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把你的意見反映給博古同志和李德同志，希望能收回原決定?！?/p>

自然，毛澤東如此而為是有的放矢，或曰是心中有數的，故對此沒再說什么。他沉吟片時，又問：

“我聽說你已下達命令在于都河上架橋，是這樣的嗎？”

周恩來點了點頭。?

“我比較了解于都的情況，還是由我趕去組織實施架橋的任務吧！”

“那子珍和孩子……”

“交給你們來處理吧！”毛澤東說罷，就騎馬趕往于都了。

五

隨著紅軍突圍轉移的日子一天天地臨近，壓在周恩來肩上的擔子也就越來越重了。舉例說，“三人團”作出決定：紅軍戰(zhàn)略轉移的時候要重新進行軍事編隊。博古、李德說罷就算了事，而具體實施軍事編隊的任務就又得落在周恩來的身上。平時做這樣的工作雖較棘手，但因多是上級對下級整編，只要大體公正、合理，適當地照顧一下山頭和人事關系，依靠行政命令就行了?？墒乾F在是非常時期，不僅涉及誰去誰留，而且首先是對中央機關進行編隊。這樣一來，毛澤東向他反映的兩個問題就必須首先解決。怎么辦？只有請來博古、李德召開“三人團”會議復議。為了能使博古、李德接受他的意見，還要從各個方面力陳利害。結果，仍然避免不了無謂的爭論。

“我認為毛澤東的建議是有道理的，把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洛甫同志，還有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同志分散到各個軍團去是不合適的。同時，也是不利于紅軍進行戰(zhàn)略轉移的?！?/p>

當初，博古和李德作此決定完全是從宗派主義立場出發(fā)的。因為他們清楚毛澤東、博古、王稼祥在軍事路線上持有不同的意見，如果要他們隨中央一起轉移，勢必會生出許多不必要的麻煩，恐怕會干擾他們指揮的權威性。另外，關于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有所接近的風聲也傳到了他們的耳朵里，他們擔心把這樣三位有影響的中央領導搞到一起，其后果是不堪設想的。自然，像他們這樣一級的人物是絕不會坦言上述想法的，而是采用政治家所慣用的手法——用冠冕堂皇的理由封住對方的嘴，進而達到既定的目的。因此，聽完周恩來的意見后，博古不動聲色地說道：

“老毛的意見是有道理的。但是，紅軍轉移能否取得勝利，關鍵是各個軍團能否堅決貫徹‘三人團’的指揮意圖。因此，我認為把一些中央領導同志分散到各個軍團中去的做法是正確的。”

按照往?！叭藞F”開會的慣例，博古談完意見之后，他會尋求自己的主心骨、洋顧問李德的支持的。為此，周恩來有意地問道：

“李德同志，你也談談自己的意見嘛！”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于一九零零年生于德國慕尼黑。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因支持左翼社會主義者而加入德國共產黨。一九二三年作為德共秘密組織的成員，與蘇聯發(fā)生秘密關系，加之參與創(chuàng)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戰(zhàn)斗和工人起義，被控有叛國罪，遭德國當局逮捕監(jiān)禁。一九二八年越獄后秘密逃往蘇聯，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并出任騎兵師參謀長。一九三二年受共產國際派遣來中國，是年秋到達上海，在中央軍事顧問委員會工作。在這期間，成為博古等人的依賴。翌年九月，他歷盡艱險，有時還要采用化裝成洋神父等辦法才進入中央蘇區(qū)。這時，早已進入中央蘇區(qū)的博古等人業(yè)已控制軍事指揮大權，并提出將中央紅軍主力分離作戰(zhàn)的方針，實行所謂的“兩個拳頭打人”，使紅軍遭受不小的損失。博古面對敵人已經開始的大規(guī)模的第五次“圍剿”束手無策，雙手把軍權交給了剛剛到中央蘇區(qū)的李德。博古不懂軍事，李德也不了解紅軍的戰(zhàn)略和戰(zhàn)術，因此他們放棄過去幾次反“圍剿”行之有效的積極防御方針，按照蘇聯教科書上說的正規(guī)軍隊作戰(zhàn)的方法，教條地提出要進行“中國兩條道路的決戰(zhàn)”，在黎川失守之后又命令紅軍主力北上，“御敵于國門之外”，實行所謂“不讓敵人蹂躪一寸蘇區(qū)”土地的方針。結果，一步一步地把中央蘇區(qū)的土地交給了蔣介石，最后不得不進行戰(zhàn)略轉移。在一年多的指揮戰(zhàn)爭的實踐中，他獨斷專行，聽不得一點不同的意見，在博古等人的支持下，殘酷地打擊、迫害了一大批有軍事才干的中高級指揮人員。誠如前文所述，此次戰(zhàn)略轉移的決定、黨政軍高級干部的去留，均由他和博古議決。本來，他聽完周恩來的講話之后，就想斷然否決毛澤東同志的提議。后來，他聽了博古這番十分策略的話后，便操著西方大政治家的口吻用俄語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