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意識到,歐洲的事態(tài)發(fā)展已經(jīng)超出了美國的政治時間表,他在12月20日建議挑選一名懂國際事務的人作為他的顧問,比如說歐文·楊格(Owen Young)、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即Edward MHouse?!g者注),或者可以是莫利之外的幾乎任何人。羅斯福承認,“對英國人很可能要做特別的考慮,因為在債務清償問題上,我們對他們比對我們?nèi)魏纹渌膫鶆諊驾^少仁慈”。但他強調(diào),任何債務談判都要等到3月4日之后,由經(jīng)他自己任命的官員來進行。至于這次經(jīng)濟會議,債務問題不應該在會議上提出來,因為它是一個令人討厭的枝節(jié)問題。畢竟債權國從來都不想聽到債務國為什么無法清償債務,而是寧愿一心一意地專注于所欠的債務。不管怎么說,羅斯福所主要關心的是美國的經(jīng)濟,因而他決定,在他3月份主政之前,沒有必要再就債務問題與胡佛、史汀生或其他人見面了。
在摩根公司的合伙人羅素·萊芬韋爾(Russell Leffingwell)的帶領下,國際主義者們試圖將國務院中的民主黨人士諾曼·戴維斯(Norman Davis)提升到一個具有影響力的職位。莫利“確信他想把債務踢開,為恢復對歐洲的私人借貸提供方便?!绷_斯福讓戴維斯跟著莫利和塔格維爾在1月20日與史汀生在國務院見面,就計劃于夏天在倫敦召開的經(jīng)濟會議的議題起草一份對英國人的答復,這時戴維斯的命運就注定了。在戴維斯站到了史汀生的立場上以后,羅斯福從此就選擇不再聽取他的建議了。
對于在1月20日的會議上與歐洲談判出等價交換的前景,塔格維爾重復了羅斯福的觀點,即美國經(jīng)濟的恢復實際上并不需要英國或法國在關稅上的讓步。所需要的是國內(nèi)信心的恢復。承認德國的戰(zhàn)爭賠款無法償付,會給盟國提供機會,即聲稱這會使它們失去支付其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債務的錢。它們會要求美國對它們自己的債務做出讓步,以此作為回報,這樣它們的債務清償才能降至它們的償付能力以內(nèi)(事實上,史汀生這一天的日記顯示,在與歐文·楊之間在紐約進行的會談中,英國希望“就債務問題達成一項獨立的解決方案,無須任何讓步作為回報”)。
因此,對當時正在起作用的金融動態(tài)視而不見是受美國的自我利益——也就是說,美國政府作為債權國的利益,對此東海岸的銀行利益已經(jīng)意識到這是與它們自己的私人野心背道而馳的——所支配的立場。塔格維爾和莫利拒絕授權發(fā)表一份聲明,承認美國將在倫敦會議上解決債務問題。他們還強調(diào),史汀生對英國外交照會的答復必須要抵制這樣的觀點,即在債務問題上做出讓步可以構成貨幣穩(wěn)定的基礎。美國主要的國際主義報紙可以同意歐洲的不償付戰(zhàn)爭債務的民意,但國會不打算讓歐洲從債務中脫身。另外,影響到選民和國會議員所關心的地方利益的關稅問題和貿(mào)易問題,可以召開一次國際會議加以解決。羅斯福的顧問們希望會議的議題僅僅限于這個領域。
史汀生頗為氣憤,他指責塔格維爾“企圖破壞我在整個任期里面一直在做的每件事情”,而且他說他會“在國務院的文件中留下一份備忘錄,記錄下他的成熟的判斷,即另一條道路更為可取”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97—100頁,以及《首次新政》,第52頁以下,引自塔格維爾:《新政日記注釋》,第71頁以下。。莫利在自己的書中說,對此他根本不在乎。民主黨的自由派國際主義人士被推到了政治的邊緣。赫爾作為國務卿所起的作用,只不過是為新政的倡導者提供一層保護色。
1月24日,在得到在國務院進行的會議陷入僵局的通知后,財政大臣內(nèi)維爾·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發(fā)表了一篇講話,采取了“這樣的立場,即欠美國債務的清償必須金額很少,而且必須是最終的清償”。這一次英國沒有提出等價交換。最終攤牌的局面很明顯在所難免,而從羅斯福的團隊這一方面來說,他們不打算做出任何的妥協(xié)。
當英國大使羅納德·林賽(Ronald Lindsay)被召回倫敦提供咨詢時,羅斯福向史汀生提議,如果羅納德爵士先來他正在那里休養(yǎng)的溫泉療養(yǎng)院與他談一談,這樣做可能會澄清一些事情。1月28日,羅納德來了,羅斯福在與他的討論中概括了美國的邏輯思路,即如果歐洲削減其軍費開支的話就能夠支付債務,而且無論如何,“英法兩國的國民在這個國家里擁有大量的證券和其他財產(chǎn),它們可以在一定限度內(nèi)用來進行債務的轉(zhuǎn)移”莫利:《七年之后》(1939年版),第104頁。。正如下一章所要指出的,美國的外交人士在1940年至1941年年間仍在提出后面這一點要求,而這時,針對最終將這個國家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納粹的侵略,他們正在就租借法案以及美國對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提供支持進行著談判。