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這些話,是在五四后幾十年寫的。若擱在當時,或許有誣蔑革命學生之嫌。蔣當年是個辛勞的管理者,個中滋味刻骨銘心。難怪幾十年過去了,提起往事,還抑制不住有情緒化的因素。但他揭示了一個殘酷的實事:“有紀律的抗議”者有可能迅速地墮落為無紀律的勝利者。這在中國,“五四”不是首例,也不是最后一個。
無紀律的勝利者,不安于平靜的校園生活,難免要鬧出點什么亂子來?!爸v義風潮”即一典型個案而已。
客觀地說,說到講義風潮的緣起,不能不涉及到1922年的教育經費積欠問題。由于連續(xù)五個月的經費積欠,招生工作停頓,新學期無法開學。“校長等既無唾面自干之大度,尤缺無米為炊之能力?!北贝髮W生講義原是免費的。但正是由于經費緊張,學校經評議會開會決議,被迫采取對講義一律收費的新舉措。這項決議引起部分學生的不滿,于10月17、18日,連續(xù)沖擊會計課和校長室,“要求將講義費廢止”,并有過激言行:“對于職員肆口謾罵,并加恫嚇?!?/p>
在此關鍵時刻,如蔣夢麟說,蔡校長趕到現場,告訴他們必須服從學校規(guī)則。學生們卻把他的話當耳邊風。群眾涌進教室和辦公室,要找主張這條“可惡的”規(guī)定的人算賬。蔡校長告訴他們,講義費的規(guī)定應由他單獨負責。
“你們這班懦夫!”他很氣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兩只拳頭不斷在空中搖晃?!坝心懙木驼堈境鰜砼c我決斗。如果你們那一個敢碰一碰教員,我就揍他?!?/p>
群眾在他面前圍了個半圓形。蔡校長向他們逼進幾步,他們就往退后幾步,始終保持著相當的距離。這位平常馴如綿羊、靜如處子的學者,忽然之間變?yōu)檎x之獅了。蔣夢麟:《西潮·新潮》第131-132頁。
曹建寫于1952年的回憶文章也記述了這一事件,不過比蔣氏的描寫更見傳奇色彩:
某日下午,不逞的學生鼓眾擁至總務處門口尋找沈氏,(按,即沈士遠,時任庶務部主任)聲勢洶洶,先生聞聲挺身而出,厲聲問道:“你們鬧什么?”為首的學生說:“沈士遠主張征收講義費,故來找他理論?!毕壬f:“收講義費是校務會議決定的,我是校長,有理由盡管對我說,與沈士遠無關?!比罕娙院魢[要找沈氏,先生亦大聲呼道:“我是從手槍炸彈中歷練出來的,你們如有手槍炸彈盡不妨拿出來對付我,我在維持校規(guī)的大前提下,絕對不會畏縮退步!”曹建:《蔡孑民先生的風骨》,見《蔡元培先生全集》,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人們對蔡元培這位好好先生變?yōu)椤罢x之獅”的故事津津樂道(蔣夢麟就不止一次道及),是在稱道他“白刃可蹈的中庸(蔣夢麟語)”“處小事以圓,而處大事以方”的風骨(陳源語)。
而蔡元培自己的著眼點似不在此。其實蔡元培對勝利的學生運動心存憂患。早在1919年5月間離京出走時,蔡元培就曾與蔣夢麟言及,他從來無意鼓勵學生鬧學潮,但是學生們示威游行,反對接受凡爾賽和約有關山東問題的條款,那是出乎愛國熱情,實在無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后將不容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后他們的欲望恐怕難以滿足了。蔣說,這就是他對學生運動的態(tài)度。有人說他隨時準備鼓勵學生鬧風潮,那太歪曲事實了。蔣夢麟:《西潮·新潮》第125-126頁。1919年7月9日,他曾致電全國學聯,語重心長地說:“惟深望諸君亦能推愛仆之心,有所覺悟;否則教育前途,必生障礙。非特仆難辭咎,諸君亦與有責焉。”《益世報》1919年7月14日。當時北大“諸君”都沉浸在校長復校在即的喜悅中,沒有幾個人去想如何對教育前途負責。
羅家倫回憶說,蔡元培常說“官可以不做,國不可以不救”,但是,“到五四以后學生運動發(fā)現流弊的時候,他又發(fā)表‘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名言”(《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白x書”與“救國”看似并置兼重,但在蔡元培的思路中無疑有所側重:如果說五四前他更看重上句的話,那么,五四后他顯然更強調下半句--可說這種認知此后持之以奉終生。比如,五四一周年,他專門撰文稱:“人人都知道罷工、罷市損失很大,但是罷課的損失還要大”,希望學生“打定主義,無論何等問題,決不再用自殺的罷課政策”(《去年五月四日以來的回顧與今后的希望》)。1922年的講義風潮中,面對洶涌的人群,他憤怒地說:“我和你們決斗?!奔词乖谡睫o去北大校長一職,不再擔當具體管理之責后,蔡元培也沒有改變其主張:1928年,他在西湖國立藝術院開學儀式上的講演題目就是《學校是為研究學術而設》;同年,在全國教育會議上,針對“五四運動以來,各地學生竟為愛國運動”之現狀,他再次呼吁“救國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圖,還在學術?!眳㈤嗋嵱隆恫淘嘤凹返?48頁。
具體到“講義風潮”,蔡元培在提交政府的辭職報告中說:
此種越軌舉動,出于全國最高學府之學生,殊可惋惜。廢置講義之事甚小,而破壞學校紀律之事實大,涓涓之水,將成江河,風氣所至,將使全國學校共受其禍。言念及此,實為痛心。此皆由元培平日訓練無方,良深愧慚。長此以往,將愈增元培罪戾。迫不獲已,惟有懇請辭職。
與蔣夢麟對學生的怨責不一樣,蔡元培的辭呈充滿了自責。他更擔心的是北大在全國的影響,這種“破壞學校紀律之事實”若擴散開來,“風氣所至,將使全國學校共受其禍?!边@才真的事關“教育前途”啊。他以“訓練無方”,引咎辭職。
蔡元培的辭職,引發(fā)了總務長蔣夢麟、庶務部主任沈士遠、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出版部主任李辛白、數學系主任馮祖荀的辭職。這些啟事刊布后,北大學生相顧失色,召開緊急大會,議定派代表至蔡宅挽留,并至總統府、教育部聲明此系少數學生所為,請代為挽留。蔡元培這才收回辭呈,回校重新主持校務。最后以開除預科法文班學生馮省三為代價而平息“講義風潮”。近年有人為林紓的那個學生張厚載的被開除而鳴不平;相對而言,這位馮省三的被開除還真令人“三省”哩。周氏兄弟就曾為之鳴過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