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梁啟超在訪問歐洲一年后，寫下《歐游新影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歐洲，滿目瘡痍，十分蕭條，梁啟超認為這是科學破產(chǎn)所致，于是對他一直以來所向往的西方文明與科學產(chǎn)生了懷疑。他接受了1917年史賓格勒歷史哲學名著《西方的沒落》的觀點，認為文明像生命一般誕生、茁壯、衰老，而后一去不返，西方文明的象征是“無窮的空間”，中國文明的象征是“道”，西方必須要向東方學習。

對歐美政治學說及其理想王國的質(zhì)疑和幻滅，對國內(nèi)現(xiàn)狀的不滿以至絕望，加深了梁啟超到學術中去求解脫求出路的決心。他回歸了書齋，回歸了國學，立志通過國學的研究和傳播，“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在學術界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具體的方法就是重新提起對傳統(tǒng)文化的信心，批判地總結中國古代文化遺產(chǎn)，以西方的方法進行研究，中西結合，“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非中非西之新學派”。

這一時期的學術研究，梁啟超是從“整理國故”開始的。從歐洲回來之后，他就與胡適等人一起積極參與了整理國故的運動，并成為國粹主義史學派的中堅。1923年發(fā)表的《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提綱挈領地介紹了中國在經(jīng)學、史學、文學以及子部、集部、雜論等方面幾百本要籍的精華所在、攻讀要點與具體方法。

梁啟超認為史學是國學最重要的部分，所以他的國學研究也以史學為第一重頭戲。他先后撰寫了《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及其補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煌煌專著。

《清代學術概論》論析有清一代學術思想，涉及哲學、經(jīng)學、史學、考古學、地理學、金石學、文獻學、佛學、美術、詩歌、歷法、數(shù)學、水利等學術領域，而貫之以時代思潮興盛轉承的主線，被后世研究者稱為“近代學術史上的一件珍品”。它第一次突破了傳統(tǒng)學術史以“學案”為框架的體例，而以“時代思潮”為主軸來闡述有清一代學術思想；它是我國第一部系統(tǒng)總結清代學術思想史的著作；它把中國近三百年視做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力圖從中梳理出中國文化邁向近代的歷史進程，更被后世研究者高度評價，認為這是“五四運動所促成的中國資產(chǎn)階級啟蒙意識進一步覺醒的思想表現(xiàn)和學術成果”。

1924年，梁啟超出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該書與《清代學術概論》異曲同工，相輔相成。兩書的研究對象一致，但著重點有所不同?！肚宕鷮W術概論》篇幅較小，言簡意賅，重點在“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篇幅較大，內(nèi)容充實，重點在“史”。兩書相互補充，相互發(fā)明，從不同的視角，開拓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的研究。該書與后來錢穆所撰的同名著作各領風騷，并行于世，為清代學術史的研究奠定了基本格局，在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影響深遠。

《先秦政治思想史》分析了先秦政治思想四大潮流：儒、道、墨、法四家，除了扼要的編列，并提出其個人精辟的見解。此書有助于讀者對上述四家的了解﹐兼可領悟研究哲學和史學的方法與態(tài)度。在這本書中，梁啟超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學術見解，例如首次提出“人治主義”和“法治主義”的概念，并用之來概括中國儒法兩家的政治主張。自此，“法治”一詞才在中國傳播開來。

梁啟超還先后出版了《中國歷史研究法》（1922年）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1926年）兩部著作，批判地吸收中國傳統(tǒng)的治史方法，大膽借鑒西方近代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手段，標志著新史學的成熟：舊史學的服務對象是帝王將相和士大夫，新史學的服務對象是國民；舊史學的研究范圍囿于政治史，新史學則將研究視野拓展到整個社會。兩書問世以來，流傳甚廣，被譽為治國史者的指南針。

圍繞著新史學的創(chuàng)立，梁啟超對地理學、經(jīng)學、諸子學、考據(jù)學、小學、音韻學、目錄?？睂W、譜牒學、金石學、考古學，都在整理舊有成績的基礎上進行了認真的研究，為這些學科的發(fā)展作出了卓著的貢獻。這一時期的梁啟超，成為了整理國故的行家里手，是同代人中的國粹巨擘。他以一代宗師的身份，打通了建設新國學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