村和工廠，直接面對民眾和實際經濟問題，發(fā)現(xiàn)和反映民眾的創(chuàng)舉和呼聲，總結社會基層改革經驗（例如，小崗村的家庭承包制、各地的“倒爺”、先富裕起來的“萬元戶”，都是發(fā)生在社會基層的民眾的實際行動），把它們轉化成經濟改革的語言、邏輯和政策建議。經濟學家甚至可以走向街頭和民眾對話，與媒體建立廣泛聯(lián)系。他們在實現(xiàn)改革決策過程的上情下達、下情上達、增加改革決策透明度方面，扮演了不可替代的“歷史角色”。

當然，1980年代的經濟學家能夠對決策產生那么重大的影響，與他們中間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資格、學識和所處的位置有極大關系。例如薛暮橋、杜潤生、馬洪，作為代表人物，他們事實上是經濟改革決策集體中的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成員。

五

中國經濟學家在1980年代能夠參與和影響決策，是時代使然。那個時代的領導者對經濟學和經濟學家的強烈需求，也是，甚至是重要的歷史原因。

古今中外的改革，不論成功和失敗的，都有一個中堅決策集團，他們自覺、超前、有意識地指引、領導和推進歷史改變。在1980年代，中國出現(xiàn)了改革的決策集團，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是這個集團的重要成員，他們集拓荒者、設計者、決策者、領導者和實踐者于一身。

在歷史上，1980年代，是共產黨和國家領導人與經濟學家的關系最為特殊的時期。他們學習、兼聽、吸收、融會貫通、加以創(chuàng)新，轉化成對于中國經濟的判斷力；他們適時地為經濟學家提供參與改革決策的窗口和平臺，賞識青年人，重視他們的思想；他們具有理解復雜經濟系統(tǒng)，判斷經濟走向，推動經濟發(fā)展和改革的能力；他們具有整體看待中國經濟，理解世界經濟趨勢的素質，以及兼顧短期、中期和長期經濟問題的眼光；他們懂得意識形態(tài)，回避意識形態(tài)，超越意識形態(tài)，為推進改革不斷清除意識形態(tài)障礙。今天來看，中國1980年代的經濟改革，之所以在很短時間內全面鋪開，進展深入，形成不可逆轉的格局，是決定于這樣的改革決策集團的。

　　六

對于參與1980年代經濟改革的經濟學家群體，我作了兩種劃分：

第一種：依據(jù)當時經濟學家的思想資源，主要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以及東歐國家的批判計劃經濟和改革理論，劃分了5類：第一類，是留學英美，民國年間回到中國，在大學執(zhí)教，像陳岱孫、張培剛等；或進了金融機構，像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里一些老先生；或在研究機構，像中央研究院的巫寶三等。第二類，生活在民國商品經濟最發(fā)達區(qū)域，從農村調查研究開始起步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像陳翰笙帶出來的薛暮橋、錢俊瑞、徐雪寒等。第三類，從共產黨內被選送到蘇聯(lián)接受政治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家，像孫冶方等；第四類，從延安走出來的，土生土長靠自學的人，像馬洪等。第五類，1949年以前受過初等或高等教育，1949年以后系統(tǒng)學習《資本論》，接受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教育，1980年代重新補修現(xiàn)代經濟學，像劉國光、董輔礽、吳敬璉等。

第二種：以年齡劃分，第一代，出生于1920年以前。他們中的很多人實際上是中國最后一代老布爾什維克，年輕時追求自由、民主，追隨共產黨，1949年后，參與締造計劃經濟體制，繼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飽受磨難。當改革開放時代來臨，他們不計個人得失，一心為國為民，無私奉獻，像孫冶方、薛暮橋、蔣一葦，等等。第二代，出生于1920-1940年。他們中有的在民國時期上大學，像劉國光在西南聯(lián)大、董輔礽在武漢大學、高尚全在圣約翰大學，等等，接受了西方經濟學訓練；有的是1949年以后入大學，以學習《資本論》和蘇聯(lián)政治經濟學為主，改革開放以后，得以學習現(xiàn)代經濟學，像吳敬璉、趙人偉，等等。第三代，出生于1940-1960年。他們中有“文革”前的大學生，大多數(shù)則是“老三屆”，即1966、1967、1968年畢業(yè)的初中生、高中生、大學生，經歷了“上山下鄉(xiāng)”，“文革”后，以高齡考大學，考研究生。這些人的主體如今也已是60歲上下的年紀。

1980年代的經濟學家群體之所以產生那么大的能量，不可忽視兩個效應：其一，“雜交”效應。不同的思想資源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導致中國經濟改革大體形成了中國式的思路和模式。其二，“三代同堂”效應。任何時代都會是三代到四代的共存，但是，1980年代的三代經濟學家，實在差別太大，卻集合在一起。中國農村改革的突破和進展，就有杜潤生和中國農村發(fā)展問題研究組，第一代和第三代，官方和民間，共同推動的貢獻。

如今，上述三代經濟學家多數(shù)已經退隱，還有一些早已不為人知。然而，他們曾經是一個群體，一同創(chuàng)造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