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蟻族”群體獲得社會關注后，有些人認為“蟻族”是一個偽問題，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自然消失，不需要重視，更無需刻意去解決。還有些評論家將“蟻族”和文革時期的“知青”進行對比，認為現(xiàn)在的大學畢業(yè)生可以接受到很好的教育而且不會承受被批斗和上山下鄉(xiāng)的風險，已經(jīng)很幸福了，“蟻族”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更有甚者認為我將幾百萬人的苦難放大，用心險惡，居心何在？

其實，《蟻族》一書全部是原生態(tài)的描述，這本書不是報告文學，更不是虛構故事，書中的數(shù)據(jù)和陳述均基于科學的調(diào)研和嚴格的錄音整理，根本不存在“刻意”放大或回避某些問題的處理。令人慶幸的是，我保留了所有的原始資料，以備歷史的檢驗。

而對于上面那些質(zhì)疑的觀點，我總在想，社會在進步，如果老是和以前比，那肯定是好的，可是這又有什么意義？未來的前進動力又在哪呢？年輕時多吃苦是人生的必經(jīng)階段，這無可厚非，“蟻族”自身的奮斗也說明了這一點。但同樣不容回避的是，“蟻族”現(xiàn)象也確實反映了中國社會一些深層次的問題：“蟻族”是名副其實的“窮二代”，他們勤奮苦讀考上大學，但目睹同學中“富二代”、“權二代”畢業(yè)后輕易獲得好職位，買房買車，自己卻從村到村，求職艱難，他們對貧富差距、社會不公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對于吃苦，“蟻族”們從不害怕，但他們心中會不由地產(chǎn)生這樣的疑問：為什么吃苦的不是“富二代”和“權二代”，而總是我們？難道就因為我“沒有一個好爸爸？”

作為一名學者，在弱勢貧富的利益搏欒中，我的“居心”只能選擇在弱勢群體一邊。學者的作用，正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社會具體搏欒點上的力量對比，改善弱勢群體無力自保的境況，使他們擁有一定自保能力，減少所受侵害。學者的這種作用，對社會穩(wěn)定至關重要。它可以使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傷害受到一定限制，弱勢群體在承擔改革成本的同時，其最基本的權益有望得到保障，社會矛盾不會過度激化，沖突不會走向極端。所以，對“蟻族”這種善惡美丑利弊交纏的復雜現(xiàn)象，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視角可以作出不同的選擇，進行不同的評判；但是作為一名學者，我別無選擇，因為這是由我的身份決定的。“世界上有一個人是饑餓的，我是饑餓的；世界上有一個人是貧窮的，我是貧窮的！”知識分子應當有這樣的責任和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