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監(jiān)獄區(qū)里關押的幾位犯人很快也加入了我們的行列，他們原來被關押的地方離B區(qū)不遠，是一個低矮的磚結構建筑。普通監(jiān)獄稱F區(qū)和G區(qū)，關押著大約1000名最普通的囚犯。他們中有四分之一是政治犯，只有少數(shù)人在B區(qū)與我們關押在一起。我們因為兩個原因被與普通犯人隔離關押：從安全角度看，我們被認為是危險人物，但是，從政治角度說，我們具有更大的危險性。當局認為，我們會把我們的政治觀點“傳染”給其他犯人。

與我們關押在一起的有喬治·皮克，他是南非有色人組織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也是叛國審判的涉案人員，最近剛剛成為開普敦市政府的成員，因在開普敦監(jiān)獄的外面安裝爆炸物而被判刑；還有丹尼斯·布魯特斯，他是一位有色人政治活動家，也是伊麗莎白港的詩人和作家，因違反禁止令而被投進了監(jiān)獄；另外，比利·奈爾也與我們關押在一起，他是納塔爾印度人大會的老會員，因參加民族長矛軍從事破壞活動而被判刑。

幾天后，我們有了更多的伙伴，其中有內維爾·亞歷山大，他是一位杰出的有色人知識分子，是“非歐洲人團結運動組織”的成員，他在開普組建了一個名叫“玉奇禪俱樂部”的激進支部，專門研究游擊戰(zhàn)術。內維爾在開普敦大學獲得了碩士學位，在德國圖賓根大學獲得了德國文學博士學位。與內維爾一起的還有斐濟萊·巴姆，他是開普敦大學法律專業(yè)的學生，也是“玉奇禪俱樂部”的一個成員；澤法尼·馬托朋則是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全國執(zhí)行委員會的成員，他一直在奧蘭多西任教，是班圖教育制度的堅決反對者，并且是阿扎尼亞泛非主義者大會領袖中頭腦最清醒的一個；來自特蘭斯凱的三位上了年紀的農民因策劃襲擊特蘭斯凱自治政府首相馬嘆茲瑪，也被判入獄同我們關在了一起。

這些人組成了我們大約20名囚犯的中心組織。他們當中，有的我認識，有的只是聽說過，其他人則根本不認識。正常情況下，監(jiān)獄里很少有的節(jié)假日，往往是看望老朋友和新朋友的機會。但是，頭幾周氣氛非常緊張，我們甚至不能相互打招呼。獄警的人數(shù)與囚犯的人數(shù)一樣多，他們以威脅和恐嚇強化著每一項獄規(guī)。

我們第一周就開始工作，在隨后的幾個月內，我們將一直干這項工作。每天早晨，院子的入口處都堆放著大量排球般大小的石頭，我們必須用獨輪車把它們運到院子中間。監(jiān)獄為我們配備了4磅重的鐵錘，而14磅重的鐵錘則用來粉碎較大的石塊。我們的任務就是把這些石塊粉碎成石子。我們被劃分成四排，彼此相間碼，大家雙腿叉開席地而坐。我們每人發(fā)了一個用輪胎做的厚橡膠圈，用來把石塊圍在中間，以防碎石飛濺。

獄警在我們中間走來走去，不準我們相互說話。在開始的幾周內其他監(jiān)獄區(qū)的獄警甚至其他監(jiān)獄的獄警都來看我們，好像我們是一群被關在籠子里的稀有動物。這項工作是單調而艱苦的，它不是多么費勁就能使我們感到暖和，但卻使我們渾身肌肉感到酸疼。

在羅本島上，6月和7月是最冷的月份。空氣寒冷，雨季剛剛開始，似乎從來沒有到過華氏40度以上。就是在太陽底下，我穿著卡其布襯衣也凍得直打寒戰(zhàn)。這時，我第一次懂得了“透骨寒”這個被用得再濫不過的字眼的含義。中午，我們就停下來吃午飯。第一周，我們的伙食全是湯，而且味道很不好。下午，我們被允許在嚴格的監(jiān)督下活動半個小時。我們排著隊，輕快地繞著院子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