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畢業(yè)的時候，師生在一起照了一個相，老師們坐在前一排，學生們站在后邊。陳獨秀恰好和梁漱溟坐在一起。梁漱溟很謹慎，把腳收在椅子下面，陳獨秀很隨便，把腳一直伸到梁漱溟的前面。相片出來以后，我們的班長孫本文給他送去一張。他一看，說：“照得很好，就是梁先生的腳伸得太遠一點?！睂O本文說：“這是你的腳?！保愊壬矠檫@大笑）。這可以說明陳獨秀的“氣象”是豪放的。馮友蘭：《我在北京大學當學生的時候》，《文史資料選輯》第83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8月版。

蔣夢麟《西潮·新潮》中有兩則陳的故事。蔣說：

他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我常常和他說：“我們兩個人，有一個相似的習慣，在參加筵席宴會的時候，一坐下來，我們總愛把冷盤或第一、二道菜盡量的吃，等到好菜來時，我們已經吃飽了。所以大家說笑話，稱我們這兩個急性子，‘同病相憐’?！?/p>

我和陳獨秀常講笑話。我是一個秀才，陳獨秀也是一個秀才。秀才有兩種：一種是考八股時進的秀才，稱為八股秀才。后來八股廢掉了，改考策論，稱為策論秀才。這種策論秀才已經有幾分洋氣了，沒有八股秀才值錢。有一次陳獨秀問我“唉！你這個秀才是什么秀才？”

“我這個秀才是策論秀才?！?/p>

他說：“那你這個秀才不值錢，我是考八股時進的八股秀才?！蔽揖拖蛩髁艘粋€揖 ，說：“失敬，失敬。你是先輩老先生，的確你這個八股秀才比我這個策論秀才值錢?！笔Y夢麟：《西潮·新潮》第339、400- 401頁，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9月版。

盡管陳獨秀十七歲考秀才時，是以不通的文章對付不通的題目蒙住不通的大宗師，雖考取第一名卻令他“更加一層鄙薄科舉”；神圣的科舉，如今更成為笑料了。蔣提供的兩則美談都能見其性情，但都與“改革北大”無涉。倒是兩個北大學生提供了珍貴的回憶。

羅章龍有本《椿園載記》，有則陳獨秀印象記，盡管只是平靜的記敘，沒有形象描述，還是能見出人物特征的：

我進北大時，陳先生已在執(zhí)教了。在中學時，我就是《新青年》的熱情讀者，尤愛署名陳獨秀的文章。進校初期，又聽到有關陳先生的許多傳聞,對他是很敬仰的。但我認識陳先生，卻是很偶然的。

當時，我所在的德文班有三、四十人，彼此學歷很不一樣，大致有三種類型：一是從國外回來的，他們大多是外交官的子弟，隨家在德國學習，回國后又轉入北大繼續(xù)升學；一部分是在青島大學讀完兩年以后，轉入北大重讀預科的，青島大學為德國人所辦，用德語授課，德文水平較高；再就是像我這樣的普通中學畢業(yè)生，在中學學過四年德語。這個班由于程度參差不齊,老師授課頗感困難。同學們學習進展也不一致，對學習進度不免意見分歧。為此，我們開了幾次班會，進行協商，最后確定向學校交涉，請求解決。班里決定從三種程度不同的同學中各推一名代表主持此事。我是代表之一，和其余兩位同去見文科學長陳獨秀。事先我們還擬了一個書面報告。由年長的一位代表面呈陳先生。陳在辦公室接見了我們，說：“你們來干什么?”

我們申述來意后，提出分班的要求。陳先生聽后說：“分班?辦不到，目前教員和教室都沒有多馀的?！?/p>

我們接著提出：“是否可采用甄別的方法，部分同學經過考試合格后，可升到本科學習?！标愊壬牭竭@里，打斷了我們的話，說：“你們學生是想讀書，還是想早畢業(yè)?你們希望早畢業(yè)好做官為宦?多讀兩年書有何不好?”

我們申辯說：“不是這個意思。再說，早畢業(yè)進入社會，轉入仕途也不是壞事。”陳先生聽后便有些光火，說：“你們根本不想認真讀書。你們平時對社會上的重大問題也不愿研究，只知道考慮個人……”聲調越說越高，語氣失和。同學也不耐煩，起身就走，結果不歡而散。

陳先生送我們出門時，似有悔意。我在班上年紀較輕，在申述理由時，越次發(fā)言頗多，出門時走在后面，陳先生邊走邊對我問道：“你是哪里人?”我回答說：“湖南人，湖南聯合中學畢業(yè)生?！彼牶簏c點頭說：“你且留下，我們再談談?！蔽伊粝潞?，陳先生問我：“你說說看，這事該怎么辦?”我回答：“同學們的意見是合理的，并不過分。沒有教員和教室也不是您的責任?？梢赞D告學校有關部門，讓他們解決!”陳點點頭。我又說：“同學們要求通過甄別考試提前畢業(yè)，也是正當的。有人想做官入仕，不能說我們都是懷有做官的思想。今天沒有解決問題，大家不會就此罷休?！标愊壬粲兴嫉赜贮c了點頭。我談完意見就告辭走了。

代表們回去報告交涉的經過后，果然，大家不以為然。經過討論，又派我們三人再去找陳先生。這次陳答應了，同意向學校反映，設法分班。并說，提前畢業(yè)事還要經教育部核準。一場風波得以解決了。經過這件事后，我認識了陳先生，此后，我和他的交往逐漸多起來了，印象也逐步深入了。羅龍章：《椿園載記》第26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89年版。

陳獨秀對申請早畢業(yè)的學生“光火”是以堅持讓學生在校多研究社會重大問題的原則為前提，并非顯擺“學長”的威風；他的豁達以至接受學生的合理意見，則顯示了他的民主色澤。

而許德珩的那篇《我和陳獨秀》則更有趣地再現了陳氏風格：

蔡元培到來之前的北大，校風很腐敗，學生自由散漫，紀律松馳。蔡到校后，力圖改革，整頓校風。陳獨秀來校任文科學長，和蔡元培一起，積極推動北大的改革。

陳獨秀在整頓上課紀律當中，還與我鬧過一場誤會。當時我們班上有一同學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經常缺課，并叫人代他簽到。陳獨秀不調查研究，誤聽人言，就把這件事記在我的身上，在布告牌子上公布我經常曠課，記大過一次。我當時是一個窮苦學生，冬天穿夾衣過冬，宿舍里沒有火，所以我不是在講堂上，就是在圖書館里。當我見到這個記過布告時，十分驚異，并極端憤怒。我一怒之下，就把布告牌砸碎了。陳獨秀性情一貫地急躁，他也大怒，對我的砸布告牌又記了一過。我又把第二個布告牌砸了，并站在他的辦公室門前，叫陳獨秀出來同他說理。此事立即叫蔡校長所知，經過蔡的調查，才知道是陳獨秀搞錯了，叫陳收回成命，并向我進行勸慰，此事遂告平息。這也就是陳獨秀認識我的開始?！痹S德珩：《我和陳獨秀》，《黨史研究》198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