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在何種程度上組成一個社區(qū)，當然取決于多種因素——雇員作為一個群體的社會同質(zhì)性；公司在其所在的城鎮(zhèn)是占支配地位，還是眾多單位中的一個小單位；是不是大多數(shù)雇員下班之后都各自去郊區(qū)不同的宿舍；人們是否覺得與公司團隊其他成員的集中交往面臨來自官方的壓力。（你或許會記得，紐約公共關系專家、堅信外部聯(lián)系之重要性的本·桑南伯格的評論：與同事一起吃飯就是“自毀前程”。）但總的說來，我相信，公司內(nèi)部的社交生活是美國場景中的一個重要因素，比你從大多數(shù)小說中所能了解的更重要——創(chuàng)作這些小說的人，很可能是對這種生活并沒有直接了解的自由職業(yè)者，要么就是這樣的人：他們盡管經(jīng)歷過這種生活，但他們都是些與生俱來的個人主義者，以至于總是以怒氣難平的眼光看待這種生活。對其重要性的共識，可以解釋——至少是部分解釋——人們?yōu)槭裁磮远ú灰频叵虺鞘羞w徙，在城里，人們模模糊糊地覺得，通過辦公室里的接觸，他們將會獲得某些社交機會——可能比一個小社群所能提供的機會多得多——但不會像他們在一個只有一家公司的小鎮(zhèn)上那樣完全依賴這些，那樣被囚禁在公司的社區(qū)之內(nèi)。

在某些公司，社會模式采取了一些古怪的形式?！敦敻弧冯s志在1951年末發(fā)表了兩篇文中，涉及了公司主管的妻子們在適應作為主管妻子的嚴格行為規(guī)范時所面臨的壓力。這兩篇文章——后來被綜合為一篇文章，發(fā)表在《生活》雜志上——揭示，在某些公司，管理人員只有當他們的妻子被認可為公司社群中合格成員之后才能得到選拔或晉升；人們對這些妻子的期望是：舉止從容大方，避免有欠考慮的談話或在喝酒上的輕率失檢，能指導別人的妻子向舉止得體看齊，幫助她們的丈夫把公司的利益置于最前。文章還間接地揭示了，這樣一種習俗是如何微妙地把一種順從、等級觀念和勢利的模式強加給社群，把管理人員中團隊合作的觀念和公司是一個社群的觀念轉變成了諷刺漫畫。

從這兩篇文章所引發(fā)的評論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有些公司，這種試圖抹殺個性的溫和陰謀并沒有具體化。然而，無論是管理層還是工會（如果有工會的話），往往都有可能出于他們各自的理由，至少是鼓勵雇員們的歸屬感。

在這個公司社群中，工會如今扮演了一個反常的角色。工會就其本性而言是制造分裂的，需要它去反管理層、反公司、反行業(yè)，是一種“為反對而反對”，不需要（或者說不能）擔任職務，并顯示自己能做得更好——像政治上的反對黨那樣。工會領袖處在一個古怪的位置上。他本人沒有能力實現(xiàn)他為之奮斗的任何變革，他因為自己所處的位置而被迫充分利用人們的冤屈，煽動不信任，在某些情況下還要維持罷工的威脅，這樣的罷工，不僅可能讓他所反對的公司或行業(yè)陷入癱瘓，而且還可能讓很多沒有參與爭執(zhí)的其他公司癱瘓。當面臨通貨膨脹威脅的時候，他所處的位置幾乎總是迫使他繼續(xù)爭取漲工資，而工資的增長反過來又會增加通脹的壓力；如果他不這樣做，他就可能要丟掉自己的工作，讓位給某個喊聲比他更大、更持續(xù)的人。因為分配給他的是圣戰(zhàn)者的角色，如果到了不是需要造反、而是需要和解與重建的時候，他就會面臨失去地位的危險。此外，他搜尋能干下屬的努力，由于管理層總是提拔某些最能干的潛在候選人，而變得復雜。他幾乎不可避免地要破壞對公司的忠誠，而這種忠誠，提供了對公司工作最深刻的滿意之一。在他的軍械庫里，一件真正強有力的武器——罷工——是一件非常鈍的武器，它傷到了很多沒有裝備這一武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