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佛教雜志弘揚佛法也是一連串“向困難挑戰(zhàn)”的奮斗史，撇開寫作的艱辛不談，像《覺世》，從旬刊到雜志，光是工作的地點就搬來搬去，從臺北三重埔的大同南路到信義西街，從高雄市的中山一路到鼓山區(qū)的壽山寺，從大樹鄉(xiāng)佛光山的智度堂到東禪樓，到現(xiàn)在的如來殿。出版的方式則由報紙代印到郵局發(fā)行，從幾個人從事包裝到現(xiàn)在佛光山數(shù)百位學生幫忙套袋。記得一九六三年時的一場臺風下來，社址所在的三重市變成水鄉(xiāng)澤國，我們拖著疲憊的身軀連夜搶救；在佛光山又遇到幾次洪水泛濫，我們冒著生命危險將資料檔案運送到較高的地面。今天《覺世》能夠擁有一九五七年創(chuàng)刊以來的合訂本，可說是全體工作人員不畏困難，得來不易的成就；每月發(fā)行四十萬份以上的雜志，歷四十余年，也可以傲視歷史，如無向困難挑戰(zhàn)的決心，何能臻此？

一九七九年，我另行創(chuàng)辦佛教第一本綜合月刊--《普門》，在當年人力、物力、財力都很欠缺的情況下，又是一件“向困難挑戰(zhàn)”的創(chuàng)舉，我們憑著廣度眾生的信念，勇渡難關(guān)。近十年來，臺灣的雜志社有如雨后春筍一般林立各地，為了吸引讀者，充實內(nèi)容，我作不請之友，在忙碌之余，發(fā)心為普門提供“日記”，這一記就記了八年歲月。后來又增辟“百語”專欄，一寫又寫了六載。我剛來臺灣的時候，曾經(jīng)就著草地、縫紉機或撿來的木板上寫作度眾，如今在忙碌的行程中，為了及時提供《普門》的文稿，汽車、飛機的座位、講經(jīng)弘法的角落全都成了我的書房。

弘法度眾的艱辛還不足道，開山建寺才是無比困難，佛光山深溝連連，光是搬運砂石、移山填壑就十分困難，而這里土質(zhì)又奇差無比，遇水松軟，常常好不容易建好的工程，一場雨下來，就被洪水沖垮。為了擋水，我經(jīng)常率領(lǐng)徒眾冒著狂風暴雨，搬沙包，運石頭，甚至連自己的棉被都拿出來應急。一九七七年，初創(chuàng)普門中學時，正逢臺風來襲，不但吹來的焚風所到之地草木皆枯，而且過境之后豪雨不斷，處處成災。普門中學生活大樓坍塌了，我們一面冒雨搶救，一面為新生辦理報到。

數(shù)年后，又一場臺風，高雄縣多處成了水鄉(xiāng)澤國，普門中學的山壁也被洪水沖倒，我們一面自力救濟，一面為臺灣災區(qū)籌募賑濟款項。

隨著來佛光山的信眾日增，相繼興建的朝山會館、麻竹園、檀信樓已不敷使用。數(shù)年前，為了建一座可容八千人一起吃飯的大樓，我再度“向困難挑戰(zhàn)”，在經(jīng)濟拮據(jù)、施工不易的情況下動工，光是奠基時，打到地下的木樁就有四十公尺之深，如今云居樓終于完工，計有三萬六千米建坪，一、二樓沒有一根梁柱，上面還有四層樓，人稱世界第一。

佛光山北海道場因位于臺灣北端山區(qū)，一年四季雨水寒天，工程經(jīng)費龐大不說，當?shù)氐暮访裣氡M辦法削切山路、阻斷交通才是最為棘手的事情。后來在慧傳和慧義的建議下，決定另辟道路，東借西補地湊了五千萬元的工程費用，總算一勞永逸，解決行車的困難。有一天，擔任北海道場監(jiān)寺的慧傳載我上山時，指著那條路對我說：“您看！北海道場多么雄偉壯觀！”我笑著回答：“我一路上沒有看到你們開辟的道路，我只有看到萬分困難下付出的鈔票！”

《聯(lián)合報》副刊描寫前柏克萊大學校長田長霖先生在該校奮斗的甘苦歷程，其中述說他在柏克萊大學初執(zhí)教鞭時，因為是東方人，所以租房子常被房主拒絕。讀到這一段時，我心里有一種戚戚焉的感覺，因為我在歐美購屋建寺也遇到同樣的困難，往往找了一年半載都徒勞無獲。像現(xiàn)在的巴黎道場原是一座廢棄的倉庫，還是幾經(jīng)尋覓，才由江基民居士找到的；目前西來大學的校址，也是輾轉(zhuǎn)周折之后才得到手。島外開山之艱辛，可見一斑。幸好我的許多弟子都具有“向困難挑戰(zhàn)”的精神毅力，才使得弘法利生的工作不致中輟。一九七八年在洛杉磯建西來寺的時候，美國政府抱持質(zhì)疑態(tài)度，偏偏又逢度輪法師暗中誣告，使得申請建寺的過程倍加艱辛，幸虧慈莊、依航不向困難低頭，每天冒著寒風一家家拜訪，經(jīng)過六次公聽會、一百多次協(xié)調(diào)會，最后連基督教徒都說“我們的家庭需要西來寺”，天主教徒也出面說明“佛教是正派的宗教”，美國政府終于核準建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