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蔣碧微頗有微詞，徐悲鴻仍給自己的居所起名“危巢”，表達他憂國憂民的情感。他寫下《危巢小記》曰：“古人有居安思危之訓(xùn)，抑于災(zāi)難喪亂之際，臥薪嘗膽之秋，敢忘其危，是取名之義也?！彼越?jīng)石峪字集聯(lián)“獨持偏見，一意孤行”，橫題齋名曰“應(yīng)毋庸議”。

當(dāng)今已是著名畫家的黃苗子時任記者，到徐悲鴻府上訪問，進了前廳就大吃一驚，還沒看過有人寫過這樣的齋名和集聯(lián)，徐悲鴻也不怕犯忌！

也就在此時，徐悲鴻創(chuàng)作了大幅油畫《我后》。這是一個取材于《書經(jīng)》的典故，描寫夏桀暴虐，民不聊生，商湯憤然帶兵討伐暴君，苦難中的百姓們說，“我后，后來其蘇。”翻成白話文的意思是，等待賢明的君主，他來了我們就能得救啦。

畫面上大地龜裂，樹木枯萎，瘦?？袊涓?，一群衣衫襤褸的窮人翹首遠望，眼睛燃燒著無奈而焦灼的期待之火。所有的人看到，都為之一驚！

舒適的生活和教學(xué)環(huán)境，沒有使徐悲鴻躲進象牙之塔。他畫的這幅油畫高厘米，寬厘米，有十六個真人般大的人物，竟直接以城區(qū)的饑民為模特兒，畫了一群骨瘦如柴、面有菜色的民眾群像，依托中國古代典籍的豐富內(nèi)涵，深刻反映當(dāng)時底層中國人的生存狀態(tài)。徐悲鴻構(gòu)思中數(shù)易其稿，他用他的畫筆在吶喊。

主管國民黨宣傳文化的張道藩勸他：“別這么畫，給自己找麻煩！”蔣碧微更是氣憤極了：“張道藩先生是關(guān)心你，你是在一天一天把你自己毀掉！”

徐悲鴻一笑了之，沒有中止他的激情創(chuàng)作。油畫在都市沙龍多是高雅閑趣，明明可以畫溫文爾雅，可以畫陽春白雪，足以給徐悲鴻帶來社會聲望和可觀收入，但徐悲鴻選擇的題材卻觸目驚心，仿佛撕下了上流社會不愿意面對的一層薄紗。

任何非議在徐悲鴻耳旁，如一陣穿堂之風(fēng)，不為所動。他堅持完成畫作，這才有了后來周恩來對此畫的高度贊揚，有了中國美術(shù)史上的經(jīng)典之作。

以張道藩深得陳立夫的賞識，在中統(tǒng)CC派高層的顯赫地位，能給人戴上紅帽子，甚至送進大牢，但他對徐悲鴻始終另眼相看，至少表面尊重，保持著彼此友誼。即使他覺得徐悲鴻出格，多是提醒幾句。后來他與蔣碧微走得再近，也沒給徐悲鴻安一個“通匪”的罪名。也許他比誰都清楚，徐悲鴻才氣逼人，就是一個典型的藝術(shù)家，不與凡人等同。

而蔣碧微的極端不滿，和她想扭轉(zhuǎn)徐悲鴻創(chuàng)作方向的不懈努力，固然有她藝術(shù)眼光的局限，但要她承擔(dān)更多關(guān)于政治和道義的責(zé)任，其實也有點過分。作為一個著名畫家的妻子，她指望丈夫的畫賣個好價錢，而且不要招惹是非，似乎也是人之常情。如果不是她與徐悲鴻的感情走到了盡頭，她的苦苦相求，也許會有另一種解釋。

然而，對于徐悲鴻蔣碧微的一對兒女而言，盛滿童年樂趣的地方并不在傅厚崗新居，而在搬進傅厚崗以前的中央大學(xué)宿舍。在那個溫馨又熱鬧的大雜院，在那個踏著地板嘎嘎作響的舊樓上，徐悲鴻蔣碧微雖然已經(jīng)不和，但還是有和好的時候，況且他們心照不宣，不在孩子心里留下陰影。孩子跟著保姆生活，看到的父母和藹可親，笑容滿面。

二○○五年初夏，我在天津城中的一個居民小區(qū)，訪問徐悲鴻長子徐伯陽。這位八旬老者面色紅潤，腰板筆直，不知是否接受采訪之故，穿著筆挺的淺色西裝，一頭烏發(fā)梳得非常平整。他拿出父親徐悲鴻給他畫的素描給我看。一幅是幼童伯陽，赤身裸體，憨態(tài)可掬。另一幅是少年伯陽，手持小銅號在吹，一身童子軍的穿著，神氣活現(xiàn)。

徐伯陽的回憶自南京始：“從我有記憶的時候，那是兩歲左右，我妹妹剛剛出生，我家住在南京中央大學(xué)宿舍，是我幼年生活最溫馨的一段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