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上片詞,表面上寫傷春、惜春之情,但卻有很強的比喻、象征意味。有人認為,在風雨下匆匆離去的春天,象征著南宋國勢的風雨飄搖,走向衰落。我以為,這種說法并不是很準確,辛棄疾在這里,更有可能是用春天來比喻抗金恢復的事業(yè)。我們知道,一度熱衷于北伐恢復的宋孝宗上臺后,南宋曾出現(xiàn)過一個生氣蓬勃的抗金局面,就象進入了一個萬紫千紅的春天。然而在符離之敗等各種事件的打擊、牽制之下,這個良好的局面終于是“匆匆春又歸去”了。對恢復事業(yè)抱著無限熱情的辛棄疾曾極力想要挽回,幾次給皇帝和宰相上書,卻都沒有回音,詞里的“怨春不語”,應該是埋怨作為抗金事業(yè)的最高領導者宋孝宗不理他。他覺得,在北伐恢復的大好局面逐漸遠去的過程中,他就象屋檐下那張開的蛛網(wǎng),雖然力量微小,但仍然殷勤地忙前忙后,想要極力挽留住少許春色。然而,他沒能留住那美麗的鮮花,卻惹來了“飛絮”。這個“飛絮”,我認為是比喻別人攻擊、中傷辛棄疾的話,我們常說流言飛語、飛短流長嘛,因此這個比喻也是很自然的。而且,如果把“盡日惹飛絮”作這樣理解的話,它跟下片詞就形成了一個非常緊密的聯(lián)系。
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來看下片。一開始從“長門事”到“脈脈此情誰訴”,用的是漢武帝和陳皇后的故事。陳皇后就是“金屋藏嬌”這個成語中的女主人公陳阿嬌。她是漢武帝的表姐,漢武帝小時候,他的姑母,也就是阿嬌的媽媽逗他,說如果把阿嬌給你做老婆,你會怎樣對待她呢?小家伙說,我會造一座金房子給她住。這個小家伙成為漢武帝后,真的就娶了阿嬌當皇后,并實踐了自己的諾言,給阿嬌造了一座金屋。但是,這個阿嬌卻見不得漢武帝跟別的妃子親熱。漢武帝一怒之下,就把她打入冷宮,也就是長門宮里去了。冷宮的日子自然很不好過,阿嬌后悔了。她聽說司馬相如的文章寫得好,就拿出黃金百斤,讓司馬相如幫她寫了一篇《長門賦》,抒發(fā)她的悲傷、憂愁和對漢武帝的盼望。結果,還真把漢武帝給感動了,于是又重新寵幸了她。上面這個說法是出自《長門賦》前面的序言,這里面有些文人自我吹捧的成分。因為歷史上阿嬌被冷落之后,就再也沒有重新贏得漢武帝的青睞。辛棄疾在詞里面,對歷史進行了一些改造和推演。他說,長門宮里陳皇后的那件事情,為什么已經(jīng)約好相會的“佳期”最后又耽誤了呢?這是因為有人忌妒那個美女,在皇帝那里造謠中傷她啊。因此,就算她用千金買得司馬相如寫了一篇《長門賦》,但最終她的悲傷、痛苦和對皇帝的思念之情又能夠向誰傾訴呢?顯然,辛棄疾是用陳皇后的遭遇寫他自己被冷落的遭遇。他認為,自己關于北伐恢復的主張之所以得不到宋孝宗的重視和信任,是因為有人忌妒他,從中說他的壞話。我們看,這和“盡日惹飛絮”這個比喻的意思是互相呼應的。特別是“準擬佳期又誤”一句,很有含義:這時稼軒南歸已經(jīng)十八年了,他的“萬字平戎策”卻因為“講和方定,不行”,那么究竟是誰誤了這“佳期”呢?不言自明。
面對這種阻礙他實現(xiàn)恢復理想的流言蜚語,辛棄疾當然會覺得憤怒了。于是他說:“君莫舞,君不見、玉環(huán)飛燕皆塵土!”“玉環(huán)”就是楊玉環(huán)楊貴妃,飛燕就是趙飛燕,分別是唐玄宗和漢成帝的寵妃。這兩個美女都能歌善舞,紅極一時,且都以善妒著稱,也都死于非命6。辛棄疾在這里告誡那些中傷他的人說:你呀不要以為自己長袖善舞,你沒看到,像楊玉環(huán)、趙飛燕那深受皇帝寵愛、顯赫到極點的人物最后也都化為塵土了么?憤怒之后,作者筆調(diào)一轉,寫起了自己的哀怨:“閑愁最苦!”這句話真是無限的沉痛。“閑愁”在古詩詞里面,常常是指那種無法明說的深重的愁苦。辛棄疾的愁,就是眼看著抗金恢復的大好形勢就象這美好春天一樣馬上就要消失而引起的愁,是由對國家、對民族前途的關心而產(chǎn)生的大憂愁,可偏偏這憂愁卻因為種種因素的干擾,“脈脈此情誰訴”,無人可以訴說,因此,他才感嘆:“閑愁最苦!”這么苦的“閑愁”該怎樣排遣呢?也許可以登上高臺,憑欄遠望,以此來舒緩一下情緒?事實是這樣做也不行。為什么呢?“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不要去靠著那高處的欄桿遠望,因為你將會看到,太陽馬上就要落下去了,它光芒黯淡,被籠罩在遠處如煙的柳色里。這樣的情景,只會更加令人腸斷神傷。這里大家還要注意,“斜陽”這個詞,也是有它的比喻意義的。有人認為這是比喻南宋江山“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有一定道理。不過,關于這首詞,前人曾經(jīng)指出了它的一個特點:“詞意殊怨?!保_大經(jīng)《鶴林玉露》)這主要是針對宋孝宗對他不理解而引起的一種怨,從前邊的“怨春不語”到這末尾的“斜陽煙柳”都表現(xiàn)了這一點;加之古時候經(jīng)常用太陽來比喻皇帝,所以這里的“斜陽”,我認為辛棄疾是用來比喻那個曾經(jīng)立志北伐而如今卻意志消沉的宋孝宗更為貼切。大約正是這個緣故,傳說后來宋孝宗在讀到辛棄疾這首詞的時候,很不高興。
辛棄疾寫這首詞的時間是在1179年的春天,這時他已當了幾個月的湖北轉運副使,剛把椅子坐熱,朝廷又調(diào)他到湖南去做轉運副使。從地域來講,湖北古來被稱為九省通衢,它離北宋的首都汴京比較近,在抗金事業(yè)中還算是個前沿地區(qū),而湖南則處于后方。因此,在湖北轉運司的官員為他送行的宴會上,辛棄疾寫下了這首詞,為抗金恢復大好形勢的消失和自己的不受重用而深深地感嘆。
不過,這一次去湖南,辛棄疾又獲得了新的機會,成就了他事業(yè)上的一個高峰,同時,他又將因此而面臨更為猛烈的流言蜚語的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